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峰

一

父亲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他把我搁横梁上，骗腿骑上时下巴碰到了我头顶心。自行车骑出我家住的胡同口，碰见的第一个人是那个拾荒老头儿，在垃圾堆里翻东西。那时没有垃圾箱，划个圈儿，胡同里的人家都把垃圾扔进圈里。打我记事，这老头儿就在这一带游荡，衣服裤子打着补丁，挺干净，手上戴副线手套。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的眼睛，那顶灰帽子的帽檐压得很低，冬天就换成发白的绿色棉帽。父亲丢垃圾时顾及到这个拾荒老头儿，把有可能被捡去的单独放，胡同里的人家也只有父親这样做。有回我撞见他在垃圾堆那儿跟拾荒老头儿搭讪，觉得挺丢人的。但父亲跟别人处事方式总不一样，也不奇怪。

父亲骑得慢慢悠悠，朝立新小学而去，从家到学校，我跟父亲几乎没有对话。半路上我瞧见两个女生，在后面尖声叫她们的名字，等她俩回过神，父亲的车已经骑出好远，我有些得意。又见一男生，课间操时他跟我一排，女生一向不跟男生说话，我摁动了车把上的铃铛，男生回过头，有几分吃惊地看我。

今天我第一个到学校，从车梁上滑下来向学校大门口走，父亲在后面叫了声“英子。”

我回过头，父亲说“再见。”他说得那么郑重，让我有些不好意思，当时还没有习惯说你好或再见，我忸怩着小跑进了校门。我和父亲再没见，这一天，他骑着那辆半新不旧的白山牌自行车，离开了家。

我家住两间红砖瓦房，是父亲厂里盖的职工房。前后两栋，每栋12户人家，我家在前栋，把东头，好处就是院落大，借东墙又搭了一间屋，这间屋是属于父亲的。刚搬过来时，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别人家垒院墙、围栅栏，父亲搞来些榆树苗栽种当院墙。并排两棵树苗，两尺宽，直条条的，一两年光景榆树墙便枝叶茂盛，郁郁葱葱了。树枝蹿得很快，父亲每隔一段时间要做一番修剪，一人高齐平，从外面看，仿佛一块砖石中的绿林。

严打尚未开始的一九七九年，父亲用他的自行车载我去学校上学，这很罕见，那时都是我们自己或结伴到校。这事儿发生在父亲病休的第一天，他像往常上班一样，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他的饭盒，一大一小，大的装饭，小的装菜，母亲每天早晨做好了饭菜，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装饭盒，如果这天做的菜里面有肉，那差不多大半的肉都被母亲拣进父亲的饭盒里。谁也不知道父亲在什么时候得了病，肺的毛病，需要长年休养，那年我九岁，我哥十四岁，父亲四十六岁。我能记得跟父亲一起的时光就是看电影，也算是童年一大乐趣，那会儿只要有新片子上映，父亲一定要带我去看，十天半月看一回，有厂工会发的电影票，有的是父亲自己买的票。他从不带我哥，我哥的屁股就像长了钉子，坐一会儿就耐不住了，在学校也是调皮捣蛋生，但他有点儿文艺天分，会吹笛子和口琴，学校搞文艺活动时，他总能给班级争光。多年之后跟我哥说起他“吹拉弹唱”的年月，他无意提到父亲如何教他吹笛子和口琴，我吃惊不小，还以为他无师自通呢。我没见过父亲摆弄过任何乐器，他也没跟母亲一起看过电影。

稍长大一点儿，问过母亲关于父亲离家出走的事，母亲性格一向温温吞吞，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叹气道：“他的心不在这里。”

父亲沉默寡言，在家时不是待在他那间屋子里就是手脚不闲整掇院子，种一垄生菜、两垄小葱、几株向日葵，栽几棵西红柿、黄瓜茄子秧苗，窗前还有一溜叫不出名的花，从五月到八九月份，拳头大的红的、粉的、浅粉的花儿开得热热闹闹。父亲在院子里浇水、间苗、除草，有时还会喷些六六粉杀虫。有邻居在墙外探头探脑：“呵，老郝，真能干啊。”

