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继红，叶思晖

（1.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8；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劳动力流动本身具有选择性，往往那些人力资本禀赋相对高的劳动力更易于流动迁移［1-3］。其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本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有利于降低流动迁移的机会成本。但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跨省流动进行控制。改革开放以来的户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这些限制，但是劳动力流动远不是自由的，仍然存在着诸多的所谓“落户条件”，特别是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落户条件更为严苛。考察这些条件，可以发现无一不倾斜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具备专业技能的高层次劳动力，而大量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实际上难以获得城市户籍［4-7］。这种按学历、技能设置的户籍门槛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流动的选择性。在这一效应之下，转移到发达地区的大多是欠发达地区最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比如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校毕业生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而那些低技能的剩余农业劳动力或城市失业人员仍然留在本地。这种流动性差异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着地区间收入差距？如果降低或取消户籍门槛是否有利于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本文将在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回答这些问题。

一、基准模型

本文采用Pflüger［8］提出的张伯伦聚集模型作为基础模型。该模型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区域i=1（发达地区），i=2（欠发达地区）①区域2 的所有变量均用与区域1 相同的变量名称加（*）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