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泰山摩崖；经石峪金刚经；纪泰山铭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20）05-0014-04

【作者简介】郭名峰，海南师范大学（海口，571158）美术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倪文东教授访问学者。

在登临泰山的过程中，一路观赏众多古今摩崖刻石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纪泰山铭》两处巨型摩崖刻石，气势恢宏，令人震撼。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简称《泰山金刚经》（图1），北朝时期刻于山东泰山斗母宫东北一公里经石峪山谷的花岗岩溪床，明代隆庆年间万恭在旁刻有“曝经石”，故此摩崖又有“晒经石”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其没有题记、刊刻年月和经主、书丹者姓名，后经金石专家考证，书者有可能是北齐书家僧安道一。尽管书刻者无定论，但并不影响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位置和后人的关注喜爱。

刻石南北长56米，东西宽36米，计2000多平方米，是古代汉字类刊刻面积最大的刻石作品。隶书体，内容为佛教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经文分上下两卷，32篇，共5198字。据文献记载，泰山经石峪镌刻了第一篇至第十六篇，计3017字。因年月久远，日晒雨淋，加之溪水冲刷磨损，现仅存1000余字，40行。字径多在50至60厘米，最小者有30厘米，最大者为第六行第15字“今”，高49厘米，宽75.5厘米，引人注目（图2）。因其深居山中，路途不便，被发现和认识较晚，且字径较大而不易摹拓，至清代中期碑学研究兴起时才逐渐为书界和考古界所研究和推崇。

驻足在这宽博大气的刻石前，通观其全貌，最大的感受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艺文交臻，高度统一，实为不可多得的书法妙品。融行草之情与篆籀之韵为一体，凝神静气。作为刻经书法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戾气和纤巧华饰的媚态，风神淡泊，神态安详，颇具佛家慈悲宽容与智慧圆融之大气象。

《泰山金刚经》以隶书形态为主，兼具楷书特征，偶有篆意草情，蕴含着独特而鲜明的技法形式和审美风格。首先，用笔初看横平竖直，合规中矩，形态憨拙，但细加品析会发现入笔时藏时露、笔势或中或侧、行笔提按顿挫有致、收笔有回有出，线条变化微妙。其笔画不具“蚕头燕尾”特征，但波磔分明而舒展，尤其在某些字中，经常将横、捺笔画重按而极富视觉冲击力，但与整体并无不和谐感，颇具活泼效果，最突出的如“人”“受”字的捺笔，格外夸张而显眼。还有的单字某些笔画也刻意重按或放逸，以达到字势平衡的效果，如“一”“世”“不”“也”“心”等字。其次，字形处理上较平常结体呈上缩、中满、下敛的特征，形体显得极为饱满，同时笔画形态为适应这种结体特征也随之灵活调整，变化丰富。这是北齐经派刻石书法系列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如“常”“宁”“妄”等字，上方的点或竖仅稍露头而不张扬；如“能”字左旁收敛，右旁宽松，中心部分都倾向宽松；笔画较少的单字如“一”“二”“三”“人”“入”等效果更是如此。因此，结构总体上匀称而不拥挤，面貌具有别样的空灵感。这种结体和字形特色应该是书法史上的一种创举，后世书家对此多有赞赏。此外，其具有的行草书结体技巧也是值得关注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字势的开合聚散与俯仰向背处理上，如“福”“德”“非”“以”等字，左右部分向背结合，在庄严肃穆中增添灵动飘逸。清代碑派代表书家康有为对北齐碑刻多有鄙薄，认为“率皆瘦硬，千篇一律”，但唯独对《泰山金刚经》推崇备至，誉为“榜书之宗”，对东坡曾言“大字当使结密无间”不以为然，指出“《泰山金刚经》正是宽绰有余耳”。