母亲则干屋里的活儿，一大早起来，头发支棱着就去生炉子烧水做饭，瞅着空儿洗几件我和我哥换下来的衣服，饭做好了悄悄让我去喊父亲吃饭。吃得了饭母亲洗碗涮锅，用手拢拢头发就去上班，晚上回家也是先捅开炉子做饭，好像她一直都围着炉台锅台转。父亲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时，我和我哥有时也进去玩耍，也没什么好玩儿的，一张铺板，一只装衣服的木箱，两个凳子，衣箱兼当桌子，放几摞子小人书，总有百十来本，父亲对它们百看不厌。我还不识字，但无聊时也翻翻看看，可惜的是，这些小人书在父亲离开后，母亲把它们填进了炉膛。这是母亲做过的唯一表现愤怒的行为。父亲除了这些小人书，有一只半导体，他经常把音量放到最低，我几乎听不清里面是什么内容，父亲却听得专注认真，母亲吩咐我喊他吃饭时，要么他在看小人书，要么就是听半导体，每每都会轻声对我说：“跟你妈说待会儿吃。”饭桌上，永远都是我跟我哥在说话、怄气、拌嘴，无缘无故地大笑。我记忆里，父母吃饭在一张桌上，但没睡在一起。小时候不懂，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头，从来都是这样嘛，长大后才意识到问题，我不知道父母的问题出在哪儿，没见过他们像邻居家那样吵吵闹闹过日子，而母亲也从来没说过父亲的坏话，即使他离开了家。

父亲走了，院子里再没有种过东西，没有了喧闹的花儿，没有了绿油油的小菜，也没有向日葵引来的嗡嗡不停的蜜蜂，我家的榆树墙高高低低不再齐整了。几年后，那片地拆迁盖楼，邻居们大多选择一次性搬迁，由开发商在别处安置，得到的住房会比原来住房面积多几平方米。母亲坚持回迁，二十年后又面临二次拆迁，当初建设时基础没打好，房屋的墙壁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缝，地面也逐渐在塌陷。母亲仍不肯搬离此地，大概是相信或盼望着父亲回来。

事实上，这些年，我也常常忍不住想，某一天，父亲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一个不期而至的电话。我结婚时还幻想着他能回来参加我的婚礼，我总觉得他在学校门口喊我名字时是有话要说的，他注视我的眼神也有深意。父亲始终没有消息，也因为此，我都愿意相信他还活着，我猜母亲也是这样想的。父亲出走的第一年，母亲以家属的身份去厂里领他的那点儿微薄工资，之后，被告知须补交病假证明，工资必须由本人领取，从这会儿起，在我家，父亲的离开才真正具有了意义，或者说，我们接受了父亲消失的事实。

我家第一次拆迁后得的新房还是父亲的户名，那时证件只有户口簿，户主是谁房证就是谁。拆迁这年发生了一件祸事，在这一带拾荒的那个老头儿被一幢拆了一半房屋的房梁砸中，死了。他在天黑后进到那房里，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没有人知道他住哪里，有没有家人，他的后事由拆迁单位和街道出面送到殡葬馆火化。这个老头儿之后，我再没见过穿得干干净净的拾荒的人。

到二次动迁时我家遇到了麻烦，户主的房产证加身份证，户口簿三证齐全一致，我和我哥找了居委会，找父亲的原厂子，厂子黄了，厂里的老领导老工人有的还在，又去派出所，费尽了周折，最后由辖区派出所出据了原房产证主人失踪证明才算告一段落。我们也被告知，家人失踪三年以上，就可以认定为法律上的死亡。

