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舅妈去世后，我第一次见大舅，是在2013年4月的北京。那次短暂的假期，很恬淡。大姐不紧不慢地侍弄着院子里的黄瓜藤，我们陪着大舅坐在院子的矮墙下晒着太阳，墙头漫过一束束细碎的花藤。

我妈拆洗了大舅的棉裤，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大舅不知说了句什么，把冰姐逗得哈哈大笑。午后，阳光更舒服，大舅午睡起来，我们泡一壶茶，坐在阳光里听他慢悠悠地讲故事，故事都是他年轻时的出走和战场，几个下午，几乎聊出了半本回忆录。

微凉的仲春，时光悠悠地走过，一点不着急，不焦虑，我觉得是因为，院里，有个90多岁的老人，坦然地读书看报看新闻，时间对于他，是个陪伴始终的老朋友，于是我们也和时间和平相处。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大舅开始变得蹒跚，腰因为壮年时受伤，驼得越来越厉害，腿脚十分不灵便，但他拒绝让人扶，一是他更难掌握平衡，二是他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脆弱。每次他从卧室到饭厅，都差不多要一分钟，拄着拐，一点点走，左手使劲支着拐杖，然后迈出左脚，右脚跟上，同时右臂用力向后甩，然后再迈出左脚，右脚跟上……看得让人心酸。但那时有舅妈在，对大舅的牵挂仅仅是他的健康，但大舅其实也是健康的，除了血压高和行动不便。每天大舅和舅媽推着轮椅散步，一路笑眯眯的，谈笑风生，舅妈直到80多岁，声音依然银铃一样，大舅说话慢，总是甜滋滋地被笼罩在舅妈的清新和阳光里。舅妈走后，给大舅造成的空白太过巨大，我们不知该做些什么才可以填补。

大舅安静地靠在床上，窗外的光洒在他身上，使他显得更加安详。大舅拿着放大镜看《环球时报》，床头的墙上，挂着舅妈一针一线绣的十字绣，大舅一贯的深藏不露下面是深深的孤独和对舅妈的思念，我们感到莫大的无可奈何。

二

2012年12月26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刚刚过去六天。

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我和部门的姐妹们正在单位的小舞台上，合唱《祈祷》，接受单位的春节年会节目评审，结束之后发现有几个未接电话，冰姐打的。忙完了一切，把电话打过去，“冰——姐——”我拖着调侃味的长腔，准备煲电话粥，冰姐爱说爱笑爱玩，从小我就喜欢听她讲笑话。但冰姐的反应让我的不正经扑了一空，那边一阵沉默，声音过来的时候，低沉缓慢，一本正经。她叫了我的名字，然后，开始抽泣。

“你舅妈病了，脑溢血。”轰的一下，我觉得自己脑子里像雪崩了一样。舅妈？那个一直健健康康的谈笑风生的舅妈，脑溢血？82岁——脑溢血——这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了什么是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满脑子闪着一个念头——大舅，大舅怎么办？

大舅比舅妈大八岁，从30多岁遇到舅妈之后，他真正开启了自己幸福的人生。他像是舅妈的一个孩子，尤其是离休以后，家里家外一切事务，全都是舅妈一手操办，包括他自己的饮食起居，他就负责看《郑州晚报》，后来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舅妈更是不离左右，吃饭时总是帮大舅夹菜，她知道他爱吃什么能吃什么。大舅被舅妈照顾惯了，家里的大小事都不往心里去，只关心他的天下政治。

舅妈是家里的主心骨，家里的中心却是大舅，比如大舅胃不好，馒头就要买面粉可靠的，家里的温度，一定要是大舅可以接受的。后来他们常住北京，并随性旅居，去海南过冬，享受椰风海韵；回舅妈的老家成都住几个月，跟亲朋叙旧。每次回郑州，就把我妈叫过去住段日子，几个老人慢悠悠地一起消磨时光。

