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榆雯

摘要：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丰富。同时，从国家层面来讲，媒体正越来越多的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媒体外交正是伴随传媒技术发展应运而生的一个新的外交名词。新时期，随着传媒技术的持续进步、新型社交媒体门类的不断增多，媒体外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历程当中，媒体外交所表现出来的“双层博弈”愈发明显。

关键词：大众传媒 媒体外交 双层博弈

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9月2日凌晨，来自中国的曾先生带着年迈的父母一家三口在瑞典斯德歌尔摩市因为酒店预订时间未到的问题与酒店人员产生了争执，随后酒店人员报警。曾先生一家被瑞典警方从酒店用粗鲁的方式带走并最终被扔在了距离市区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座墓场，而当时的室外温度还不到十摄氏度。曾先生一家在路人的帮助下返回城区并紧急联系了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反应了此情况。“瑞典中国游客事件”随后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到国内，引起了国民舆论的发酵。事后，中瑞两国就该事件进行了正式交涉但双方针对该事件的看法依然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对中瑞外交关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从该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过去媒体不发达、信息闭塞的时代，一国的突发性事件可以迅速传播到众多国家并引起国民的高度关注。高度发达的社交媒体让一次突发事件具备了迅速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并需要政府官方交涉的能力。也就是说，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放大镜和催化剂的作用。

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突发性事件中媒体的作用是通过何种机制表现出来的？新型媒体外交环境下，我国应该如何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这一新变化？本文将以本次瑞典中国游客事件为切入点，利用双层博弈模型来分析媒体对外交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未来我国媒体外交调整的相应对策。

二、双层博弈模型下媒体对外交的作用机制

（一）国内层面

当前媒体对我国外交决策国内获胜集合的影响主要存在于第一个因素：即选民的权力分布、偏好与联盟。

1.权力分布

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成为一项新型权力。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谁能够掌握最新信息并根据自身目的对信息加工、塑造和传播，最终塑造信息受众对一个问题的认知，影响受众行为体的行为，谁就掌握了媒体时代的主动权。

人们不再被动的等待政府对某一事件、政策做出官方解释，而是主动的根据自我的价值判断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性过滤、吸收。这次的瑞典中国游客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事件爆发在遥远的瑞典国，但事发后中国公民利用微博、微信、脸书等社交媒体迅速地掌握了该事件的相关信息，随后我国民众对于该事件的舆论不断发酵。民众获取信息并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甚至先于我国外交部对该事件进行官方解释并向瑞典政府提出交涉的过程。可见，在这种突发事件的应对上，一国政府已经无法再利用信息的垄断来塑造民众的认知。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信息权力的变化集中体现为从中央政府向民众的扩散。

2.偏好

以新型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让越来越多的国民有机会了解到各种国际政治信息。同时人们也能够利用这些社交媒体发表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与认知，甚至成为新的信息传播者和塑造者。这就是所谓的社交媒体的“沟通与反馈”，公众成为这一信息互动环节的主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了解国际问题、并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外交决策过程的热情。同时，由于突发事件本身就具有更大的可塑性、故事性和可读性，民众对于涉外突发事件的关注偏好和参与热情尤其高涨。这次瑞典中国游客事件爆发以后，该词条稳居微博热搜榜前列并引发了微博网友的疯狂转载与评论，各大公众号也相继发布相关文章对该事件进行评论。可见民众对于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热情之高。

（二）国际层面

首先，这次事件的第一个认知冲突是曾先生一家被瑞典警察最后带到的地点。该地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一个墓地。中国文化存在着很深的死亡禁忌，对中国人来说被扔在墓地尤其是一件讓人气愤的事情。而外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我们具有很大的差异，墓地对于他们来说甚至是一个神圣的场所。因此，这次瑞典游客事件中对“墓地”一词两国均有自己的解释。针对为什么警察要把曾先生一家人丢在墓地以及这一行为是否构成了人格上的侮辱，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不同的解读通过社交媒体不断传播，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中瑞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双方在这一争论点上达成谅解的进程。

