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7世纪到19世纪，中日两国的通俗文学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在中国明清小说风行于世。欣赏通俗小说蔚然成风。在日本则诞生出了诸如浮世草子等属于通俗文学的新文学体裁的作品。而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孕育通俗文学并使之流行的时代背景中，也存在不少类同点。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市民阶层的壮大、出版业的发展以及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推广三个方面，对于17—19世纪促进中日两国通俗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的类同点进行探究。

◆关键词：通俗文学;中日比较;时代背景

1商品经济发展下市民阶层/町人阶层的壮大

1.1中国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成长壮大起来。市民阶层逐渐作为一个庞大且独立的群体出现。这一方面为市井文化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以“三言二拍”为例，其故事多发生在茶楼酒肆、花街柳巷、平民之家等属于市井的场景中，主人公多为平民百姓，主题内容上多见友谊、情爱等常人的三情六欲。其题材来源于不限于高雅文学，反而是野史笔录、社会传闻等占了不小比例。反映了市井生活群像，展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真实的思想情感。

另一方面，市民阶层这个文化消费群体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市井文化创作提供了动力。正如段玉明在《中国市井文化与传统曲艺》中提到的一样，“城市工商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市井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巨增，市民阶层向社群转变的完成以及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族群的市民群体（阶层）最终形成。而这个文化族群一经形成，随着社会活动的加强与突出，共同的物质文化心态逐步趋同，代表这个族群物质文化心态的市井文化就由之产生了”。描绘展示市井文化的通俗文学由此获得了肥沃的生长土壤。

在社会风气上，伴随着市民阶层壮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对于世俗的追求、欲望的满足的思想观念增强。提倡过世俗生活与解放人欲。市民阶层呼唤对于描绘其阶层生活的文化产品的出现。这为通俗文学提供了早在16世纪末，思想家李贽就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思想主张。文学创作思想上，提倡摒弃伪道学、真实表现人欲情感的“童心说”。这些为17世纪后的通俗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撑，赋予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1.2日本

江户时代，在日本商品经济同样得到了蓬勃发展。江户时代初期在幕府“一国一城”号令下，日本各地诞生了众多聚集了武士、商人、手工业者的小都市。生活范围的限定与经济的发展都促进了町人数量的增加与阶层的壮大。

另一方面，町人在经济甚至上实力的增强也使得其对文化领域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幕府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同时缓解武士的贫困问题，制定并实施了对町人的工商业的扶植政策。结果町人渐渐获得了超越商业界线的权力。例如，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新职业“札差町人（札差町人通过将“藏前”发给武士阶层的俸米折价再兑换成现金支付给大名和武士们而获利）”。武士阶层由于经济上的贫困，话语权减少。而町人們的经济实力却不断增强，其对文化的主导权与影响力日益增强。“藏前风”由此诞生。町人们有实力影响并逐渐掌握了原属于武士阶层的对吉原的主导权。正如歌舞伎新剧《助六》台词所言“吉原倾城的权威落于盯人之手矣”。

另一方面由于町人阶层的壮大，文人的文学创作也由此获得灵感。如中国的“三言二拍”一样反映市井群像的通俗文学作品不断诞生。比如这一时期的世话物（故事剧）《曾根崎心中》。这部作品是以当时曾根崎真实发生的游女初与酱油屋伙计德兵卫的殉情事件为素材的。

2商品经济发展推动文学作品商业化与出版业的发展

2.1中国

明朝末期，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文学作品等逐渐商品化。实际上，在宋代就已经有文人将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商品出售，换取一定“润笔费”的先例。比如欧阳修的《归田录》里有记载，“近时社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这，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近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买文换取“润笔费”已经“恬然不以为怪”。而到了清朝，买卖书文已经被广泛接受。将出版业蒸蒸日上。《中国艺术经济史》一书中有记载，“仇万顷未达时，曾挚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此时买卖诗文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行为。

