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

纪检监察机构应该主动地公开办案结果，给党员干部正名，而不应该等着被诬告的干部提出申请。

近段时间，各地纪检监察机构陆续公布了一批诬告他人的案例，恶意举报者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处置，被诬告者也得到了正名。

判断是不是诬告陷害行为，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主观上恶意陷害;二是客观上虚构事实。这两个要件看上去界限清晰，容易判断。但在实践中，并不容易把握。

举报材料的信息量最需要

主观上恶意陷害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最简单的划分就是为了公益还是出于私心。但从纪检监察工作的视角看，绝大多数举报其实都是由利益相关者做出的。为何？除了利益相关者有动力相互“监督”外，更重要的是，只有利益相关者才能获得相关证据。

我们在基层调研中发现，那些“出名”的老上访户，或者说单位的“刺头”，掌握的“黑材料”真是多。倒不一定是这些人有心去搜集材料，而是其他有利益冲突者自然会把线索提供出来。久而久之，这些人就成了信息的汇集中心。这些信息，不少是捕风捉影的，但从概率上说，也是有一定真凭实据的。在这个意义上，哪怕举报者是出于私心，但他很可能代表—部分群体的意见。

况且，从纪检监察的工作需要看，不能简单从动机上判断举报性质。这不仅因为举报、信访是公民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尽量占有更多的线索，本来就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基础。也就是说，对纪检监察机构，更在意的是举报材料是否具有价值。

而信息的价值从何判断呢？更多依赖于经验。打个比方，针对同一个被举报者，同一事件，纪检监察机构收到了不同举报人的反复举报。从经验判断，很可能意味着被举报者在某些事情上确实有猫腻。反过来说，如果纪检监察机构对举报件置之不理，甚至都不找被举报者核实，很可能是因为经过“研判”，认为其提供的信息没有什么价值。

概言之，“主观恶意”不好判断;并且，纪检监察工作客观上需要调动举报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占有信息，获取线索。

提拔“缓—缓”，人生—个坎

就“客观上虚构事实”这一情节看，在实践中也不是很好把握。

特别对于举报者而言，只要是“听说了”“看到了”“合理怀疑”很难说是虚构事实的。事实上，纪检监察机构早已形成了对举报信息的有效甄别机制，甚至形成了制度规范。比如，是否实名，是否有多个信息源，是否有原始凭证，都是信息甄别的有效标准。

对于实名举报，纪检监察机构必定会处理，且一定会和举报者见面核实信息;对于那些有多个信息源和原始凭证的，也会优先处理。简单而言，在过去的纪检监察中，其关注点在于举报信息是否有用，并不关心这些举报是不是诬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带病提拔”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极为忌讳的一个现象。被举报者哪怕有一点瑕疵，甚至只是“捕风捉影”的谣传，组织部门出于稳妥，也通常会选择“缓一缓”。但对于被举报者而言，或许就是人生的大坎—一一次提拔不上，很可能意味着再没有机会了，极为打击干部积极性。

纵容诬告，加重基层负担

一方面，正是因为纪检监察越来越严格，对一线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监督效果也越来越好，就越是会刺激举报。再加上技术手段越来越方便，尤其是网络举报的比重越来越大—一网络不仅速度快，且还可以兼容多种证据资料（包括视频、音频、文字、图片），这是传统的书信、电话乃至于走访举报做不到的。纪检监察机构需要耗费越来越多的精力来甄别信息，如果不对信息源的真实性本身加以规制，一味鼓励举报，反而会堵塞正常举报的通道。

另一方面，如果纵容恶意举报和诬告行为，很有可能造成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反而会导致“小人得志”的不公现象。

比如，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一些“刺头”。他们不仅工作消极，且还经常因“看不惯”而随意批评单位领导。一些单位领导出于和谐稳定，不给自己添麻烦，也大多采取默认的态度。久而久之，这些“刺头”反而成了特殊人士，甚至因为“敢说”“敢提意见”，上级在督查检查考核时还愿意找他们。

很多基层干部都认为，其实真正把“冗员”调动起来，基层负担重其实是个伪命题。但现实情况是，基层普遍存在两极化现象：领导班子带着年轻干部拼死拼活地工作;一些遇到天花板的干部得过且过;还有一部分“刺头”不仅态度消极，且还搜集干事人的“把柄”。如果纪检监察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地问责，对基层干部的打击实在是大。

处理诬告的几个关键点

基于对基层的长期观察，换届选举期间都是信访件比较多的时候，而且很多举报真假无所谓，只要打击到“对手”就可以。有一个村，换届后还长期出现各种理由的举报，总之是要让“对手”不得安生，一个先进村硬生生被折腾成了软弱涣散村，镇党委政府不得不派驻工作组进行整治。可见，诬告成风在有些基层已经严重影响了政治生态。

诬告虽不好处理，但不处理还不行。那到底如何办呢？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把握：

一是推行实名制举报。尤其是涉及个人声誉和重大利益的举报，一定要求实名制。现有的工作机制里，对实名举报和匿名举报有区别，但并未细分。比如，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时刻和平常时期，对于是不是实名举报，得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在平时，可以用常规的研判方法进行，因为并不直接影响被举报人的利益;但在换届期间，最好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把匿名举报放置一边为好。

二是鼓励有理有据的举报。对于那些有理有据的举报，哪怕是匿名也需要鼓励。纪检监察机构在办理案件时，很多仅仅是依据线索做简单核实，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对举报人或许是一个打击。有几个举报者，为了找出被举报者的“黑材料”，可谓是想尽办法，最后依靠不少原始凭据把被举报者拉下了马。问题在于，这些材料对举报者而言不容易，但对纪检监察机构来说，其实是很容易查实的。如果纪检监察机构对有理有据的举报也采取消极态度，做了群众的尾巴，那还真可能把群众逼上诬告的路上去。

三是要坚持事后追究的原则。从工作实际看，纪检监察机构对举报不应有善意举报或恶意举报的区别，但就举报的后果而言，纪检监察机构需要做出判断。查无实据的，需要为被举报者正名。如果举报者也是党员干部，存在故意捏造事实，且客观上对被舉报者产生负面影响的，需要对其纪律处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正名的程序非常烦琐，比如某县被诬告的几名党员干部，3年时间没有一个提出申请。原因何在？主要是正名的成本过高，程序过于烦琐，很多干部干脆就忍了。所以说，纪检监察机构应该主动地公开办案结果，给党员干部正名，而不应该等着被诬告的干部提出申请。最怕的是，纪检监察机构调查过了，事情也不追究了，但就是不公开给个说法，让举报这个事“吊”着，不仅举报者不甘心，被举报者的心里也极其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