搬家时我收拾一些旧东西，很多物件在我看来就是破烂。一只老式的柳条箱，有皮无毛的，盖子都瓢了，用一根绳子捆扎着，里面是我和我哥穿过的衣服和玩儿过的小玩意儿。在一个日记本塑料外皮内夹几张旧照片和票据，肉票布票粮票，计划年代特有的产物。几张旧照片中，一张母亲娘家的全家福照，当时还有太姥姥。姥姥生了三男三女，现在除了大舅，其他亲戚还都在。我看了又看这张陈年照片，忽然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前面坐着小脚的太姥姥、姥姥、姥爷;姥姥身边站着小姨，我就以为是小姨，她是老小，六七岁，眼睛瞪得溜圆，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后排是我妈跟她兄弟姐妹，我妈身边是二姨和小姨……咦，兄妹六人怎么多出来一个？姥姥身边的小丫头是谁？亲戚家的？怎么会在母亲的全家福上呢？会不会是我妈曾经真的有这么个小妹妹？为什么没有人提起过？我又发现了另一张照片上的问题，也已经有年代感了，年轻的父亲和母亲的合影，两人在一个凉亭拍的照片。显然，持相机的人居于凉亭下方，父亲和母亲仅仅在雕栏上露出两颗脑袋，母亲调皮地吐着舌头。照片两寸大小，用的是老式120相机，我理所当然地就认为是父亲跟母亲。仔仔细细看过后，我吃了一惊，是父亲没错，但另一个并不是母亲，只不过是跟母亲挺相像的女子，也不是二姨和小姨。我将两张照片反复看了又看，尽管成像不太好，但比起母亲来，那女子更接近全家福中的圆眼睛的丫头。

我拿照片给母亲看：“妈，这才是我小姨对吧？”

母亲眯缝着做过白内障手术的眼睛：“这是打哪儿找来的？”

“小姨跟我爸是一对儿？”

“还以为这些旧东西都丢了呢。”

“小姨是怎么没的？”

“溺水……”

母亲点上一根烟，抽烟是从父亲离开家那时就开始了，有很多回，我夜半醒来，见母亲坐炕上抽烟，天冷时围着被子，抽一口烟，抬头看一眼窗外的大月亮。母亲好像知道我终究会有此一问，缓慢地讲起来，那是全面向前苏联学习阶段，父亲跟三名骨干工人被厂里送到苏联学技术，他跟小姨的婚事定在他回来后的五一节。

“你爸准时回来了，小妹却走了。以前邻居家有个活到九十岁的老太太，会算命，后来不让算了，是迷信。你姥姥爱上她家串门，领哪个去，老太太就给哪个算一算，她说小妹的面相讨喜，老天爷留这样的人。你姥姥后来说，算得也对，小妹是两边都喜欢的人。”

傍晚时分，夕阳斜照，小姨跟几个女友去海边游泳，小姨好运动，喜欢篮球、乒乓球、游泳，总是那么的精力充溢。时值初秋，天有些凉意，但人下到水里感觉不到冷。一艘夜航的大船出现在远处，小姨跟女友們比赛，看谁最先游到大船那儿。几个女伴游了会儿就失了兴趣，只有小姨甩动长臂继续游。小姨不见了的最初几分钟，女友们都认为是小姨故意的，在厂里小姨就爱恶作剧，常常出其不意往胆小怕虫的女友手里塞毛绒绒的玩意儿，把人吓到后她自己躲一边哈哈大笑。有一回，小姨竟然佯装手被绞进了机器里，众人惊慌失措时她没事儿人似的抽身离开，这一回，她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小姨究竟在海里发生了什么状况，至今也没有定论，也许她遇见了裂流，或在水里突发了抽筋。

通讯不发达，联系不上父亲，到父亲回来小姨已经埋进了黄土。两人的婚期就在眼前，姥爷说服了父亲娶母亲。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一直帮着照顾弟弟妹妹，耽搁了婚事，比父亲大几岁。

“你愿意嫁给我爸吗？”

母亲没理会我的话，说：“差儿点就没有你，他喝醉了。”

“我爸滴酒不沾。”我说。

“有了你之后就不喝了。”

“你是说我爸喝了酒之后才……那我哥也……”

“一个人喝呀喝呀，我就想，喝糊涂了心里会好受些吧，他那个肺呀就是被酒精烧坏的。”

“你恨他吗？恨我爸吗？”

“你爸这人性情好，没打骂过你们兄妹。”母亲低头抽烟，陷入一种绵绵无期的情绪之中。

……他深思熟虑了吗？只有上了路，才思考这问题，没有答案。一开始，他认为比较简单，留个口信或条子，告诉该知道的人，走了，走了就是走了。他发现挺难，究竟为什么？有足够的理由吗？或许，他只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脑海里，心底总有个催促的声音，走走走！去哪儿？如何去？停留几天，十天？半月？一载？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普通的旅行，一旦上了路，就无法回头了。他一路向东，向东，前行。

