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虽败犹荣

2020-09-10清晏

南都周刊 2020年8期

清晏

就战争电影而言，《八佰》较好地完成了这个类型的电影，历来就肩负的两项最基本也最常见的类型使命：激发家国热情，并反对战争。

但凡以战争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都会带有这两个主旨。而《八佰》的好就在于，它避免了主旋律电影里惯常的脸谱和说教，而是用更润物细无声的群像细节和事件，来诱导观众的家国情怀，让观众在热泪盈眶时才反应过来：即便平素不承认，也无法摆脱身为同族人的血脉情怀。

这也是《八佰》的最成功的地方：它以凌乱庞杂的群像视角，构筑起多个鲜活真实的角色，并由此完成对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的渲染和推崇。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戏份寥寥，但从前至后的状态和反应，却把普通如你我的情绪转变，摹刻得层峦迭起、人心激荡。这些角色虽然台词极少、镜头极少，但在爱国情怀面前却有着微言大义的人物弧光。

就像侯勇。他亮相时，河对岸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已在昨晚打响，而他不过是穿着睡袍、拎着饭盒出来买早餐的——他与战争之间，似乎完全无关;就像他在满坑满谷的难民中间，满脸嫌恶地躲闪走过那样，他并不觉得自己跟周围的人有多大关联。

相比于家国情怀，他更在乎的是，能不能买到包子油条。

但对岸不停殉国的壮士，很快让他意识到，家国情怀比包子油条更真切——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停变换手里的物件，从最初的饭盒到望远镜，再到捐献家里的金饰，甚至最后端起猎枪，眼含热泪骂骂咧咧地朝日军开枪。

家国情怀的激荡，靠的是在四行仓库里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士兵——除了激发家国情怀，他们还肩负着在惨烈的战争场面里，酝酿出反对战争的重任。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管虎会矮化叙事角度，把原本被定义成民族英雄的八百壮士，重点调整到一帮怯战的逃兵身上。

在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他们首先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但也正是这群普通人，比如从东北一路溃败到腮帮子被打穿的老铁、想着去外面看看世界的端午、临死还在好奇女人是什么滋味的羊拐、想靠着半本鬼谷子去盗墓的洛阳铲，和被死亡逼迫着过早过快长大成人的小湖北……却成了这群人里绝未辱没盛名的壮士。

鲜少在国产战争电影里，看到主角被生存本能给带着走。

与之相比，《八佰》显出极大不同：它要在犬儒主义和贪生怕死里告诉观众，家国情怀之所以宏大、悲壮和慨然，并不全在视死如归，更是因为那些壮士在慷慨赴义前，对好好活下去的眷念和割舍。明晰这一层，也就能懂得，為什么经过长时间怯懦、窝囊、悲惨的压抑状态后，《八佰》在情绪上突然拔高，会发生在机枪连浑身绑满手榴弹，然后喊叫着自己的名字和籍贯，说着“娘，孩儿不孝”后纵身一跃时候。

较之于从头到尾都浩气长存的英雄，怯懦畏葸的小人物如何一步步成长为英雄，对普通人而言才更有说服力。

这个成长过程越惨烈，电影传递的反战情绪就越强烈。

毕竟，如果能做普通人，鲜少有人会主动选择成为《八佰》里以身许国的英雄。

说罢家国热情和反战情绪，特别想提一下电影里，两处个人最爱的细节：

一处是白马，它既映照着壮士们困守孤城时，渴求自由和不死的希望，又与戏中戏的赵子龙一段形成呼应：守城军士壮烈殉国，空留白马独活人间。所以战场上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白马从战壕里跃出，浑身血污。

另一处是方记者的摄像机——他在四行仓库里拍了很多素材，并帮士兵带遗照和书信，却在随军通过垃圾桥时遗落，慌乱中被枪弹扫射损毁。这既是电影的暧昧不明，也是那段历史真相的暧昧不明，属于管虎导演在叙事价值观上的克制和野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暧昧不明都是有效的，比如某些角色的最终结局，分不清煽情还是反高潮的结局等等，都让这部电影在可供解读的空间里，留下了被人膜拜或是诟病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方记者的身份，就相当含混不清。与其说那是导演在追求人物角色的复杂性，不妨说他没能在有效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角色的人物弧光，以至于电影结束时，他只能沦为道具，成了历史真相暧昧不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