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刘艳

开栏按语：

上期访谈提到，2020年截止本专栏发稿，严歌苓又有2部新长篇小说问世：《666号》（《人民文学》2020年第4期）和《小站》（《收获》2020年第3期）。至此，严歌苓将她的长篇小说创作总量，刷新到约24篇（部）。《666号》单行本已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小站》的单行本不久也将面世。访谈专栏首篇，我们的严歌苓访谈主题是由新长篇小说《666号》所作的对严歌苓抗战文学叙事作品回溯。上期已做了《666号》的主题。本期围绕《小站》展开话题。

《穗子的动物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8月首版，是严歌苓首部写动物的书——通过写动物也写出了很深的人性，开拓出另一种人性书写。有同行女学者看到我所写首篇《穗子的动物园》评论时，曾马上来问，《穗子的动物园》里收的篇目（比如《可利亚在非洲》）是小说？还是散文？说2019年《香港文学》给做评论专辑，将《可利亚在非洲》视为小说。还说是一个美国协会给的约稿，组稿人坚持说这是“小说”……《穗子的动物园》虽涵14个短篇，但这些“短篇”在文体上涵盖小说和散文，系2个短篇小说和12篇散文——2篇虚构、12篇非虚构。所以《穗子的动物园》版权页会这样标注：“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集—小说集—中国—当代Ⅳ.”。《穗子的动物园》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严歌苓——不只是向我们展示了她散文的独特的文体特征——她能够自如徜徉于小说和散文之间进行叙事，也向我们展示了她的一项特殊技能——她是能够很好地进行“动物叙述”的作家。围绕这个问题，笔者还将以专门的论文来加以研究，此处不赘。

2020年5月16日，我与严歌苓微信交流说到她的新长篇小说《小站》。她说：“这是我写动物延烧的激情。”我马上心领神会这是她由写《穗子的动物园》而激起并且继续延烧的激情。

刘 艳：严歌苓写《穗子的动物园》的缘起，在以前您所作的专访中，我们已经有一些了解。憨憨的，陷在毛和肉褶里的两个小黑洞应该就是眼睛的松狮壮壮，是写作那本书的缘起。壮壮走后，您心伤很深，常常会在酒后流泪，想念它。您把壮壮的故事讲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听，编辑说，为什么不把这些寫出来呢，写出来可能是个治愈的过程。您就开始动笔。写完一两篇，又继续写，一篇一篇，陆续把您所有能回忆起来的，从童年到现在养过和接触过的动物都写进了这本书。读完《穗子的动物园》，其实连读者我们都有意犹未尽之感。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您能够写出《小站》这样的长篇佳作。很想知道您怎么在写动物的意犹未尽的激情当中，找到写熊孩子黄毛（一头黑熊，只有胸口有一个黄色的V）这个点和灵感的？