怎么都没想到，舅妈会先倒下。这是大舅这一生唯一的一处不完美，也是舅妈这一生最大的缺憾吧？

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大舅怎么办？没有舅妈，谁知道他在想什么，谁知道他有什么需要？谁陪他说笑话，谁唱歌给他听？谁陪他推着轮椅一圈圈散步，一路说着他听不够的话？谁给他夹菜，在他举筷的最合适的时候？以后，总是笑眯眯的大舅还会这么笑眯眯吗？大舅的那些年，太过甜蜜太过无忧太过完美，但这一切，因为舅妈的告别，有可能荡然无存，因为，舅妈之于大舅的意义，几乎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27日。我登上了深圳回郑州的飞机。降落新郑机场时是黄昏时分，新郑阴冷阴冷的，天地灰蒙蒙的面目不清，飘着若有似无的雨雪，一切都被冻僵，天地暗沉得像是地狱。我裹着仅有的那件羽绒服缩进机场大巴，望着眼前的“地狱”心灰意冷。这是我懂事以来即将遇到的第一次生死离别。这一路的追赶是气急败坏的，身边的人有几个像我是奔着这样的聚？我试着为舅妈祈祷，上帝，请留下舅妈……

她是我的舅妈，常理之下很少亲近的一种关系，但对我，却是血液里的存在，跟母亲这个角色几乎不相上下。我7岁之前的记忆里，排序是这样的：姥姥、大舅、舅妈、几个表姐、妈妈、妹妹、爸爸。妹妹比我小不到两岁，生下妹妹妈妈便把我交给姥姥带，所以上小学前我基本上是在大舅家住的。当时大舅家在舅妈所在学校家属院，一套平房包括一间大屋两间小屋一间厨房，大屋里一张大床外带客厅功能，里屋是舅舅舅妈的卧室，一张双人床一个小小的衣柜，另一间屋小得只能放一张1米宽小床，我和姥姥住过大屋的大床也住过小屋的小床，三个女儿加上我，怎么挤着住的我都不记得了。从舅妈这个角色的角度，能忍受和接受是很不容易的，舅妈没让我受过什么委屈，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只记得有一次跟姥姥耍脾气，被舅舅呵斥过一次，还有就是被大我12岁的大表姐管教，估计是教我识字我不听话，大姐把我摁到粪池上头吓唬我，被摁着头的我看到墙头有几个人在阻止，其中就有舅妈，“算了，好啦。凤玲。”我当时的小心思，是完全放松的，看到舅妈我知道自己没事了。当我回老家上小学的时候，舅妈交给我妈一笔钱，那是几年中我妈替我交的生活费，舅妈都给存着，估计还往里贴了不少。

舅妈毕业于西北俄语专科学校，之后在郑州一所中学教书，最初教俄语，俄语课程取消后她自学英语，转型教英语。她工作应该很忙，所以很少在家见到她，关于舅妈职业的那一面，我记忆里有这么一次。1976年伟人去世，舅妈的学校组织追悼会，家属和教工一起，纵列两队。我个子小，站在第一排，组织者说都不要穿红色，我看看自己，蓝白格子衫，是表姐们的旧衣服。“我这件可以吧？”然后就随着队伍去吊唁，地点在马路对面，长龙一样的队伍越过马路弯了几道弯。进入吊唁大厅，大人组成的丛林中一个声音引领大家默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那声音，清脆又稳妥，是我舅妈。

在我爸写的一篇回忆录里也能看到一点点工作状态的舅妈，“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干练、热情和多才多艺。记得第一次见面，她当时披着大衣，热情地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这年夏天，我和老魏分在一起下鄉收麦。一天夜里，她邀我一道找主任汇报情况，记得是两派学生打架。因为要走一段土路，我不是跳沟就是往粪堆上踩。我发现我得了夜盲症。老魏劝我要早治。返校后，有人说猪肝可以治，我趁星期天的早晨上街买了一个生猪肝，回来挂在住室墙壁上，不知如何弄熟了吃。下午老魏来了，了解情况后就把猪肝拿走了。不久，派大女儿凤铃送来了。她说是奶奶给做的。吃后，第二天眼睛就好了。”那时候舅妈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被称呼“老魏”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舅年纪比较大，大她八岁又是干部，人称老李，舅妈也就自然成了老魏，另外上世纪六十年代，衣着都是蓝灰系，再加上舅妈做事沉稳待人大大方方，被称老魏就很自然，透着敬重，多少也带点当时的时代特色。

