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女性人物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这些女性形象融合了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也融合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女性的身体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呈现出多元而丰富的特性。迟子建中篇小说《起舞》讲述了发生在哈尔滨老八杂地区的故事，塑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女性，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显示着各自代表着的多重隐喻。本文主要从《起舞》中的女性身体叙事视角切入，以期探究小说中女性身体的多重隐喻，寻找女性存在的真实位置。

关键词：身体叙事;起舞;权力;个人

作者简介：付慧明（1995.7-），女，汉族，河南省泌阳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人的存在，首先是身体本身。女性生活在社会层层权力与欲望交织之中，女性的身体更是成为文化的符号与文明的载体。迟子建作为在白山黑水的龙江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承载了这片黑土地上的苍茫人情。迟子建的创作带有女性叙事的娓娓道来的气韵，也有着东北这片土地上特有的质朴美感，她以自然而健康的笔触书写着生活在龙江大地上各式各样的蓬勃且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在迟子建塑造的这些人物中，女性人物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融合了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也融合了个人与社会间复杂的关系。同时，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上也都折射出平和的丰满与生命底色的真实。由此，女性的身体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呈现为多元的富有隐喻性质的符号。迟子建的中篇小说《起舞》讲述了发生在哈尔滨老八杂地区的故事，塑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作者笔下显示各自身体所代表着的多重隐喻。本文主要从《起舞》中的女性身体叙事视角切入，以期探究小说中女性身体的多重隐喻，寻找女性存在的真实位置。

一、身体与权力：禁锢与反抗

身体是人认识自身的物质基础，而人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由此，社会的发展与人对自身身体的认知密切相关，这也就导致了文学探索会不断向对人本身的关注延伸。而在对个体自身的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迟子建便是其中之一。读迟子建的小说，读者总能感受到其展示出的人性美好的一面。但若再向深处挖掘，读者便会感悟到她的作品暗含在美好温暖的亮色后更为深刻的思索。

《起舞》这个故事发生在哈尔滨的老八杂地区，故事里的主要女性形象有蓝蜻蜓、齐如云和丢丢三位，三名女性人物的故事由半月楼这一地点串联起来。作者在《起舞》中构建了多重声部的结构，透过女性人物的构造，作者的深思首先指向女性身体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在男权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中，女性的身体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迟子建的小说《起舞》作为文化书写的载体，展示了女性的身体在权力压迫之下的禁锢与挣扎。迟子建笔下位于权力重压下的女性形象贯穿较长的时间，有传统的伦理书写，也有现代化权力的压迫与折磨。在禁锢与解脱之间，女性的身体以令人深思的姿态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

在抗日战争时期舞场中生活的舞女蓝蜻蜓，她所面对的环境是嘈杂多元的。蓝蜻蜓作为一名舞女，她并不具备正面与权力斗争的实力。面对代表外来侵略势力的日本人，蓝蜻蜓在权力穿透之下选择以跳舞这种间接方式来和权力进行斗争。她以女性的身体向权力抛出橄榄枝，希冀借此消灭日本人，以此反抗禁锢她的权力。但最终她还是失败了，她没有逃出权力的禁锢。当她成为日本人的人体实验材料时，她的身体成为外来权力侵略永远无法抹除的印记。故事中的第二位女性齐如云与权力也有密切的关系，她工作的单位便是权力的象征。中苏合作时期，齐如云在以单位为代表的权力支持之下去约见苏联专家，此行间接导致了齐如云悲剧。在单位的支持与促成中，齐如云与苏联专家相遇并怀孕。但当齐如云怀孕生下齐耶夫之后，权力中心开始随着时局的变动对其转变态度。权力的支持导致了齐如云的怀孕，而在齐如云怀孕后权力又回过头来对她进行谴责。在支持与谴责之间，作者以齐如云为代表的女性身体所遭受的苦难与折磨象征着权力与个人、权力与时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而到了故事中的第三位女性丢丢这里，女性与权力的冲突已不同于婆婆齐如云。现代化的大潮与代表着传统的半月楼之间产生冲突，以拆迁办为代表的权力开始侵蚀老八杂。以丢丢为代表的女性以直接的方式对权力进行挑战。丢丢为找能证实老八杂历史的材料而奔忙，可是权力以不容反抗的姿态压倒了丢丢。丢丢朝向拆迁机器的撞击，是对蓝蜻蜓权力反抗精神的复活，也是对齐如云遗愿的延续。丟丢永远地失去了她修长的右腿，这也象征在权力禁锢下的女性身体的残缺。

