【摘要】 作为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系统性文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其“体大虑周”“笼罩群言”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后世文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十分重视文章的体制规范，《文心雕龙》中的二十篇“论文叙笔”充分体现了他的“变体”观。刘勰认为，各体文章可以在“以本采为地”的基础上，实现“契会相参，节文互杂”之变;文章的“功能”“体势”“体貌”等构成了一类文体的基本特质，这些特质都可以进行“变体”，但不可全变;此外，文章本身所需要传达的“情志”以及“宗经”原则不可变。刘勰对不同文章“体制相参”所做出的评价，看似前后矛盾，实则暗含着对于文章“变体”之“度”的把握。

【关键词】 刘勰;变体;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15-03

《文心雕龙 · 通变》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可见在刘勰的文体观中，文章之“体”是恒定的，文章之“变”只能在保持文之常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对于文章之“变”，吴承学先生曾在《辨体与破体》一文中，以《定势》篇“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为例，指出“刘勰既承认文体的相参，又强调文体的本色”“文之大体，也就是文体的‘度’，在这个‘度’内，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一旦超过‘度’，也就破坏了问题固有的美了”[1] 。

综合以上观点可进行深入探究：刘勰所持之“通变”观与其“契会相参，节文互杂”的观点是否矛盾？其所谓某一类文体的“本采”究竟为何？其所谓的“文之常体”包含了哪些方面？在何种标准下或是何种范围内的文体互参，才能够被刘勰承认为“变体”，而非“讹体”与“谬体”？研究以上问题，能够揭示出刘勰对于文章体制规范“度”的把握，从而促进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深入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对“体制相参”的矛盾态度暗含对

“变体”之“度”的把握

在二十篇“论文叙笔”中，刘勰以大量篇幅描述了各类文体“体制相参”的现象，并且对之持以肯定态度。

比如，在《祝盟》篇中，刘勰提到“祭而兼赞”“策本书赗，因哀而为文，是以义同于诔……颂体而祝仪”，阐述了“祭文”与“赞”的相交，“哀策”以“诔”为内容、以“颂”为主旨、以“祝”为形式的文体特点;再如，在《诔碑》篇中，刘勰以“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以及“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详细论述了“诔”“传”“颂”“碑”“铭”这几种文体之间的互参;同样地，在《颂赞》篇中，刘勰亦论及“赞”是“颂”之“细条”。黄侃先生的《札记》又在刘勰论“颂”的基础上，详细追溯了“颂”的流变，得出“赞”“祭文”“铭”“箴”“诔”“碑文”“封禅”这些文体，“皆与颂相类似”[2]62的结论。这类文体虽然产生有先后，但在内容形式上几乎都有交叉。

对于一些“变体”出色的文章，刘勰亦有所夸赞。例如，在《哀吊》篇中，刘勰以“卒章五言，颇似歌谣”表达了对崔瑗哀辞的认可;而对于潘岳“结言摹诗，促节四言”的哀辞，刘勰更是给出了“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的高度评价;甚至，对于司马相如“吊二世，全为赋体”这类对文体所进行的颠覆性改造，刘勰都没有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文体互参的多样形式，秉持着很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然而，同样是“化而为赋”，刘勰对后世的“吊”却表达了很明显的不满，认为其“华辞末造，华过韵缓”，这似乎与此前对待司马相如之文的态度有所矛盾;同样地，在《铭箴》篇中，刘勰虽然赞赏蔡邕的铭文，但对于他写作“朱穆之鼎，全成碑文”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他只顾沉溺于自己拿手的文体，却不顾对“铭文”与“碑文”所造成的文体混淆;另外，在《颂赞》篇中，对于班傅、马融、崔瑗和蔡邕将“颂”写成“序”“引”和“赋”的体制，刘勰称之为“谬体”“弄文而失质”;对于魏晋时期的“颂”呈现褒贬混杂的情况，刘勰称之为“讹体”。

同样是文章体制的参杂与文体功能的扩展，刘勰为何对某些变体的要求表现得如此严苛呢？这些论述看似与刘勰“变体”观的包容性相矛盾，实则暗含着刘勰对于“变体”之“度”的把握。

二、文体中“可变”的特质

传统文论的“功能”“体势”“体貌”等方面构成了文章能够成为一类“体裁”的基本特质。在刘勰的“变体”观中，不同文体之间的“功能”“体势”“体貌”可以在作家的妙笔之下，得以互相借鉴与融合，在汲取各家优点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一）“功能”之变

例如，在《明诗》篇中，刘勰就论述了从夏商周到汉朝再到建安初年，“诗”的形式从“四言”发展到“五言”的过程，“诗”的主要表达对象亦从政治意义上的“顺美匡恶”转向至《古诗十九首》中的“附物切情”和建安文人的“述恩荣、叙酣宴”，更加注重个人际遇与个体情感的抒发。

再如，在《颂赞》篇中，刘勰以“赞”为“颂”之“细条”。“颂”体内部的种类流变已相当繁多，而“赞”的功能，则是在“美盛德而述形容”的基础之上，扩展为“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也就是在表述对象和表达色彩方面，相对“颂”都有了一定的扩展。

又如，在《论说》篇中，刘勰谈及“论”的“条流”，分为“议”“说”“传”“注”“赞”“评”“序”“引”这八种名目，分别指向“宜言”“说语”“转师”“主解”“明意”“平理”“次事”“胤辞”这八种论说功能。这些“条流”使得“论”的功能有所扩展。

（二）“体势”之变

“体势”者，“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刘勰认为，不同文体之间的体势可以融会贯通，善于作文的人，正是精于通变文章体势之道。

例如，屈骚变“诗”之典雅为艳逸，“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对于其在表现方式上对“典诰之体”“比兴之义”的化用，刘勰认为其达到了忠君规讽的目的，因此对之呈欣赏的态度。