上路时阳光有些刺眼，他没有懈怠，努力而有节奏地踩着脚蹬，路面上的碎石不时让车轮胎蹦起来，多数是平坦的土路，他尽量走与铁轨并行的路，这样就可以在某个车站休息或过夜。有一天，发现原来的铁轨由两条变成了多条，路面复杂起来，而他与铁道也渐行渐远，视野中的一切越来越陌生，回头望望，看不清自己是从哪条路上来的，前方也不知道哪里是目的地，只是一味地走，不回头。

他已经骑行了二十几天，方向有点儿偏南方，天气越来越暖，这种暖意让他紧张和忐忑的心绪舒缓了许多，留意起沿途所见，代表着城市的高大烟囱，房屋支离破碎的乡村，矮草平原，废弃的窝棚，绿油油的田地，水渠，干涸的河，荒野，山林。一座城市连着另一座城市，一个乡村连着一个乡村，有的地方没有路标，也没有界线，苍茫之间仿佛是世界的尽头，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世界尽头，只有无限延伸的大道、小路、山径。行进，行进。天气实在太热时，他便躺进路旁的灌木林阴，一个不小心，遇到了蛇。先是耳边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像虫鸣，也许是兔子或老鼠，一抬头，那条蛇离他只有一尺距离，几乎看见了它黄色的眼睛和吐出的分叉的舌信子。他全身的血液都凉了，知道是跑不过它的，就一动不动等待着，几分钟变得像几小时一样漫长，终于，蛇摇动着身体快速钻入草丛不见了。他松了口气，出了身冷汗，仿佛体重都随着冷汗的流出减轻了。天热赶路困难，大风天也不好走，风里卷着沙石和尘土，打在脸上像小刀割一般，天气就是这样的无常。

有个缓缓来临的黄昏，扬尘的路上开过一辆破旧的大卡车，装满了石料。卡车开过去几十米远停下了，司机从驾驶室的窗里探出脑袋问，哪儿走？他搭上了这辆卡车。司机搭路人就是要在寂寞中的旅途中找个说话的对象。旅行？骑自行车旅行？文化人儿吧。听上去有些讽刺，他笑笑。一个人在路上不怕吗？怕什么？打劫？卖掉了手表之后，除了自行车，身上只有一个军用水壶，绿漆都掉了，成了铁锈色，没什么可让贼惦记的东西。这是他在路上唯一一次搭车，将近七个小时，中间司机停下来到路边的小馆子吃饭。司机到了目的地，他下了车，眼前仍是一条长路，还要前行。

他一直在心里写这封信，明明是发不出去，也没有必要写出来，自己知道罢。

二

乔乔抢在我和她爸前面去开门。“你找谁？”女儿问。几秒钟后，乔乔喊我：“妈妈！”我从沙发上起身走到门口，一个又瘦又高背有点儿驼的老头儿站那里，穿一身深色厚重的外套，一定是穿过很多年，衣服都发亮了，也不合身，如果不是身材变化得太大，那就是原本衣服不是自己的。拎个黑包，疏于打理的略有点儿长的灰白头发，灰白色的胡须，神色疲惫。我的心突突跳起来。

“谁呀？”杨树林出现在我身后，又说，“找谁？”

老头儿注视我，天冷，有鼻涕从他鼻腔里出溜出来，他用手抹一下，带着浓重的鼻音：“英子？”

我胃口一抽搐，冲杨树林低声道：“我爸。”

父亲在他离家三十年后，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现身了。翁婿两人简短的，干干巴巴的，多少是冷漠的——杨树林的表现——招呼后，我给父亲弄吃的，接着，坐父亲对面，进行一场不通畅的谈话，父女犹如初见的陌生人，也的确陌生。

“你，这些年去了哪儿？”尽管厨房的门关着，我还是压低嗓音说话，虽然知道经过了这么多年，变老是一种必然，但却没想到父亲如此衰老，还有显而易见的潦倒。

父亲用一种莫可名状的神情代替了回答。

“你，你的病……没事吧？”我提高了声音。

父亲脸上显出了一丝笑容，不知道为什么，那笑容看上去讳莫如深，甚至有点儿狡黠。

“不是不治之症。”父亲说。

“妈，走了，你，知道？”我问。

父亲摇头：“刚知道。”