在《起舞》这篇小说中，女性以身体记录着在权力笼罩之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在权力与身体纠葛之下造成的女性身体的禁锢与解脱。当读者反观历史进程中的具体情境，社会权力总是与女性之间有着无穷的瓜葛。女性的真实与权力关联颇深，当齐如云只有在老八杂停电的时候才能沉醉于往事，读者可以看到这个女性以她沉默而厚重的女性身躯在倾诉着无尽的禁锢与挣扎。当丢丢拄着双拐回到已经高楼林立的老八杂，读者看到是权力之下永远的残缺。在作者的叙述时间线中，女性身体与权力之间的纠葛的层层环绕，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这种多声部的复合型故事却指向相同的主题，也使得作者对权力与女性身体之间关系的思索更加深刻。

二、身体与个人：挣扎与救赎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女性一直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存在。身体与欲望处于禁忌的地位，被视为是肮脏的、丑陋的象征。由此，女性的身体在社会制度与社会伦理的制约下，成为充满暗示性的欲望所在，也时常作为社会道德评判的符号出现。自五四女性解放以来，对女性身体乃至女性真实的探索与表述一直走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迟子建作品延续了这种探索，她的作品对于女性个体以及其欲望的书写是主动的、生机勃勃的，同时也展示出女性身体意义以及生命力量。在迟子建的《起舞》之中，女性的身体不仅承载着个人欲望的表达，还表述着身体在向个人回归得过程中所遭遇的道德评判。

《起舞》中的齐如云和丢丢是对女性身体两个不同意义上出走与回归的模式。齐如云带着自身对美与快乐的追求奔赴了权力为她提供的舞会，走向探索自身身体救赎的过程之中。她权力的促使下遇到了苏联作家，找寻到作为女性个体的身体与欲望的真实。但当灯光亮起，苏联专家离开了齐如云，她回到现实的、公共的社会生活环境之中。随后，齐如云很快遭受到了来自社会道德、权力意识、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压迫与嘲弄。公共的生活环境对齐如云的行为进行了严苛的道德谴责，齐如云作为个体对于自身身体的救赎与探寻被迫中断了。此后，齐如云作为个体生存状态一直处于压抑中。只有当黑暗笼罩世界时，她才能释放对自身真实的怀念与向往。但在迟子建的作品中，齐如云并未放弃挣扎。生命将要终结时，齐如云要求丢丢在她死后为她换上她起舞那天穿过的裙子。作为个体，齐如云的生存状态在压抑与自我真实之间徘徊。齐如云的出走与归来是沉痛的，女性的身体从走向救赎开始被压入沉默的低谷。但最终齐如云穿着的那淡青色染着处女血的裙子却象征着女性沉默的、未完成的、但也未曾停止的对于个人身体救赎的呼喊。