我妈小两个哥哥二十多岁，13岁之前跟着二哥，13岁之后跟着大哥。当大舅和舅妈转业到郑州以后，二舅写信商量我姥姥的赡养问题，二舅很无奈，他那个婆姨一点都容不下婆婆，更何况婆婆还带着个小姑子。大舅没二话，舅妈也没二话，于是，13岁的我妈跟着我姥姥从山西来到大舅家，从此落户成了河南人。大舅多年在地方某军工厂任职，我姥姥不识字，很长一段时期，我妈的监护人其实就是我舅妈。舅妈带着我小脚的姥姥和三个女儿，包括懵懵懂懂的小姑子，平稳度过了困难时期和动荡时期，最乱的时候，城里武斗频频，大舅和舅妈安排一家老小回山西老家躲避，2岁的三姐，7岁的二姐，9岁的大姐，24岁的我妈，63岁的我姥姥，被舅妈送上了北上的火车，山西那边，二舅翻山越岭去静乐县城迎接。大舅和二舅，一个城里一个山里，一边提供物质的保障，一边提供空间的庇护，一大家子得以平平安安。我妈说，她好像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我妈高中毕业支边去了宁夏。后来我那年轻的爸爸出现了。舅妈很欣赏这个小同事，从中撮合，促成了我爸我妈的婚姻，也促成了一年后我妈的回调。我爸对这门亲事，是“无条件接受”，甚至，“非常不安”，“我不知道老魏对我竟如此信任，我无非能写几句文章，论能力，论才华，实在赶不上一个中等人才，和她建立亲戚关系，非常不安。”所以，我爸我妈的结合，起于他们对老魏的绝对信任和绝对尊重。就我爸和我妈的脾性，没有舅妈在中间的润滑，最后十有八九会分道扬镳。

夜上来，掩盖了之前的阴沉，冷却变本加厉。冰姐打来电话，说我可以直接到家里去，舅舅已经知道了舅妈的情况了。

因为，舅妈已然留不住了。大舅是必须要让他知道了。

大舅去了医院，看到了病床上曾经朝夕相处的妻，他说，“你应该先把我送走的。”大舅没有太强的情绪波动，经历过战场，拥有90年的光阴，他的内心能掌控一切。“不行了，这次是真的不行了。”

凌晨5点我被大姐叫醒，她跟冰姐一夜无眠。舅妈没有多少时间了，在此之前要给舅妈准备好她最后要穿全套服装。

给舅妈穿她熟悉的喜欢的衣服，这个决定几乎没有经过商量。两个表姐掀开床板翻找，找一阵，哭一阵，每件衣服都能触动一番新的哭。舅妈的衣服都很好看，整整齐齐叠放在收纳袋里。翻来翻去，表姐拿不定主意，“妈，我们不管了，你要穿哪件啊，你自己来挑吧。”每次都是舅妈帮我们参谋，她自己的打扮永远无需别人操心，但这次，她不再拿主意了，表姐们一阵慌乱，她们实在不想辜负了母亲一世的优雅。

我几乎没见过比舅妈更儒雅的女性，即使是在她八十岁的年纪。在社区老年合唱队里，舅妈虽然年纪最大，却是灵魂人物，不但唱功好组织力强，也是最夺目的一位。她的头发从来都是纹丝不乱，衣着永远那么得体，简单质朴，却透着高级感。几个表姐买衣服，总要参考舅妈的意见，对她的审美我们依赖甚至迷信。舅妈做的饭也好吃，都是有菜名的，逢过年，或者姥姥过生日，就会张罗一桌子琳琅满目，荤的素的，酸的甜的，摆盘也讲究，所以不但好吃，还好看。

天还没亮我们往医院赶，门外，那个冬天最刺骨的寒风迎面袭来，我几乎窒息。舅妈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六神无主。

医院那边在催问三姐什么时候到，从瑞士匆匆赶回的三姐预计早上7点到郑州，为了这个时间，医院给舅妈注射了加强肾功能的药维持，舅妈也在苦苦地撑。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三姐也到了，大家什么招呼都没打，匆匆在重症监护室换隔离服。走进病房，床上，插着各种管子的那个人我觉得不是舅妈，舅妈从来都不像一个老太太，脸上也没有这么深的老年斑，病床上的她那么娇弱，毫无生气，对我们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仪器上的指数在跳动，那是医生用药物维持的临时活力。

我们留下大姐和三姐走出来，窗外，几条枯藤几片枯叶在风中摇动，一片孤零零的叶子呼地被吹到了空中。大姐被人推了出来，她抹着泪冲里面大喊：“妈，你等等二舅，二舅下午就到了，你等等啊。”我心一颤，此刻，舅妈，走了？

在舅妈那本厚厚的笔记本上，不分巨细记录着每天的生活要目，前天去买药了，昨天谁来了，几天前的12月20日，她写道，今天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