严歌苓：原始故事是这样的：铁道兵在大兴安岭地区修建铁路，竣工后留了一个小部队，大概一个排的士兵，负责善后或者负有什么其他使命，我记不太清了。小部队中的几个士兵救了一只小熊崽，才几个月大，熊仔一天天长大，跟着士兵们吃喝，上工。缺乏娱乐的士兵们喜欢玩摔跤，小熊无师自通，也跟他们摔跤，让士兵们苦行僧似的生活从此大笑不断。有一次一个首长路过，士兵们都去上工了，首长一露头就被熊孩子抱起来，仰八叉摔在地上。首长给吓坏了，命令战士们把熊崽子送走。战士们几番抗争都无效，最后熊被送进了马戏团。故事是我的前夫讲给我听的。我们当时都是铁道兵创作室的创作员，常听到基层部队的干部讲些奇闻逸事。我当时挺羡慕他占有了这个故事的第一手资料。他写了老虎的故事，叫《中国虎》，一直没有看他出版有关那只熊的故事，有一次在北京的朋友家聚会，我见到了我前夫（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问起熊的故事，他反问：“什么熊？”我说：“啊，你忘了？！”我提醒了两句，他依稀恢复了点记忆。我问他写不写这个故事，他说他不写，我就说：“那我要写。”他说：“你写吧。”回到柏林家里，我开始阅读所有的有关熊的资料，重读了福克纳的小说《熊》。我开始写作《小站》的初期，业余时间还是不断阅读跟熊有关的资料，故事。就是在英文网站上不断搜寻熊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波兰士兵和那只棕熊Wojtek的故事，也看了好几个版本的纪录片，动画片，感动得一塌糊涂。我觉得那简直就是老天助我，让我跟熊这种从来没接触过的野生生命一下子发生了神交，也让我了解到，熊这种动物的智商和情商的潜力。我到成都跟战友聚会的时候，一位曾经舞蹈队的女战友告诉我，她先生的哥哥是在川藏线汽车部队当兵，跑了几十年川藏线，写了一本回忆录。我跟这位前汽车兵见了面，聊了一晚上。他姓时，曾在汽车部队当营长，对川藏线了如指掌。他很快把回忆录发给我，说为我提供写作素材。他的回忆录写得很生动，也写到一个个川藏线兵站，把我十几岁上高原巡回演出、驻扎兵站的记忆顿时激活。后来他无意中提起用军用皮大衣跟藏族老乡换的一只小黑熊。说起那个小家伙非常聪明，教它任何一个动作不用超过三遍，它就能学会，敬礼，翻跟头，一学就会。它长到七八个月一顿能吃三四十个馒头，这位时营长养不起了，送给了成都动物园。两年后他带着儿子去看它，熊孩子马上认出他来，把它从小在他那儿学会的所有动作做了一遍，前后滚翻，敬礼、握手，忙了好久。我从小喜欢动物，我外婆家同时养过五只猫，十四只鸡，四只鸭子，小时候我就觉得动物是我的玩伴，跟猫睡在一起，把小鸭子放在饭桌上玩，跟每一个动物说话，也许从人之初我就跟其他人对动物的认识不一样，比较平等，所以观察它们比较细，所以写起动物来，就能换位思考。少年时期我们去川藏地区的军马场演出，到女子牧马班体验过生活，白天骑马，赶马牛，夜里听狼嚎，应该说童年和少年跟动物都很近，与一般人相比，对动物的认识肯定是更早，也更广阔更深的。童年和少年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认识观。

刘 艳：高原小兵站站长（代站长）荣祖侠的祖父荣教授，喝敌敌畏自杀前给童年的小荣站长（小名小豆）所讲福泰克这头神奇的棕熊的故事，作为一个历史故事，与小说所讲述的小站、小荣站长和战友们救治并养育了一头熊孩子黄毛的故事，是两个故事序列，也是两个故事结构，被严歌苓嵌套绾合在了一起。福泰克的雕像、故事，您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看到时您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触和所思所想？您又是什么时候在心里将它作为重要的素材和故事核来养育和培植起来的？肯定是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想法激发了您写这个长篇小说。

严歌苓：写完《芳华》之后，好像对我自己整个青春时代的回忆苏醒了。我毕竟在军旅中度过了十三年，七十二行业中的人，我对兵算最熟悉，特别是我们那些特殊年代的兵。刚开始写《小站》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上士棕熊福泰克的故事。福泰克的故事，是在我做更深更广同步资料阅读时读到的。我一般在写作长篇的时候，平行于写作的阅读多半跟写的题材相关。举例：在我写一个有关民国空军对日空战的电影剧本期间，我阅读了两百多万字有关空战、空军、空军人物的资料，有的会重复阅读，因为要彻底熟悉飞机的各种动作，才能创作空战时的惊险，才能写出人物心理和戏剧张力。写作《小站》的时候，我也阅读了所有的有关“熊性”的资料，科学的、文学的都有，中文英文都包括。我的朋友也帮我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包括影像资料。我之所以把原始故事的发生地从东北搬到西南，就是因为我熟悉川藏，西藏，熟悉兵站和汽车兵，至今我还能背出沿川藏公路南北线的兵站名字。我不只一个作品以兵站为主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在《收获》上的电影剧本《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就写的是兵站的士兵，后来写《谁家有女初长成》也写了兵站。曾经在兵站碰到过一个上海兵，因怀才不遇而变得愤世嫉俗，是兵站的文书，我在塑造荣祖侠的时候，多少借鉴了他的性格和长相。当文艺兵的时候，每年在西藏巡回演出三个月，跟兵站的士兵冲突最多，打过好几次群架，但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年轻文艺兵的芳华和那些兵站士兵的芳华是融在一起的。

