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安倍经济学”   日本政局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日本经济将出现5.8%的负值。经济一直是安倍政权的执政根基，但疫情却对日本经济造成多重打击：终结了本轮经济景气周期，重创了新兴旅游产业，击碎了被寄予厚望的东奥梦，取得成就的“自由贸易旗手”战略也将面临新的壁垒。

疫情令日本经济遭受多重打击

第一，战后最长景气周期或将遭遇终结。2020年3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月例经济报告》，其中将此前对经济景气的判断——“缓慢复苏”替换为“面临严峻状况”，这是2012年日本摆脱“3·11”大地震影响以来首次使用该词汇，这意味着2012年底开始的战后最长“安倍景气周期”或将面临终结。

经济优先战略是安倍政权运营的关键。下车伊始他便擎起“安倍经济学”大旗，相继推出“三支箭”、新“三支箭”、“社会5.0”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尽管这些举措饱受争议，但靓丽的经济数据显然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安倍景气周期”是战后日本第16个经济周期，尽管年增长率仅为1%的低速，但持续时间却相继超过“伊奘诺景气”（1965年5月至1970年7月）和“伊邪那美景氣”（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成为战后最长景气周期。股市和就业是最亮眼的业绩：2019年底日经平均指数23924点，是2012年底的2.34倍;有效招聘倍率1.57则处于45年来最高水平。此外，GDP也从2012年495万亿日元增长至2018年的547万亿日元。但是，2019年第四季度（10—12月）GDP却掉头向下，创下7.1%的负增长，原因是消费税从8%提高到10%，此举沉重打击了内需。新冠肺炎疫情又雪上加霜，2月本应有大批中国游客入境，但疫情造成中国游客骤减91%，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

第二，新经济支柱遭受巨大冲击。“2020年日本入境消费将萎缩9成”，这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对旅游行业做出的预测。受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4月份访日外国游客处于归零状态。全年旅游消费将比上年骤减3.6万亿日元，压低GDP0.7%。而且由于国内民众也要外出自肃，餐饮住宿将遭受严重冲击，失业现象将难以避免。据三菱综合研究所测算，若疫情持续到6月份，日本失业人数为254万;若持续到12月，失业者将倍增至508万。

作为日本经济新支柱，入境游是“安倍经济学”重点培育的产业。日本旅行收支曾长期赤字，2003年赤字额高达2.3万亿日元。2013年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旨在“以旅游业为振兴地方的驱动力”。日本政府一边改革放宽入境签证，一边与地方政府携手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免税范围，于是以中韩为主的赴日旅游迅速增长，2013年突破千万大关，2015年逼近2000万，提前完成日本政府2020年2000万的目标，2018年外国游客数量突破3000万，日本旅游收入迈入世界前十。

入境游堪称安倍经济改革的成功典范。日本旅游资源并不占优，其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仅23项，不仅远不及意大利和中国（均55项），也不比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排名世界12位。而且，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仅37万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61位。然而，通过不懈努力，日本旅游竞争力跃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西班牙、法国和德国。2017年日本旅游收入也跻身世界前十（370亿美元），甚至超过旅游大国的中国（326亿美元）。如今，日本旅游收入已经超过电子零部件出口规模，成为日本经济的新支柱。而且，日本制造业正掀起服务化浪潮，以及“社会5.0”规划，发展旅游业被视为企业创新的重要试验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使日本这一新产业遭遇重创。

第三，“东奥美梦”被疫情击碎。1964年东京奥运会曾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助力器，也成为其迈向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精工（SEIKO）等一批日本品牌还实现了“借船出海”的梦想。时隔56年再次举办奥运会，日本政府同样寄予了厚望。

“东京奥运景气”是战后日本第5个经济景气周期（1952年10月至1964年10月），其直接经费达270亿日元，包括新干线、首都高速、地铁以及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投资为9610亿日元，两项合计占当时GDP的3.1%。2020东奥会则借助成熟的城市基础设施，使用运动场馆也更加紧凑，而且经济规模今非昔比，所以6800亿日元建设投资的经济效果并不可观，包括间接经费在内总计4万亿日元，GDP占比仅0.6%。