作为齐如云儿媳的丢丢的出走与归来与婆婆不同。首先丢丢名字的来源便是一种暗示，丢丢这个名字来源于丢丢父母追求身体需求时的言语，名字本身就展示了对于个体真实的大胆主动的探寻。丢丢的一生在追求的生命的完满与女性身体的救赎，她经历了柳安群、王小战、齐耶夫再到最后对于自我的探寻的过程。在追求的过程中，丢丢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柳安群不肯为丢丢离婚，王小战嫌弃丢丢不是处女，齐耶夫婚内出轨俄罗斯女孩。无论丢丢把救赎自己身体的追求安放在那一个男人身上，导致的结果都只是失败。丢丢在现实与欲望的挣扎中内转，当拆迁机器要毁掉丢丢赖以生存的半月楼时，丢丢做出了反抗：纵身撞向拆迁机器。这反抗是针对权力的反抗、也是对民间文化的真实还原。更重要的是，丢丢的反抗源于对于自身的救赎追求。在反抗中，她的身体感受到起舞班的快感：“轻盈飘逸，如梦如幻！”她不曾后悔过，因为她是用她自己的身体为自身换得了救赎。当丢丢拖着残缺的身体再次回到老八杂，丢丢是快乐的，因为她实现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救赎，实现了作为女性自身的欲望与追求的目标，她也找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位置与女性的真实。

三、结语

迟子建的这篇小说取材于龙江大地，有着龙江大地上一脉相承的风情。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她的写作更多的关注着平和冲淡的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生与死问题、女性生存问题等。造成女性生存位置变化的因素一一进入作者的笔下，成为其叙述的基础。正如《起舞》中这种以女性身体承接的方式进行叙事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与王安忆《天香》中的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迟子建的小说叙事中，女性身体叙事呈现出多元丰厚的色彩。作者笔下的女性从自身的身体出发，走向权力书写的笔触、也走向对于自身位置与欲望的探寻。女性的身体是女性生命的载体，通過身体，女性得以言说自己的生存体验。迟子建用质朴的笔写下对女性命运的探寻，而女性作为“身体”在文学的探寻发展中必定会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酒鬼的鱼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李洁，高侠. 论迟子建小说《群山之巅》身体叙事的伦理内涵[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

[4]陶东风，罗靖.身体叙事： 前先锋、先锋、后先锋[J].文艺研究.2005（10）.

[5]夏豫宁. 论毕飞宇小说的身体叙事[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5（04）.

[6]刘双双.浅论迟子建中篇小说《起舞》[J].传承.2011（05）.

摘  要：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女性人物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这些女性形象融合了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也融合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女性的身体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呈现出多元而丰富的特性。迟子建中篇小说《起舞》讲述了发生在哈尔滨老八杂地区的故事，塑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女性，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显示着各自代表着的多重隐喻。本文主要从《起舞》中的女性身体叙事视角切入，以期探究小说中女性身体的多重隐喻，寻找女性存在的真实位置。

关键词：身体叙事;起舞;权力;个人

作者简介：付慧明（1995.7-），女，汉族，河南省泌阳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人的存在，首先是身体本身。女性生活在社会层层权力与欲望交织之中，女性的身体更是成为文化的符号与文明的载体。迟子建作为在白山黑水的龙江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承载了这片黑土地上的苍茫人情。迟子建的创作带有女性叙事的娓娓道来的气韵，也有着东北这片土地上特有的质朴美感，她以自然而健康的笔触书写着生活在龙江大地上各式各样的蓬勃且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在迟子建塑造的这些人物中，女性人物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融合了黑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也融合了个人与社会间复杂的关系。同时，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上也都折射出平和的丰满与生命底色的真实。由此，女性的身体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呈现为多元的富有隐喻性质的符号。迟子建的中篇小说《起舞》讲述了发生在哈尔滨老八杂地区的故事，塑造了不同时代不同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作者笔下显示各自身体所代表着的多重隐喻。本文主要从《起舞》中的女性身体叙事视角切入，以期探究小说中女性身体的多重隐喻，寻找女性存在的真实位置。

一、身體与权力：禁锢与反抗

身体是人认识自身的物质基础，而人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由此，社会的发展与人对自身身体的认知密切相关，这也就导致了文学探索会不断向对人本身的关注延伸。而在对个体自身的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迟子建便是其中之一。读迟子建的小说，读者总能感受到其展示出的人性美好的一面。但若再向深处挖掘，读者便会感悟到她的作品暗含在美好温暖的亮色后更为深刻的思索。