刘 艳：我觉得严歌苓的厉害和高妙之处就是，二战中波兰囚犯组织的反法西斯部队中“快乐勇士”棕熊福泰克的故事，和中国高原小兵站所收养的黑熊黄毛的故事，并不是被生硬嵌套在一起的。两个故事还血肉相融彼此交织在了一起。《小站》中很多情节的发展、演进，离不开历史上福泰克的故事。福泰克的故事，先把小荣站长与已经辞世的祖父紧紧勾连在了一起。小荣站长和兵站的士兵们能够收养黄毛，似乎离不开小荣站长早就在没电的夜晚给他们讲福泰克的故事所形成的心理氛围——这是形成收养条件的“群众基础”和环境氛围。很难想象，没有这样的心理基础，小荣站长和小站的士兵们能够那样自如地接受一头熊孩子——黄毛毕竟是熊这样的兽类，而不是别的什么小动物。连小荣站长和士兵们与黄毛一次次的分离以及最终的分离，都与福泰克的故事可以彼此映照。您在写福泰克对皮特老爸、黄毛对小荣站长之间的依赖和感情的时候，给人感觉也是一点一点在作探触和摸索似的。您的笔触，就好像是具有生长性似的，一点点展开，具有很多未知因素。这可能也是特别吸引读者读下去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黄毛的结局比福泰克更加可怜。更让人心痛和心酸。您是怎么处理这一切？怎么看待这两个熊孩子故事的同与不同的？

严歌苓：你的分析比我更透彻。我写作是一片浑沌，只是感到非这样写才行，就像跳舞，直觉比脑子要快得多，等脑子跟上，动作早就做完了。我是典型的跟着感觉走的人，做菜做得很好，但一点谱也没有，全靠直觉。当然，我认为动物被人主宰是动物的悲剧，而貌似主宰动物命运的人难道不也被主宰？最身不由己的人，就是士兵，而士兵和被他们爱的熊孩子，谁比谁更缺乏命运的主宰权？更进一步想，貌似人定胜天，其实自然和天命永远主宰人，人的历史就是抢夺主宰权的历史，可到头来，我们看到自然的报复性反弹没有？那群波兰士兵和兵站士兵们一样，最终都身不由己，灵魂深处都在流浪。

刘 艳：《陆犯焉识》可能是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作品，也是公认的您的长篇代表作之一。《陆犯焉识》小说故事结束在1990年左右。而《小站》故事开始在1986年考上军校外语系，却因出身（或许是祖父问题的继续洇染）而分配到高原小兵站来代职站长的荣祖侠——恰好也是1990年左右。荣祖侠和祖父荣教授，似乎可以与《陆犯焉识》中陆焉识和孙女学峰形成对读、参照和互文。我甚至是觉得您把在《陆犯焉识》中没有写尽和写出的对于祖父的感情，再次在《小站》里予以了倾诉——这是对祖父的未尽的感情的继续书写。很了不起的是，您写了小荣站长这样一个男兵的形象，我甚至在想，这不就是从前的“萧穗子”吗？是男版的穗子，是男版的严歌苓。让我惊异的是，《小站》中写小荣站长的形象，小荣站长的心理，小荣站长的一言一行，都不能不小心露出女性视角的一面——小荣站长就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着才华才气不乏内心柔软和多情而又也有性格小缺陷的男人。《666号》您有意采用了男性视角来叙事，其实《小站》也是。而且，《小站》由于是對于部队和兵营的书写，您似乎更加驾轻就熟，写得酣畅淋漓，我们读得也既痛快又津津有味。童年的小豆不断浮现在小荣站长心里、脑海里，并影响着小荣站长的言与行，也是非常棒的一种叙事设计。