但是，日本看好的是奥运“溢出效应”：大批观众住宿、交通及旅游购物等消费，电视机等更新换代甚至房租地价上涨等。大和证券分析师木野内荣治指出，东奥会实际拉动效果95万亿日元，再加上国土强化计划的55万亿日元，将发挥150万亿日元推力，相当于GDP25%。而且，日本还希望借奥运挥去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沉闷气氛，激发社会活力，因此，它提出了“发现明天”的奥运会口号，借奥运圣火为“3·11”大地震灾区燃起新的希望。产业界也期待奥运会能刺激企业创新，以助力“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找到新的机遇。

其实，东京奥运会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功能：冲抵消费增税的巨大负压。2019年10月，经两次推延之后的消费税提至10%，此举导致第四季度个人消费、住宅投资及设备投资大幅下滑，分别为-10.6%、-9.7%和-17.3%。安倍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试图以随后而至的“奥运景气”来冲压。日本对此次东京奥运会寄予了太多期待。但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却让东京奥运会的举办面临更多未知性的风险因素。

第四，“自由贸易旗手”碰壁。疫情将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尚无定论，但至少全球性人员流动已遭遇“冰冻”，物资流动也受到极大影响。无论经济全球化步伐是否真的会被终止，全球价值链的局部调整似乎已势不可挡，在“本国第一”等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一些国家难免会推出新的“壁垒”。这种形势显然不利于日本。近年来，日本以“自由贸易旗手”自居，其贸易自由化比率已得到大幅提升，在新多边贸易框架体系上俨然成为世界执牛耳者。截至2020年1月，日本签署生效的FTA贸易覆盖率已达51.6%，超过美国（47.5%）、中国（38.7%）以及欧盟（33%），仅次于韩国（67.9%）。

日本积极置身于维护世界多边框架和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其庞大的海外利益体系。截至2018年，日本对外累计直接投资（FDI）余额高达16458亿美元，年投资规模已达1600亿美元规模。如今，日本海外总资产规模约986万亿日元，是GDP的两倍，对外净资产336万亿日元。海外日企数量超过7万家，其25%的产能已经转移至国外，海外销售更是达58%，形成了“两头在外”的格局。

正是基于自身经济发生结构性转型，日本对外战略也从保守变为积极开放。2001年开始，日本先后与新加坡等13个经济体签署双边FTA，2012年还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面对特朗普总统的“本国第一主义”，2017年日本决意接手TPP领导权，仅用半年便促成了CPTPP，随后还与欧盟达成了EPA协定。毋庸置疑，安倍基本实现了“自由贸易旗手”的愿望。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过程中，各国普遍采取闭门锁国的应对措施，即便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也出现各国“单打独斗”的局面。由此可见，疫情后“本国优先”主义会惯性存在。近期，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就大力倡导美国政府应为企业迁回国内“埋单”，全球价值链（GVC）体系调整似乎已箭在弦上。而疫情之前，全球就已弥漫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便是代表案例。因此，大力倡导自由贸易的日本或将面临更多新“壁垒”，其多边道路所取得的“成果”也会迎来严峻考验。

日本政府政治领导力受到考验

近年来，凭借经济形势向好趋势，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国会形成垄断政坛的局面。与此同时，“党高政低”的政治趋势也让各级政府官员出现所谓“忖度之风”，不断向政党政治低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却打破了这潭静水，致使日本政坛暗流涌动。

第一，政府能力遭受广泛质疑。日本富士新闻网（FNN）的民调显示，2020年4月份对政府应对疫情措施的认可度已降至28.7%，而2、3月份曾达到46.3%和51.4%，与此相反，不认可度已从2月份的45.3%攀升至64%，批评声音占据多数。另据共同社调查，安倍内阁支持率已降至40.4%，较3月底下降5.1个百分点。相反，不支持率已经反超至43%。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在此次抗击疫情中表现得被动且犹豫不决，甚至发生“口罩风波”等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能力已遭受广泛质疑。