总之，《泰山金刚经》巧妙融合了雄强与柔美、伟岸与秀巧、张扬与含蓄，博大与微妙、华饰与简静、动变与平和等诸多对立统一的审美因素，产生了一种容纳诸美的绝妙书法面貌，其形式变化意识和高超技法水平耐人寻味。《泰山金刚经》字形巨大、篇幅面积浩阔，布局疏朗整齐，其书刻过程无疑是一项难度极高的系统工程。后人可以对当年制作过程的所有环节和个中艰辛进行种种设想，但作者的虔诚态度和超凡心境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人们面对它时所能感受到的除作品艺术价值之外的精神境界，宁静安详又生机盎然，雍容大度而气宇非凡，蕴含博大精深的内在伟力，震撼人心，折服众生，是留给后世的一份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纪泰山铭》亦称《东岳封禅碑》《泰山唐摩崖》，为唐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唐玄宗李隆基封禪泰山后撰文而铭刻于泰山大观峰南面的摩崖石壁上，这是需要登上泰山顶峰才能领略到的人文景观。此处削崖为碑，布满了历代题刻（图3），《纪泰山铭》是其中最著名的摩崖石刻。据相关文献可知，摩崖高1320厘米，宽530厘米。正文隶书24行，满行51字，现存1008字，字径16至25厘米；额题“纪泰山铭”竖排2行4字，字径45至56厘米，亦隶书。唐玄宗为宣扬国力，挑选不同颜色马各千匹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在大观峰凿出巨大摩崖石碑书刻《纪泰山铭》（图4为拓片），其形制端正、气势雄伟，是唐代摩崖和唐代隶书刻石的代表作。铭文赞颂了“五圣”的功绩，记载了封禅的起因和规模，描写了封禅典礼的过程，并明确提出封禅的目的为“福我万姓”，充分反映了唐玄宗“开元盛世”的雄心壮志和务实施政的特点。

唐玄宗李隆基酷爱书法，其隶书造诣尤深，为唐中期隶书代表书家和书法史上重要书家之一。他在1200年前亲手所书《纪泰山铭》，书法遒劲婉润，端庄浑厚，为汉以来帝王摩崖石刻之最，开隶书新面目，是唐隶的代表作之一，历代多有称颂。宋朱长文《续书断》云：“玄宗少能八分正书，锡之臣工，勒之金石，不倦于勤，尚艺之至。”清王澍《竹云题跋》称：“唐人隶书多尚方整，与汉法异。唯徐季海《嵩阳观碑》，明皇《纪泰山铭》为得汉人遗意。《孝经注》肉重骨柔，弗及也。”我们观此摩崖书法体势可知王澍所赞不虚。《纪泰山铭》以汉隶为宗，取法纯正，笔画遒丽规整，结体匀称端正，一丝不苟且从容不迫，在此基础上用笔更加粗厚圆劲，体态丰肥流美，当是中唐崇尚肥美的见证，尽显国朝帝王雍容大气风范。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是唐玄宗另一著名隶书代表作，诚如王澍所言，其体态更肥，气势更柔，面貌稍异。

我们深入分析《纪泰山铭》艺术特色。首先，《纪泰山铭》体现了承前启后又自出新意。隶书盛行于两汉，东汉时期达到成熟，至东汉末年则走向了过于程式化的末路境地，从《熹平石经》《白石神君碑》等可以明显看出。此后，楷书出现和兴起，逐渐替代了隶书的主体地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隶书仅作为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字而被偶尔使用。唐代，以唐玄宗为主的书家大力继承汉隶古风，又融合时代风貌，更多参以楷书笔法、结体和章法，使隶书具有楷化倾向，这与唐代重法度、楷法完备有直接关系。如，“之”字捺画、“也”字竖弯钩、“山”字竖折等都是楷法，形成了属于唐隶特色的新八分体。隶书被重新发扬光大，虽难与汉隶并称，亦无唐代楷、行、草书相同地位，但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次，《纪泰山铭》反映时代而气象宏阔。唐朝为中国封建社会高峰期，文化风尚兼容性强，《纪泰山铭》笔法精谨，规矩俨然，结体茂密匀称，章法整饬有序，肥厚雍容，其高华气息与博大气度可与唐楷媲美。特别是波磔的书写，作为隶书的典型笔画本身便具有粗厚夸张的特点，在这里被进一步夸张，如，“群”“太”“永”“见”“光”等字，在夸张的同时亦灵活调整其他部位与之适应，体现了一种洒脱磅礴之气。最后，《纪泰山铭》具有灵活变通而协调统一的艺术特色。《纪泰山铭》很注重结字的形式美（图5），某些字采取变形、移位、笔画增删、使用异体等方法，为整个作品增加了趣味性和美观性。如：“圣”字变上下结构为左右结构，“存”字变半包围结构为上下结构，“助”字变左右结构为半包围结构，“岳”字部首移位，“首”字增一点，“凉”字增一点一横，“坛”字减笔，“叶”字减笔，“夷”字异体等。可见，唐人尚法之时也重视合理而巧妙的变化，追求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更高的艺术价值。

《纪泰山铭》通石皆刻有界格，历经一千多年仍然清晰，且在刻制时字面未加打磨，顺其自然，故拓本凡无石花和界格者皆非原石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