再如，刘勰视“五言”为“四言”的变体，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四言诗因其“持之为训”“順美匡恶”的历史功能，秉持着“雅润”的体势;而五言诗之“清丽”，则表现在《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张衡《怨篇》的“清典可味”以及建安诗歌的“独立不惧，辞谲义贞”……

然而，当刘勰在《定势》篇中论及“赋颂歌诗”的体势时，则称“诗”之理想状态应为“清丽”。也就是说，他已经将原本属于五言诗的“清丽”面貌，融汇到了四言诗的体势之中，实现了诗歌“体势”的流变。

（三）“体貌”之变

对于诗赋体貌的流变，刘勰对屈骚“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的盛美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失其实”的写作风格不仅继承了“诗”的风流，也为后世“赋”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及至论赋，刘勰亦认为“赋”能够从“古诗之流”、也即“六义”的附庸地位中兴起，终成蔚然大观，也正是缘于其超越诗体风貌、“极声貌以穷文”的盛大气象。

即便是“本体不雅”的“谐”体，也同样在文体的流变中实现了体貌的渐变。由“谐”至“讔”再到“谜”，文章体貌愈见曲折。“谐”者，“辞浅会俗”，文辞以“微讽”“倾回”为主。“谐”的用辞浅显通俗，或婉转、或诡诈，其目的往往是用于讽谏;“讔”者，“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往往是用隐约的言辞来暗示某种含义，或是用曲折的比喻来暗指某件事物，“谐”与“讔”互为表里，而“讔”之曲折比“谐”更进一筹;“谜”之曲意则更甚，其言辞曲折交错、使人迷惑，“回互其辞，使昏迷也”“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当“谐讔”发展到“谜”时，其文貌更为纤细巧妙，文辞更为含蓄，而一旦悟出谜底之所在，其所喻亦不失明朗。但无论其文貌经历了怎样的流变，“谐”本身“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的箴戒功能并没有消减。

由是观之，刘勰所把握的“变体”之“度”，是尊重并赞赏文章“功能”“体势”“体貌”因时而变的。刘勰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章“变”之关键，正是在融通于相对稳定的文章创作法则基础之上，“酌乎纬，变乎骚”，让“文辞气力”顺应时势的发展而变化通达，采时文“雕蔚”之美，酌奇保贞、玩华保实，以期实现文章的永生。

三、文体中不可变的原则

既是“文之体有常”，且须“各以本采为地”，可见文体中那些不可变的因素就是“变体”的关键。其一，文体基本特质虽可变、但不可全变;其二，文章本身所要表达的情志不可变;其三，“宗经”原则不可变。

（一）文体特质不可全变

统观刘勰在文体论中对各类变体所表达的态度可知，虽然刘勰赞赏各类文体“体制相参”的流变与发展，但对于把“吊”写成“赋”、把“铭”写成“碑”、把“颂”写成“序”“引”等现象，刘勰是相当不满的。“文体功能”“体势”“体貌”等这些文体的基本特征可以“相参”，但不可全变。作家不顾文体混淆地任性使才，把文章完全写成了另外一种文体，则是“弄文而失质”，使得文体失去了本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刘勰之所以对司马相如“吊二世，全为赋体”表达了一定的包容度，关键原因在于相如之“吊”达到了“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平章要切，断而能悲”的境界。尽管司马相如也混淆了“吊”与“赋”的文章体类，但因其文章对主体情志的表达，并未失却“吊”本身所需表达的“哀而有正”的主体情志，因此刘勰对此才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二）“情志”不可变

所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在刘勰看来，文章所要表达的主体情志，应当是文体划分的关键之处，这点可以在刘勰所批判的各类文章中见出端倪。

例如，在《明诗》篇中，谈及晋诗“轻绮”，刘勰认为其“力柔于建安”“流靡以自妍”“溺乎玄风”，失于陈腐浮疏，浮于艳发绮丽，失去了诗体本应有的气度与感染力;再如，在《哀吊》篇中，刘勰就明确表达了对苏慎、张升的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心实”“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的批判。苏张之文的华而不实、难表情志，正是其难以比肩司马相如之吊文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宗经”不可变

在肯定屈骚伟大意义的同时，刘勰对其中“诡异”“谲怪”“狷狭”“荒淫”之旨持否定态度，因其“异乎经典”而不可取;在评价崔瑗哀辞时，刘勰亦认为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的措辞“仙而不哀”，未能抒发其真实情志。由此可见，在刘勰的变体观中，其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关键就在于需要做到“参古定法”。“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刘勰认为，只有做到对“经典之范”之“熔铸”，对“子史之术”之“翔集”，对“情变”之“洞晓”，在取法经书、贯通历史典文的基础上，将经典之要义熔铸于心，将子书史籍之风骨内化于心，将古今情势之演变通晓于心，才能拥有得以新变的“不竭之源”，从而实现与古人情感的交流与共鸣，才能以一种通达的境界为文，创作出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

总之，在刘勰看来，文章变体之基础，莫过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只有根植于儒家经典，文章之树才拥有使其能够常青的灌溉之源。

四、结语

如此看来，刘勰对文章体制相参之“度”的把握便十分明晰了——在保持住“宗经”原则、文章“情志”以及文体基本特征的条件下，不同文体之间在“文章功能”“体势”“体貌”等方面可以互相借鉴，最终实现文体的发展与流变。刘勰的“变体”观既具辩证性也具历史前瞻性，为后世文体的流变勾勒出了一个基本轮廓。

参考文献：

[1]吴承学.辨体与破体[J].文学评论，1991.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赵俊玲.刘勰的“破体”观[J].求是学刊，2017.

作者简介：

江俊超，女，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