首先，2020年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赋予东京、大阪等七个地区行政首脑采取相关紧急措施的权力，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发出“紧急令”。但日本政府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并不具备强约束力，与中国及欧美等国采取的封城令不同，其解释也缺乏号召力。宣言内容包括从4月7日至5月6日对东京、大阪等七个地区实施紧急状态：要求所有民众避免外出、学校停课、限制使用公共设施，政府有权不经所有者同意征用土地或建筑、医药品及配送等。在解释“紧急令”之际，安倍强调继续维持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铁道等交通工具保持正常运营，地方行政首脑可依法要求经营者停业。他强调的政策目标是将人与人接触降低7成至8成，这是依据转染病专家测算的可控模式。但是，由于没有惩罚规定，所以限制出行并不具备强制力，而是依赖个人自主判断的所谓“自肃模式”。

其次，经济对策有名无实，存在缺乏针对性和实施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与颁布紧急令同一时间，日本政府也敲定了第3轮紧急经济对策，项目規模高达108万亿日元（约7万亿元人民币），号称“史上规模最大”经济对策，相当于名义GDP的2成左右。但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熊野英生分析，扣除42万亿日元的民间资金、26万亿日元的企业及个人延后缴纳税款和社保费之后，财政投入部分为39.5万亿日元，这其中还包括上轮对策未执行的9.8万亿日元以及10万亿日元的财政投融资，因此政府新投入的财政资金实际仅为19.7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在对策实施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日本政府拟对因疫情收入大减的家庭给予每户30万日元补贴，对营收减半的中小企业最多给予200万日元、个体经营者最多100万日元补贴。设定条件以及“最多”等含糊量词将拉长审核时间，实施成本增加，实施效率下降。此外，对聚集效应显著的酒吧、俱乐部及卡拉OK等店铺停业是否进行针对性地补偿也未明确。与之相对应，小池百合子领导的东京非常明确地指出，被要求停业的店铺将得到“防止感染扩大合作资金”补偿。

最后，政治领导力受到质疑和批评。近日不断传出政府及执政党内部意见分歧的消息，暴露了日本政府政治领导力不足的问题。例如，作为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竟表示不出席4月16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理事恳谈会，导致该会议被取消，这一现象非常罕见。据称，公明党要求修改2020年度补充预算案，提出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补贴的方案。这种“逼宫”现象反映出安倍政治领导力受到质疑。此外，一些荒唐对策也让民众丧失信心。如安倍唐突地提出“给每户家庭邮寄2枚布制口罩”方案，引发国内外大量嘲讽。不仅有医生质疑这种布口罩能否抵御病毒，而且多数家庭人口超过2人，分配也是问题，包括邮寄费在内，此举将耗费纳税人466亿日元。因此，超过76%受访者反对该政策，社交网站甚至戏称“安倍口罩”。

第二，国家运营面临超高风险。安倍再度执政以来，财政风险不断上升，原定2020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目标也已被延至2025年。而且，由于“安倍经济学”仰仗日本银行“异次元宽松”来支撑，也就是“大水漫灌”，导致日本金融风险陡然上升，如今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已超GDP规模，但通胀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日本被迫再次祭出财政刺激手段，这将进一步加大财政金融风险，令国家运营步入超高风险。

