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

源头治理，情法相融，纠纷化解由治标向治本转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调解出城市中的“人情味”。

2015年，4800多件;2019年，14000多件。

这是秦都区人民法院立案登记的两组数字。

地处咸阳市主城区的秦都区，有99个社区，城镇化率达到93%以上。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量外地流动人口涌入城区，加之人民群众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各类矛盾纠纷呈井喷式增长。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秦都区探索推行党建引领、源头治理、多元解纷的“三三制”工作模式，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面对矛盾纠纷，我们更需要关注深层次的源头治理问题，实现‘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而这些，恰恰也是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秦都区委书记谢军说。

“多摸一块石头又何妨？”

秦阳花园小区正在加装电梯，施工材料不慎掉落砸在小区业主的车顶，车主要求赔偿1.5万元，“肇事”的施工单位却既不配合也不道歉。

这下车主火了，要去法院起诉对方，赔偿金也要翻倍才肯罢休。秦阳社区上门调解，业主才说：“咱也不想打官司，也不在乎能赔多少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起诉、立案审查、排期开庭、开庭审理，一个案件的诉讼过程，普通程序要6个月审结，但有的群众还是要诉讼，为的就是争一口气。”负责这次调解的陈杨寨街道办司法所所长杜永会说，争了这口气，那就真成“仇人”了。私下里解决问题，可以化解案件后续的问题。

在秦都区政法委副书记宋文伟眼里，当下矛盾纠纷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点，导致各地法院诉讼案件大幅增长。

原本各基层单位都有法官工作室，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挥的效果却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作为社会治理领域的一部分，矛盾纠纷化解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人民法院一家显得“势单力薄”。

“只有党委领导，有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优势，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备方面力量和各种资源，才能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秦都区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郑军说，把司法触角延伸到基层，推进源头治理工作，党委和政府共同参与，切实有效避免和减少矛盾的发生。

2019年8月8日，《咸阳市秦都区开展党建引领、诉源治理、多元解纷“三三制”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第二天，区上就召開了动员会，方案涉及的所有单位全部到场，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加入了这次基层治理实践。

为保证“三三制”落地生根，秦都区将这项工作从法院主推上升为党委主抓，成立党建引领源头治理多元解纷工作临时党委，由区委副书记高航校担任临时党委书记，7名区级领导和市中级人民法院1名党组成员、副院长担任副书记。

派驻街道和13支法律服务队也成立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下派秦都区的13名业务庭长担任，并兼任所在街道机关支部副书记，与街道工作有机融合。

从此，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社区村镇、法院“各自为战”局面改变了。多数纠纷通过非诉方式及时就地解决、少量诉讼通过调解和速裁程序快速解决、疑难案件通过精细化审判解决，矛盾纠纷化解效果显著增强。

“‘三三制妨实施的数月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失败了，我们多摸一块石头又何妨？”谈及这项工作推进过程，高航校说。

三级平台、三轮调解

2019年8月中旬，不少群众聚集在咸阳一城一市海鲜商场门口，情绪激动，一场群体性纠纷即将触发。因商场经营权转包，61名员工没拿到工钱，大家集体上街讨薪。

辖区的玉珠商圈法官工作室很快介入受理，但经过多次协商，依然没能解决问题，便上报到了古渡法律服务工作站进行第二轮调解。

在第二轮调解中，古渡法律服务工作站组织法官、律师、司法员以及辖区“六老”等基层调解力量加入，开展多元化调解。

2019年9月2日，商场新负责人先行垫付了全部工资，工人恢复上班，商场也开始正常营业。一场群体性事件的化解，让群众感受到了满满的人情味，这也是“三三制”工作法的有效之处。

“三三制”实施以来，秦都区99个社区和29个村按照“条块结合、划片调处”的原则，驻扎着23个法官工作室，由其作为发案始发地的第一“解铃人”进行首轮调解。

像玉珠商圈法官工作室一样，若调解无效，则转入包含法官、司法行政人员、人民调解员、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街道法律服务工作站或专业调解委员会进行第二轮调解。

如果社区、街道层面都解决不了的怎么办？

秦都区专门成立了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由其进行第三轮调解。“三级三轮调解+专调委调解”纠纷化解机制，形成区、街道、社区（村）三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源头治理平台。综合服务中心就设置在区人民法院大厅内，与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联调中心、速调对接中心合署办公。

苌小利本是到法院诉讼的，看到中心的劝导书便直接找上门来。

他与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在施工过程中，对方没有按照他的新要求装修。随后，双方发生冲突，苌小利拒绝让工人继续施工，并要求该公司返还全部装修款2万元。

此时，苌小利已经预付了90%的钱，工程进度只剩下最后一点收尾，公司也不同意返还全部资金。

在社区和街道两轮调解都没能解决后，案子又回到了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中心把案件按区域进行分流。

2019年12月5日，由专职驻派法官张天增、霍志文担任主调入，驻派律师王金虎、韩洁担任辅调人，对苌小利和装修公司负责人李强进行调解。

这一次，在四位调解员的劝说下，苌小利和李强相互妥协、彼此退让。最后，李强愿意退回6000元装修款，苌小利也表示接受，并约定在第二天早晨在中心交付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