严歌苓：其实写两部作品（指《666号》和《小站》，访者注）也是我矫情的一面。或者说是用它们跟媒体、学者、读者顶嘴：整天把我说成写女性、女性主义的女作家，我这两篇作品偏偏写男性主人公，男性集体！我觉得因为我欣赏男性，所以写出来的男性都是能被自己欣赏的。我写的陆焉识，跟我们严家的男性长辈非常像，一身本事，万分清高，我对这种男性非常欣赏，却又十分怜爱，他们的一身本事最后都因为处人处事的本事欠缺而最终失败。我和他们有相同之处，认为多学一样本事就多一分独立处世的力量和资格，但现在发现，未必如此。小荣站长的祖父，就是仿照我自己的祖父写的。我的祖父也是自杀的。我想象小荣这样的军人，跟我自己一样，不知怎么就给卷到军旅生活里，也像我曾经在西藏小兵站里遇到的那个上海兵。所以写的时候，感觉是自然的，有朦胧的模特供我临摹。

刘 艳：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您把对您养过的动物们的感情，尤其是对壮壮的感情，投寄在了熊孩子黄毛身上。小站士兵们、路过的汽车兵们对熊孩子的感情，其实也是您对动物的感情。您把这份感情写得既浓烈又节制。您多次写到黄毛对小荣老爸和其他人的“熊抱”，让我想到您写到壮壮见到您时，总是不管不顾地冲上前去——“剃头挑子一头热地扑将上来，犹如离乱重逢”。皮特老爸的围巾，也足以安抚绝食和黯然神伤的福泰克……说实话，我觉得动物这种天然、淳朴的动物性，反而彰显和反衬出了很多人人性的晦暗、阴冷和卑微。

严歌苓：也许吧。我觉得动物的情商比人类高。它们心灵单纯，用情专一，因此忠诚是绝对的，蒙昧的忠诚，在我现在的狗狗眼睛里，天天能看到。它们的忠诚因为纯度最高，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排他性。记得我们在阿布贾驻扎的时候，我们当时养的狗狗是可利亚。2005年除夕，几个朋友举办篝火晚会，请了几十个朋友带家属围篝火吃喝，唱歌，守岁，当时我们的朋友刚添了个小女儿，只有四五个月大，叫卡门，我抱着卡门坐在火边，可利亚不断用爪子拍我，希望同样能坐到我膝盖上来。但我没法既抱孩子又抱可利亚，它被冷落，一会儿居然跑到篝火另一边，找到了卡门的爸爸，跳上了他的膝盖！可利亚不找任何一个热烈向它伸出手的孩子们，却跑出一百米找到了小卡门的爸爸，实在令我们惊讶！它的潜台词是：你女儿占据了妈妈的怀抱，所以你的怀抱必须归我！后来我们的女儿来到了我们身边，可利亚伤心欲绝，两次离家出走，都是它的控诉：我以为你们无二心呢，你们这是变相抛弃我啊！我常说，人类太自以为是，因为自以为是，从来没有彻底探究——各种动物的智力和情感的潜力极限。

刘 艳：《穗子的动物园》和《小站》，尤其到了《小站》，越来越坚定了我的一种信念：严歌苓特别擅长写动物。小说、散文中写到动物，并不罕见。叙述动物，是常见的。但非常难的，是“动物叙述”——就是很多时候，是在以动物的眼光和视角来叙述，即便是以人物的视角来叙述，也能充分注意到动物与人的认知程度的不同。很少甚至是很罕见有小说家能够做到很好很动人的“动物叙述”。因为一不小心，就容易给动物过多注入人的视角，让读者觉得作家写的是一个有着人之思想和人的思维的动物，而不是一个与人认知程度肯定不同的动物。您怎么来把握对于熊孩子黄毛的“动物叙述”的？这个真的很难。黄毛是熊啊，它又不是狗狗壮壮和可利亚、母鸡麻花儿、猫咪黑影这样的常见的人类伴生动物。熊是标准的野生兽类，它的脾性、习性（尤其饮食口味等）、一举一动等，都与常见的和人类的伴生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小站》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您切切实实给我们写了一头真实的、可爱的、栩栩如生的熊孩子黄毛。