此刻，我分明感觉到了末日的来临。郑州零下5摄氏度，风像冰冻的刀子，刀刀见肉，而且像一面无处不在的墙，挤压着我们残存的一点呼吸。

30日。最后的告别。

汽车在郑州的高架桥上不急不徐地西行，我们跟在殡仪馆礼宾车的后面，那辆车默默地在枯黄的梧桐叶间穿行，第一次感觉到，郑州的高架桥这么多这么长，而且有着这么令人忧伤的色调。

37年前的那个秋天，郑州的气氛也是这样的吗？

那年，我在睡梦中被姥姥叫醒，舅舅家的客厅突然灯火通明。我站在床上顺从地配合姥姥穿好了衣服，家里来了陌生人，慌乱，嘈杂。我被妈妈抱着坐进了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驶进黑夜。一路上母亲不停地抽泣，长期不在一起，我跟妈妈不是很亲近，但这一刻我有点心疼她，扭头安慰她：妈妈，别哭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这个5岁的小女孩是怎么知道的，不但知道爸爸死了，还知道，此刻他就躺在卡车的后车斗。

我爸在跟我妈结婚前就离开郑州回到乡下老家的中学，当时有个政策，按我妈的说法就是“提倡各回各地”，后来我妈也调了过去，这中间有了我，又有了我妹妹。我妈两次都是在娘家生的孩子，在娘家坐的月子。后来我問我妈，你怎么好意思啊，我妈说，是你舅妈提议的，她说乡下条件太差，郑州的医疗条件好……

我爸与世无争，却偏偏被命运抛弃，年纪轻轻得了绝症，不久便撒手人寰。那年他被紧急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当天就去世了。爸所在的学校连夜将爸的遗体往老家拉。大舅不在家，舅妈随我妈一起回乡下。她和我爸的同事坐在卡车的车斗里，身边躺着无知无觉的我爸，七十多里路，深秋，冷风瑟瑟。那个她倍加欣赏的青年，似乎前途无量的才子，她托付夫妹终身的老实人，突然就这么撒手走了。一路上，除了我妈偶尔的抽泣声，再没其他声音。隔着几十年的时光，我仍能感受到她们那一路的悲凉，以及舅妈那一路的思虑。

那以后，我和妹妹就成了舅妈的第四第五个孩子，每年寒暑假我俩几乎都是在大舅家度过的，妹妹初中到郑州上学，吃住在大舅家，正值叛逆期，没少让舅妈操心。第一次碰到生理期，舅妈带着妹妹进了厕所，教妹妹怎么戴卫生带，公共厕所里大大方方在自己身上上下比划。我俩的衣服大多也都是舅妈给张罗的，一到假期，舅妈就会带我们去买衣服，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们上大学，所以在学校常常有同学误会我和妹妹是双胞胎，因为我俩总有一样的衣服，那都是舅妈买的或者扯布做的——酱色白点灯芯绒上衣、紫色运动服、棉绸碎花连衣裙、泡泡纱无袖连衣裙……还有那两条据说是校服设计比赛获奖作品，扎着腰带的白色连衣裙，一条黄边黄腰带，一条蓝边蓝腰带，下摆上印着别致的花，好看得我俩都不好意思往外穿。有几次买衣服，甚至还算上了我继父的女儿。整个八十年代，这些衣服伴随我们体面地长大，也多少塑造着我们最初的审美。

我们去送舅妈最后一程。

大姐托我写份悼词，她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心也乱，冰姐和三姐也都完全无法静下心来，因为舅妈走的太突然。昨夜写写停停，那份与生俱来的感情，不是寥寥数语就可以表达。而且这是悼词，用的称呼不是舅妈，而是她的姓名。

舅妈的名字很好听，魏玲萍，带着有节奏的韵律，邻居们都称呼她魏老师，老魏，魏也在我心目中成了她的专属，带着她特有的气息。

白色的胸花和黄色的菊花装点着那个清冷的早晨，舅妈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和老邻居都来了，我认出了其中的几位阿姨，都是我记忆深处的人物，王阿姨，40多年前的隔壁邻居，吴辉和吴红两位幼时玩伴的妈妈，仿佛隔了几个时空穿越而来，我们之间的相互记忆属于上世纪70年代，她老了，而我的舅妈已经没了。