财政问题堪称日本的历史问题，它与整个平成时代（1989—2019年）相始终。1990年日本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为266万亿日元，占GDP比为59%;到2019年，该数字攀升至1122万亿日元，是前者的4.2倍，GDP占比突破了200%。为了让日本走出财政困境，2012年日本政界曾打破朝野局限，达成以消费税增税来实现财政重建的“三党共识”，还专门通过了《消费增税法案》。安倍率自民党再度夺回政权之后，曾在2014年将消费税从5%提升至8%，但此举重创日本经济，2014年经济增长迅速转为负值。之后，安倍内阁两次推延本应在2015年10月提至10%的消费增税计划，直至2019年10月才实施该措施。很显然，重启增税实乃无奈之举。一方面，经国会审议而立法的“财政重建计划”已被耽搁。尽管日本经济一直保持低速增长，但并未缓解财政压力，其赤字仍达GDP的2.9%，即将迎来超老龄化的“2025年问题”严重威胁日本财政。另一方面，若第三次增税延期，不仅有政治失信之险，也会动摇市场对“安倍经济学”的信心。此外，延期必将引发朝野对立，那就必须“问信于民”，而刚刚“三选”成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显然更希望政局稳定。

果不其然，消费增税再次打击了日本经济。疫情又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再度打开财政刺激的大门，其原因是为“安倍经济学”立下汗马功劳的日本银行已经“气数将尽”：首先，日本银行资产已经迫近“爆表”状态，其总资产超过了GDP规模;其次，作为央行，以购买长期国债来向市场“大量注水”方式也几乎触及天花板，2019年底，其持有国债规模高达495万亿日元;最后，日本银行“工具箱”里空空如也，此前的负利率等非常规手段也很难发挥作用。总之，当前日本已经面临财政与金融等双重高风险，控制不好的“意外”很可能会戳破这个巨大泡沫。

日本政治布局和政治日程被打乱

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乱了日本的政治布局和相关日程，其内政和外交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政治日程被打乱之际，何时举行众议院大选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因为日本首相具有解散众议院的权力，而这又决定着日本政治局势。在既定日程上，日本国内主流意见认为安倍首相很可能在东奥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解散众议院、10月进行大选。其原因是奥运盛会无疑会提振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意识，这显然有利于执政党。相反，若等到本届众议员任期届满的2021年10月选举，形势将不利于执政党。从个人立场出发，安倍首相则可以选择率领自民党再度挑战大选或是急流勇退，以奥运会的靓丽成果支持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然而，由于东京奥运会推迟举办，政治日程突然多出一年半的空白时期，如果能够尽快平息疫情，安倍首相将在解散国会、实施大选上赢得更多选择余地。这种形势也造成了包括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内的其他党派高度警惕，因为解散国会及大选时间难以预测，运营合纵连横的时间节点也很难把控。不过，如果全球疫情在年内得不到迅速控制的话，安倍显然也很难操作这些“动作”，因此，日本政治也在随着疫情发展而呈现更多不确定性特征。

关键时刻，日本政治却开始出现政见分化、政坛动荡的趋向。就政治学一般常识而言，危机往往会推高一国政府的支持率，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也能证明这一规律。例如，丹麦首相梅特的支持率就在抗疫过程中升了40个百分点，如今已经与德國总理默克尔的79%比肩，当然，默克尔支持率也提升了11个百分点。除此之外，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等政府支持率都有提升。然而，日本最近却似乎出现“逆行”现象，虽有2、3月支持率的短暂上升，但4月开始却出现下滑。

政见分化开始打破既有的政治稳定局面。作为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甚至爆出明显的裂痕。如上述经济对策方案中，公明党明确反对每个家庭30万日元的原有提案，甚至不惜提出退出联合执政相威胁。即便是执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迹象，如围绕安倍首相4月12日推特发布视频介绍自己放松的情景，就招致了各界的批评。官房长官菅义伟认为，此举赢得了年轻人大量点赞，对抗疫是有效的。但却有自民党干部批评指出，“非常时期抱着狗饮茶，必然会招致反感”。甚至作为政务调查会长、被视为安倍接班人的岸田文雄，也站出来表示“必须认真关注被如何评价”。

此次抗疫还暴露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事宜为例，东京、大阪等地知事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迅速颁布。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经济对策上批评中央政府的做法，认为应该给予财政困难的地方经济支持，而不是简单地发令。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口解禁对日本军工产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6BGJ04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玉来：《日本经济产业解析：改革、创新与演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张玉来等：《黑色3·11——日本大地震与危机应对》，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

③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