严歌苓：我是擅长写动物的，这一点在三十年前就得到了印证。三十年前出版的《雌性的草地》，里面有个平行于人类世界的动物世界。我写了马、驴、狗、狼，它们之间互依互克的戏剧，本来是不可逆天的自然舞台，但由于人的干预，而变得更加残忍和悲惨。黄毛这个熊孩子我几度写不下去了，因为写得泪流满面。写到福泰克和皮特的离别，我正在多伦多电影节参加回放《天浴》的活动，那天早上起来，想接着写下去，但孤零零住在酒店里的我，写这段离别（连家里令我分心的杂事都没有），就是我和这段故事独处，我竟然没有力气写下去。后来回到柏林，我绕过了那一段，等时差造成的敏感钝化一点，才去接着写那段。动物让我感到最伤痛的，是它们的无语。能够表达的痛楚，比沉默的痛，要好忍受得多。而且人也无法让它们明白，这样的伤害，对于人，同样无奈，同样无助。

刘 艳：《小站》中黄毛的命运和结局，好像注定就是令人伤怀的。小荣站长和士兵们不肯、不舍得放它回山林。对它宠爱有加，但是黄毛最终失去了它的自然本能，像冬眠、狩猎、躲避猎人的枪子儿，等等。与人类的接近和过近，而不被同类所接受，您在《穗子的动物园》中一些篇章里也有揭示。比如《黑影》中的黑影，《我不是乌鸦》中的乌鸦查理，等等。这真的是一个悖论。救治了熊孩子黄毛，大家用尽办法让黄毛生活得好一点，却最终使它失去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也不再被同类所接受。黄毛偶遇野生熊一家三口那一幕，就写得让人心酸。这方面的问题和悖论，肯定也是您一直都在思考的，對吗？

严歌苓：我总在想，扮演上帝这件事是有诱惑力的。人们碰到这样能“拯救”一个弱者的机会，总是紧紧抓住。从短期来看，人确实救了熊，从长期看，他们害了它，篡改了它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生命，自由地存在的命运。上万年以来，人类的这类篡改，发生了太多次，曾经在欧洲大陆上的巨型动物，就是因为人类迁徙到那里开始迅速灭绝的。最开始人类是猎杀和奴役动物，现在来看，即便是自以为是的拯救，也是猎杀，是善意猎杀。黄毛为了一口无虑的食物，被关在笼子里，被当小丑引逗出廉价的笑声，结局是兵站的战士们懂的，于是他们哭了。不仅人“拯救”动物往往结局是悲剧，就是人拯救人，也常常结局于悲剧。我在非洲小说三则里写到一个女人用自己的方式主持非洲孩子之间的公平，结果使得到短暂“公平”的弱者孩子结局更惨。这的确是个悖论。

刘 艳：《小站》的打动人，不亚于《芳华》（2017），我甚至觉得《小站》就是一个男版“萧穗子”的军旅“芳华”故事。2018年我们做《芳华》的文学对谈时，您说过《芳华》可能是您的最后一个穗子的故事，但后来您又补充，如果还能想到穗子的什么，就还可以写。《穗子的动物园》和《小站》，其实都是穗子的故事的续写、再有续篇。而且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还能诞生一个《小站》这样的长篇佳作。熊孩子黄毛已经不是一个（由于黄毛所具有的人性化因素，我这里用了“个”而不是“只”）单纯的被解放军救治的黑熊，它身上寄寓了那一代士兵，尤其是在那个高原小兵站，在严寒和人迹罕至之处长期坚守、脸上耸着两处高原红的士兵们的那无悔而可歌可泣的青春，以及一段艰苦却不失人性温暖的军旅生涯。

严歌苓：虽然当年我们跟兵站的战士常常发生矛盾，但现在想来都是值得留恋的青春记忆。记得我们的车抛锚在山上，等修好赶到山下兵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兵站已经停止了发电，一个战士接了我们的车之后，一边跑，一边大声给炊事班报信：“又来了一车猪啊，又要弄吃的啊！”他的川东口音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那时我们都气死了，现在一想起就忍不住要笑。我去年到成都跟老战友聚会，提到这件事，学着他的口气，大家也都大笑。看来青春就是那么美味，甜酸苦辣都可以很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