其次，这次事件的第二个认知冲突是中国和瑞典对该问题的认知角度以及谈判的议题设置重点不同。从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分别接受瑞典《晚报》和《快报》记者专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两次专访中，瑞典记者所传递的观点就是：既然中国旅客入住预定酒店的时间未到，按照瑞典法律，酒店就有权力驱离他们，瑞典警察的做法也没有违法瑞典法律。既然没有违法，那么警察的做法就不存在问题，因此就没有必要向中国游客道歉。中国大使则在采访中不断强调一个观点：中国游客“只是早到了几个小时，实际上已经是酒店的客人并需要酒店的协助，更何况其中两名还是身体欠佳的老人。瑞典警察不顾外部环境的恶劣将老人强行拖离酒店并丢在坟场的粗暴行为，使得三名中国游客的生命安全和尊严都受到了威胁和伤害，这在本质上是对中国游客尊严的蔑视。”因此，中国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角度是道义、人权与尊严。针对同一事件中瑞两国的认知角度不同，因此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也将存在差异，这样就很难在对事件的认识上达成共识。

三、反思与进步：我国媒体外交的应对策略

（一）国内

当前我国在国内层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舆论很容易被带偏。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民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无法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理性化的处理。因此我国必须从信息传播途径和公民自身素养两方面进行改善。

在信息传播途径方面：我们要正确的处理好两条线的关系。第一条是事件本身的时间线，另一条是事件的传播线。这次瑞典事件中，事件的传播线和事件本身的时间线之间存在断裂。中方在5日上午收到书面详细报告并向涉事酒店了解情况以后便向瑞典政府提出交涉。而在这两周里，我国政府主要是在等待瑞方回应而没有对这一事件有一个真实全面地官方解释。这就导致短短两周内信息不断传入国内且一直在变化，最后导致民众的社会舆论不断反转，增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面对媒体带来的信息传播的极速性与多元性，我国政府应该建立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在把握好事件本身发展的时间线事实的基础之上关注事件的传播线。

在公民自身素养方面：这次瑞典事件中有人在微博上对瑞典这个国家进行了恶性辱骂；还有人谴责我国领事馆，认为其不应当对中国的三名游客进行领事保护。上述看法均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带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因此，媒体外交环境下，我国必须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如何调动大众的政治参与感，同时又能够引导公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绝大多数民众不被极端情绪所支配，尽可能理性地看待各种事件，形成社会理性舆论的合力。

（二）国际

第一个是媒体外交观念和目标的转变：作为公共外交的一种，媒体外交是一项依托平民化社交工具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媒体外交注重平等原则下的政治对话与心灵沟通，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信息霸权基础上意识形态输出。

第二个是媒体外交手段的拓展：要想向国外民众展现客观、全面、真实的中国，我国就必须丰富媒体外交手段，掌握当前全球媒体技术争夺战中的优势地位。充分利用各大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油管等来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还可以推动我国国内的社交媒体如QQ、微信、微博等的国际化，鼓励更多的外国民众加入到这些我国本土的社交媒体中来，以此为渠道更好的了解中国。

四、结语

本文从双层博弈模型出發，论述了新媒体技术如何影响外交谈判的内外获胜集合以及这种获胜集合的改变如何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问题。最后根据上述影响机制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媒体外交的应对策略。新时期媒体外交的变革给我们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我国必须不断根据这一变革来调整外交决策程序和策略，高度关注民意和媒体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新媒技术来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一）学术期刊

[1]那朝英，《新媒体时代我国的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建构——基于新浪微博“外交小灵通”的案例分析》，载《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2期，第139页

[2]Cohen Y. （1986）. Media diplomacy： 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ge. Frank Cass（二）

电子文献

[1]《瑞典中国游客事件，环球被再次“打脸”》，http：//wemedia.ifeng.com/78553658/wemedia.s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4日）

[2]《桂从友大使就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接受瑞典<晚报>记者专访》，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网站，2018年9月16日（https：//www.fmprc.gov.cn/ce/cese/chn/sgxw/t1595594.htm（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