大舅坚持要来，他的妻，他此生的最爱，他要陪她走到最后。

追悼会安安静静地开始，偶尔听到隐隐的啜泣，轮椅中的大舅，那个曾经腰板挺直的威武军人，佝偻成了很小的一团，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更加无助可怜，他定定地盯着妻躺着的位置，没有言语，也没有眼泪，我的心被扎得生疼，任泪决堤。

当所有的致辞完毕，告别的音乐响起。

不是哀乐。是的，那个旋律不属于舅妈，就像丧服不属于舅妈一样，舅妈歌一样美的一生，该有浪漫的旋律伴着她远行。

云儿飘星儿耀耀

海早息了风潮

声儿静夜儿悄悄

爱奏乐的虫爱唱歌的鸟

爱说话的人都一齐睡着了

待我细细地观瞧

趁此夜深人静时

撒上些快乐的材料

鼾儿起梦儿迢迢

人都含着微笑

嘴儿开心儿跳跳

疼爱你的人佩服你的人

帮助你的人都一齐入梦了

大家好好地睡觉

不要等到梦醒时

失掉了甜美的欢笑

一贯冷面肃杀的告别大厅，在歌声里，恍若天堂。我突然没那么难过了，四周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花，在泪眼婆娑中，似乎都升腾起来，在空中翩翩起舞。

歌名叫《月明之夜》，网上的资源不多，零星只有李谷一的独唱版本和歌舞视频的合唱版本。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者黎锦晖是当年的流行歌曲启蒙，其歌词和旋律轻柔曼妙中带着古典中国的诗意，不知装点了那个时代多少少男少女的梦，舅妈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她从做工程师的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首歌，20岁时，舅妈伴着这首歌，在舞台上表演了天女散花。感谢伟大的互联网，让舅妈多年以后能再次听到这首歌，当时她高兴得不得了，还准备教合唱团的成员一块唱，可惜没能来得及。

我想象着扎着长辫子的舅妈，长裙飘动，长袖飞舞，在舞台上笑靥如花的样子。后来聊起来，大姐说，记得有舅妈跳天女散花时的老照片，我惊讶得不敢相信，原以为只能靠想象去还原了。“怕是不好找了。”文革时抄家，舅妈很多演出的老照片都没有了。不久，大姐发来了消息。“找到照片了！”哇，我惊喜得差点叫出声来。

照片上的舅妈，穿着一袭白裙，头戴花冠，真的拖着两条长辫子，她右手举着花篮左手握着花束，动作有点拘谨，静静地看过来，双颊饱满，青春逼人。我盯着这张照片，想，上世纪50年代初，原来并不都是红绸舞，原来还有这样的小资情调。

就是这个时期，舅妈报名加入了部队文工团，后来，美丽女孩的芳华与部队年轻军官的激情岁月不期而遇，从此开启了他们近60年的相濡以沫。

三

我其实不知道舅舅有多悲伤，我没看到过他的眼泪，也没听到过他叹气。舅妈刚走那几天，外孙虎子是他唯一的安慰剂，许多心里话他会跟这个小伙子讲。虎子趴在姥爷的床头，祖孙俩没长没短地聊，偶尔我们会听到大舅呜呜的哭声。妹妹来看他，他说，过去别人说我能活一百岁，我也觉得我能活一百岁，现在我不知道了……

妹妹是另一个能掏出大舅心里话的人，大舅跟她讲——“你舅妈和小菠箩（他们的曾外孙女），一老一少，舅妈唱一句，菠箩唱一句，我在旁边虽然什么也没参与，可是——我——感觉——很幸福。”后面这几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的，好像这样那一幕重播的时间就会拉得更长。妹妹不无感慨，“我帮他擦了眼角的泪。其实，真心诚意地羡慕他。这种每一个小细节的幸福感我也有过。比如，那一年，我做着午饭，等一个人回来吃。我看着窗外。银杏叶落了一地，我对自己说，我要记住这个很普通的中午和我的幸福感。舅舅其实是个很幸运的人，这种幸福感他有差不多60年，没有被打破过、粉碎过。”

如果储存了60年的幸福感，可以像储蓄一样，能随时支取就好了。可惜，幸福不但无法支取，失去了，还要付上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真的太残酷。大舅表面看似平静，但他后来的健康说明了一切。