《起舞》这个故事发生在哈尔滨的老八杂地区，故事里的主要女性形象有蓝蜻蜓、齐如云和丢丢三位，三名女性人物的故事由半月楼这一地点串联起来。作者在《起舞》中构建了多重声部的结构，透过女性人物的构造，作者的深思首先指向女性身体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在男权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中，女性的身体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迟子建的小说《起舞》作为文化书写的载体，展示了女性的身体在权力压迫之下的禁锢与挣扎。迟子建笔下位于权力重压下的女性形象贯穿较长的时间，有传统的伦理书写，也有现代化权力的压迫与折磨。在禁锢与解脱之间，女性的身体以令人深思的姿态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

在抗日战争时期舞场中生活的舞女蓝蜻蜓，她所面对的环境是嘈杂多元的。蓝蜻蜓作为一名舞女，她并不具备正面与权力斗争的实力。面对代表外来侵略势力的日本人，蓝蜻蜓在权力穿透之下选择以跳舞这种间接方式来和权力进行斗争。她以女性的身体向权力抛出橄榄枝，希冀借此消灭日本人，以此反抗禁锢她的权力。但最终她还是失败了，她没有逃出权力的禁锢。当她成为日本人的人体实验材料时，她的身体成为外来权力侵略永远无法抹除的印记。故事中的第二位女性齐如云与权力也有密切的关系，她工作的单位便是权力的象征。中苏合作时期，齐如云在以单位为代表的权力支持之下去约见苏联专家，此行间接导致了齐如云悲剧。在单位的支持与促成中，齐如云与苏联专家相遇并怀孕。但当齐如云怀孕生下齐耶夫之后，权力中心开始随着时局的变动对其转变态度。权力的支持导致了齐如云的怀孕，而在齐如云怀孕后权力又回过头来对她进行谴责。在支持与谴责之间，作者以齐如云为代表的女性身体所遭受的苦难与折磨象征着权力与个人、权力与时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而到了故事中的第三位女性丢丢这里，女性与权力的冲突已不同于婆婆齐如云。现代化的大潮与代表着传统的半月楼之间产生冲突，以拆迁办为代表的权力开始侵蚀老八杂。以丢丢为代表的女性以直接的方式对权力进行挑战。丢丢为找能证实老八杂历史的材料而奔忙，可是权力以不容反抗的姿态压倒了丢丢。丢丢朝向拆迁机器的撞击，是对蓝蜻蜓权力反抗精神的复活，也是对齐如云遗愿的延续。丢丢永远地失去了她修长的右腿，这也象征在权力禁锢下的女性身体的残缺。

在《起舞》这篇小说中，女性以身体记录着在权力笼罩之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在权力与身体纠葛之下造成的女性身体的禁锢与解脱。当读者反观历史进程中的具体情境，社会权力总是与女性之间有着无穷的瓜葛。女性的真实与权力关联颇深，当齐如云只有在老八杂停电的时候才能沉醉于往事，读者可以看到这个女性以她沉默而厚重的女性身躯在倾诉着无尽的禁锢与挣扎。当丢丢拄着双拐回到已经高楼林立的老八杂，读者看到是权力之下永远的残缺。在作者的叙述时间线中，女性身体与权力之间的纠葛的层层环绕，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这种多声部的复合型故事却指向相同的主题，也使得作者对权力与女性身体之间关系的思索更加深刻。

二、身体与个人：挣扎与救赎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女性一直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存在。身体与欲望处于禁忌的地位，被视为是肮脏的、丑陋的象征。由此，女性的身体在社会制度与社会伦理的制约下，成为充满暗示性的欲望所在，也时常作为社会道德评判的符号出现。自五四女性解放以来，对女性身体乃至女性真实的探索与表述一直走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迟子建作品延续了这种探索，她的作品对于女性个体以及其欲望的书写是主动的、生机勃勃的，同时也展示出女性身体意义以及生命力量。在迟子建的《起舞》之中，女性的身体不仅承载着个人欲望的表达，还表述着身体在向个人回归得过程中所遭遇的道德评判。