另一方面，兴盛的商业化的出版业为通俗文学作品的大量面世提供了条件。书籍的商品化向文学创作者们提出了创作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作品的要求。而这时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文化需求日增，有着很大的市场。市民阶层获得文化消费的需求、文人通过卖文获得报酬的需求、商人想从中牟利的需求，加上印刷技术的成熟，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使得文学作品能够被大量印刷出版、流通于市。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逐渐兴起。而到了清代，私营印刷已经在市场占有率上超过官营印刷，商业化的出版印刷成为主流，进一步推动了通俗文学作品在市民阶层的传播。

2.2日本

和中国一样，江户时代的日本出版印刷业兴盛发展，图书逐渐作为商品流通于市。

这一时期，德川幕府的文教政策推动了出版印刷业的成长。在日本中世之前，印刷出版的行为主体是政府和寺院。出版物也多局限于佛教书籍、医学书籍、哲学书籍等以一部分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发行的书籍。如果想要阅览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的图书，则常常需要向持有该类书的人借书阅览或者是自己手抄全书。德川幕府对于出版行为进行奖励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官方鼓励出版的政策，民间出版行为的合理性得到承认，并获得发展动力。这推动各类图书的印刷出版与传播。为町人阶层所喜爱的通俗类文学作品因此能够不断刊行面世。通俗类文学读物的广泛传播使得更多的人了解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受众增加。进而促进了面向普通町人的、以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人情本（言情小说）、滑稽本（以幽默搞笑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洒落本（主要内容多为花街柳巷的情爱故事）等属于通俗文学的新题材作品诞生。

此外，在此过程中，大量的“貸本屋（可以租赁图书的店铺）”也促进了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发展。当时，对于普通收入的一部分人来说，市面上的书仍是价高难求。在这种情况下，“貸本屋”这一产业诞生了，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天保年间（公元1830年到公元1844年），光是江户地区的貸本屋就有800家。大量貸本屋的存在，使得普通群众阅读图书成为一件不再困难的事。而在为江户平民喜欢的书籍的名列中，就有以草双纸（通俗绘图小说）、洒落本、滑稽本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存在。

3成熟的印刷技术促进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发展

3.1中国

印刷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图书的印刷效率，为民众提供了数量和选择更多且更廉价的图书。促进了通俗文学作品的传播。

诞生于宋朝的活字印刷具有排版效率高、成本低等优点。而到了明朝，活字印刷技术更加成熟并得到了更广的传播。明清时期，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并行应用于印刷业。印刷技术进步的红利使得更多的普通市民有机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通俗文学作品。比如，清初流行的评书，就是普通民众了解文学作品的一种常见形式。這一时期，在类型上，三言二拍等描绘人间群像的文学作品深受民众喜爱;语体上，白话文相比古文更为市民阶层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出版者与图书销售商也对文人提出了创作通俗文学作品的需求。其实，早在16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了该现象。清白堂的书坊主杨涌泉认为将《精忠录》改写成通俗读物能畅销于市。于是求助了文人熊大木对《精忠录》进行改编。改编后的《大宋演义中兴通俗演义》在当时大为流行。这种现在被称为“熊大木模式”的、由书坊主干预创作通俗小说兼文化商品的现象在明清时期很常见。

3.2日本

虽然活字印刷在16世纪左右就传入了日本，但在这一时期的日本，雕版印刷是主流。随着町人阶层的壮大，对“草双纸”等印有大量图画的“绘入本”通俗读物的需求增加。而雕版印刷技术能够方便、高效率地处理图画和文字在印刷一版上的情况，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而高效的雕版印刷技术又反过来促进了通俗文学读物的大量面世，为通俗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今田洋三.江戸の本屋さん[M].平凡社，2009.

[2]段玉明.中国市井文化与传统曲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3]王宣.略谈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89-91.

[4]刘凤云.江户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06）：63-69.

[5]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9.

[6]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647

[7]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03）：96-109+148

[8]应岳林.印刷术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及在亚洲的传播[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2）：64-69+74.

作者简介

田露（1999—），女，汉族，四川德阳市人，本科生在读;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