2014年夏天，大舅经历了一个大坎，先是咳嗽，后来开始嗜睡，然后，有点犯糊涂，手纸拿用过的，后来便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年轻时身材魁梧，军装笔挺，文过武过，被舅妈宠过惯过，大舅可是骄傲了一辈子的人。

尽管医院检查结果说是严重缺钾，正在补，病情在好转，但情况的糟糕程度让人忧虑，觉得大舅在向我们挥手了。尽管大舅已经92岁，时间在迫近，我们仍对那一天没有准备。舅妈走了一年半了，这是大舅的一个奇迹，原来想，没有舅妈的陪伴，他走不了多远。

大姐功不可没。这个前国营菜市场营业员，鞍前马后把老父亲照顾得天衣无缝，几乎变成了半个医生，住院期间包括后来居家休养，大舅的医护级别都接近ICU水准，每天24小时固定时刻的睡眠时间、体温、血压、饭量、尿量、便量，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大姐在前线冲锋，二姐和二姐夫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每天熬制小米油，顶着烈日骑着电动车送过来，一口一口地喂。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深圳飞去北京，在医院守了两天，半夜在走廊的折叠床上醒来，发现大姐还在围着大舅的病床转，大舅的体温有点高，她呼叫了医生。我为自己的酣睡羞愧不已。大姐甚至能根据大舅的身体变化自行决定增减什么药，医生一边觉得这个病人家属不自量力，一边发现她竟然是对的。

大舅最终闯过了这道鬼门关，我觉得起作用的不是医学，而是表姐们的坚持。大舅后来的这几年，并没像我最初担心的那样，“没有舅妈，谁知道他在想什么，谁知道他有什么需要？谁陪他说笑话，谁唱歌给他听？”表姐们都知道的，她们跟大舅说话，又是哄又是逗，大舅好像她们的乖宝宝似的。每到大舅生日，经常能收到表姐发来的照片，大舅后来即使假牙都戴不上了，依然红光满面，眼睛笑成月牙。

2017年以后，大舅的健康状况开始退化，先是下不了地，后来吞咽变得困难，再后来谁都不认识了，但名字都记得，每一个亲人的名字都在他的保险箱里，只要报上名字，他就会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久久不撒手。我最后一次见他，临分别，我们就这样抱了一次又一次，他的身体那么温暖，我感受到家族特有的温度。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2018年端午前的那个晚上，大姐发了短消息，“大舅又住院了，进了ICU，这次恐怕不好。”

大舅最后没能醒过来，他果真没能活到一百岁。

大舅的军旅生涯始终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迷，我们只知道些大概——15岁走出家门，16岁入党，18岁做指导员，后来，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他很少主动去讲那些往事，他所有荣光，就像他的那身军官礼服一样，被叠得整整齐齐，予以封存。这身礼服他统共穿过两次，一次是刚发下来的时候，当时他还在部队。第二次已年过花甲。那年虎子当兵探亲回家，听说姥爷有身漂亮军服，兴致勃勃拿到干洗店洗好、烫好，祖孙俩身着军服来了张合影，大舅比过去胖了很多，扣子几乎扣不上了。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大舅这名抗战老兵获得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紀念奖章”，大舅很激动，没事就拿出来看看，大姐开玩笑说，盒子都被他掀坏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舅又获得了一枚纪念章，这次没有上次那么上心，大姐说，可能是因为你舅妈不在了。

跟大舅聊他的过去，他很少表现出胜利者的欢欣，没有高调子，实话实说，比如对当年的敌人日本兵，他的评价就很客观，他说日本军队整肃严密，战斗力强，己方在正面交锋时常常不是对手。

问我妈，你对你大哥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想不起来。第一次见你大哥是什么印象？这个点燃了我妈的记忆。第一次见你大舅，我十岁左右，再早我也不记得。你大舅回来了，穿着军装，戴着大盖帽，我不知道他是谁，很怕他。算了下时间，这第一次见面应该是50年代初，当时土改已经开始了，姥爷家虽是中农，却也受到了冲击。大舅后半生心心念念、于心不甘的事，就是土改时的家庭遭遇，父亲丧命，他自己也差点遭此一劫。此番遭遇导致他之后的多次人生转折——转业，下基层。他也决绝得很，“拂袖而去”，头也不回。

舅舅做了一辈子文职干部，保有那个年代的以身作则，比如从不利用自己的特权给家庭造福，两个表姐在文革中耽误了学业，后来一个在国营菜市场当营业员，一个进纺织厂做了流水线工人。一家人的住房一直是舅妈所在学校分配的员工住宅，一开始是两间小平房，后来搬进学校的集资房，三室一厅，总面积60平米。