《起舞》中的齐如云和丢丢是对女性身体两个不同意义上出走与回归的模式。齐如云带着自身对美与快乐的追求奔赴了权力为她提供的舞会，走向探索自身身体救赎的过程之中。她权力的促使下遇到了苏联作家，找寻到作为女性个体的身体与欲望的真实。但当灯光亮起，苏联专家离开了齐如云，她回到现实的、公共的社会生活环境之中。随后，齐如云很快遭受到了来自社会道德、权力意识、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压迫与嘲弄。公共的生活环境对齐如云的行为进行了严苛的道德谴责，齐如云作为个体对于自身身体的救赎与探寻被迫中断了。此后，齐如云作为个体生存状态一直處于压抑中。只有当黑暗笼罩世界时，她才能释放对自身真实的怀念与向往。但在迟子建的作品中，齐如云并未放弃挣扎。生命将要终结时，齐如云要求丢丢在她死后为她换上她起舞那天穿过的裙子。作为个体，齐如云的生存状态在压抑与自我真实之间徘徊。齐如云的出走与归来是沉痛的，女性的身体从走向救赎开始被压入沉默的低谷。但最终齐如云穿着的那淡青色染着处女血的裙子却象征着女性沉默的、未完成的、但也未曾停止的对于个人身体救赎的呼喊。

作为齐如云儿媳的丢丢的出走与归来与婆婆不同。首先丢丢名字的来源便是一种暗示，丢丢这个名字来源于丢丢父母追求身体需求时的言语，名字本身就展示了对于个体真实的大胆主动的探寻。丢丢的一生在追求的生命的完满与女性身体的救赎，她经历了柳安群、王小战、齐耶夫再到最后对于自我的探寻的过程。在追求的过程中，丢丢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柳安群不肯为丢丢离婚，王小战嫌弃丢丢不是处女，齐耶夫婚内出轨俄罗斯女孩。无论丢丢把救赎自己身体的追求安放在那一个男人身上，导致的结果都只是失败。丢丢在现实与欲望的挣扎中内转，当拆迁机器要毁掉丢丢赖以生存的半月楼时，丢丢做出了反抗：纵身撞向拆迁机器。这反抗是针对权力的反抗、也是对民间文化的真实还原。更重要的是，丢丢的反抗源于对于自身的救赎追求。在反抗中，她的身体感受到起舞班的快感：“轻盈飘逸，如梦如幻！”她不曾后悔过，因为她是用她自己的身体为自身换得了救赎。当丢丢拖着残缺的身体再次回到老八杂，丢丢是快乐的，因为她实现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救赎，实现了作为女性自身的欲望与追求的目标，她也找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位置与女性的真实。

三、结语

迟子建的这篇小说取材于龙江大地，有着龙江大地上一脉相承的风情。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她的写作更多的关注着平和冲淡的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生与死问题、女性生存问题等。造成女性生存位置变化的因素一一进入作者的笔下，成为其叙述的基础。正如《起舞》中这种以女性身体承接的方式进行叙事的模式，这种模式也与王安忆《天香》中的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迟子建的小说叙事中，女性身体叙事呈现出多元丰厚的色彩。作者笔下的女性从自身的身体出发，走向权力书写的笔触、也走向对于自身位置与欲望的探寻。女性的身体是女性生命的载体，通过身体，女性得以言说自己的生存体验。迟子建用质朴的笔写下对女性命运的探寻，而女性作为“身体”在文学的探寻发展中必定会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酒鬼的鱼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李洁，高侠. 论迟子建小说《群山之巅》身体叙事的伦理内涵[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

[4]陶东风，罗靖.身体叙事： 前先锋、先锋、后先锋[J].文艺研究.2005（10）.

[5]夏豫宁. 论毕飞宇小说的身体叙事[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5（04）.

[6]刘双双.浅论迟子建中篇小说《起舞》[J].传承.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