对于我和妹妹来说，大舅就是父亲一样的存在，在他心里，他有五个孩子，妹妹告诉我说，那次大舅看她和大姐一家热闹闹地聊天聊到不睡觉，“他说，你们这样相处，很好很好。他看着我们长大，我们小时候天真无邪友好相处，他怎么都觉得，长大的我们依然很好，应该很好，怎么可以不好。”他经常会说：“你们五姐妹”怎样怎样，把我们串成一棵藤上的瓜。

大舅很少说大道理，但他和舅妈的生活哲学，默默地树起了一种标杆，使我们不敢怠慢学习，热爱文艺，积极生活，也学会了自律。小时候吃饭，小孩子都要参与开饭这件事，摆桌子摆凳子，盛饭，饭后刷碗收桌子，热火朝天的。每次吃西瓜，舅妈会叫家里年龄最小的孩子，把切好的西瓜一块一块分给家里每个人，在这种规矩里，我们早早知道了分享的美妙。有两年春节，舅妈还在家里张罗了春节晚会，一家人在屋里围成一圈，击鼓传花，人人表演节目。桌上摆着糖果瓜子，屋里灯火通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像，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没有泛黄，始终保持着高饱和度的鲜亮。对于在重组家庭中成长的我和妹妹来说，这种家庭气氛成了我们对完美家庭的最初的认识，长大后成家，要和谐，要快乐，是我们生活的基准。

母亲对大哥的敬畏几乎与生俱来，爱与敬畏这两种成分交织，我们对大舅的感情也搞不清哪种成分更多，直到那一次，当我在我们那个乡中学的家里，突然看到大舅和舅妈出现在眼前，就像一个住校生突然看到了亲妈一样，心里涌出的兴奋和激动让我自己吓了一跳，我原来这么这么爱他们啊——那天阳光刚刚好，映在他们身上，天地都仿佛笑意盈盈。

四

我又一次踏上送别的回乡路，这时候，高铁四通八达，微信铺天盖地，从深圳回郑州的高铁上，6个小时中我几乎没空看着窗外伤感，各种心情都被收纳到了手机上，我发了朋友圈，用了大舅和舅妈年轻时的合影和老年时的合影，妹妹的朋友圈也发了一长串文字，大姐分享了单位写的官方悼词，我们终于对大舅的履历有了清晰的了解，我回复，“看下来觉得大舅真是了不起”。我们也交换着各自手机里保存的新老照片，一张黑白老照片上，舅妈身着简素的针织衫，短发微卷，舅舅一身戎装，带着浅浅的微笑，宽厚的肩膀护佑在舅妈身后，真是郎才女貌啊。

大舅的葬礼由厂方派人负责操办，很简单。他的身上盖着党旗，此刻的舅舅又回到了一个老革命老领导的身份，有点陌生，仿佛我们之间不仅仅阴阳相隔。

突然想起那一年，舅妈的葬礼上，大舅曾用毛笔为舅妈写下的那四个字：玲萍如在，就镶在舅妈的遗像上。这是我们见过的大舅对舅妈少有的一次表白，一个“在”字，万语千言，同那首《月明之夜》一样，纯粹，绵长。

我挖空心思为大舅写了一副挽联——半生戎马，堂堂正正壮怀流芳；百年关爱，生生不息风范永续。涵盖了大舅一生的追求和为人，也把大舅的名字藏了进去，但我很不满意，有失温度，对仗用词也浅薄，可又实在写不出更好，与“如在”二字相比，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时空。

告别大厅里哀乐响起，我们送大舅最后一程。这格式化的音乐，几乎格式化了悲伤，我望着大舅，脑海里飞舞着天女散花，想，如果可能，真希望给大舅播放《月明之夜》，他不一定喜欢那首歌，但他一定喜欢听。表姐在悼词中说，爸爸，相信你和妈妈己经重逢，在那祥和安宁之地。此刻没有很多悲伤，相伴半个多世纪，分别五年零六个月，大舅和舅妈失散太久了。

【作者简介】宁玉，本名李宁豫， 70后，河南许昌人，做过电台编辑记者主播、电视专题节目编导，现就职于深圳报业集团宝安日报社，深圳《宝安文学》周刊编辑部主任，曾两次获中国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