我停一下，说：“当初，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离开。”我大概是想说离婚，但七八十年代离婚很罕见，对家庭和孩子影响巨大，我也说不上那时父亲选择离婚是不是比离家出走更好。最开始除了几个至亲，没有人知道这回事，姥姥姥爷叮嘱我和我哥：“有人问起来，就说你爸出远门了。”

父亲迟疑道：“我了解你妈。”

父亲是对的，母亲性格软弱，但也固执，他离开的那些年里，总有亲戚不断地开导母亲，放下吧，你也对得起他了，别再守这个活寡。母亲不理亲戚们的劝告，尤其不能听到父亲可能已经死了的话，她会硬生生地撅回去：“他会回来的。”

沉默一会儿，我说：“那，你……回来了，就不再……”

父亲抬起头注视我，瞬间，我想到多年前站学校门口喊我英子的他，不免悸动。

“英子，我现在需要个住处，临时的，等找到合适的房子，我……”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说这话时我看了看厨房的门，不知道杨树林是不是在偷听，如果他听到了会做出什么反应。但另一方面，我又想，父亲根本不会留下来，他的状态就不像是回家的样子。

“不是我，一个孩子，跟他妈。”父亲几乎带着歉意口吻。

我瞠目结舌，父亲又有了家。

父亲摇头解释：“不是，是我认的一个闺女和她孩子。”

我脑子没转过弯来，认的一个闺女？他是带回来见母亲的吗？把亲生儿女丢了这些年，却带回来一个认的？我简直糊涂了。

“我……我想找找厂子，工作了二十几年，应该有退休金，国家有政策，干满十五年就有，按六十岁退休，也十多年了，我一分没拿。”父亲低低的声音。

我勉强接过话头：“这个不容易。”

父亲什么情况都没弄清楚呢，退休人员都与原厂剥离开来，由街道社区管理，他的人事档案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多年没有音讯的职工就算不被厂里开除也可能会被认定自动离职。

“厂子是大国营，每个职工都有档案，有名有姓，总该有个说法，会麻烦些，我有思想准备。”

我无语。

“英子，让她们母子俩先住下，几天罢，人在火车站呢，孩子有病，住旅馆不方便。”

“什么病？”我警觉道。

“你别担心，不是传染病。”

我看着父亲，如果他没出现，我内心保留的仍是童年的记忆，他是个童心不泯的父亲，看小人书，迷恋电影。温和的他不仅对我和我哥从未高声说过话，就是对我们领回家的伙伴也是和善的。邻居家有个男孩儿经常来我家跟我哥一块儿玩儿，闫光明比我哥大两三岁，点子多，有主意，怂恿过我哥去偷一户人家养的金鱼，败露后被他爸暴打一顿，也不敢再来我家，路上遇见父亲也是躲得远远的，后来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回来几条漂亮的金鱼，让我哥送给他，还告诉他如何才能把鱼养好。就是这个闫光明，在父亲出走的两年后，逢严打，犯流氓罪坐了牢。

他跟母亲徒有虛名的婚姻是阴错阳差，无论是他还是母亲，都值得同情。可面前的这个父亲还应该被同情吗？当年我和我哥都未成年，他却任我们自生自灭，而母亲又不是什么坚强的女性，亲戚们的指责、质疑，周围人的目光和指指点点，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个大活人凭空不见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我家的统一口径经不起天长日久的空白。

胃口又开始抽搐，我出了厨房，跟杨树林撞上了，他冷冷地看我一眼，关上了卧室的门。我径直到了阳台上，太冷，呆了没几分钟，这几分钟倒也使我冷静下来。我幻想过，父亲以一个足够富有的身份荣归故里，他的回归让我和我哥过上了一种全新生活，并且谅解了他。而现实完全是两回事，拒绝吗？我知道自己做不到，终究是我的亲生父亲，他是我的来处，除了不快的记忆，还有幼年时光的美好。

我跟杨树林商量着让出卧室，我和他在乔乔的房里打地铺，地热，不会冷。

杨树林说：“你没说过你爸还在。”

“我们从来没谈过我爸在不在的问题。”

“那么，一家三口都要住进来？”

“谁家没个亲戚来串门。”

也怪罪不得杨树林的冷漠，我们婚姻中曾出现的问题虽说早已经成为过去，但阴影仍在。还没有乔乔那会儿，闫光明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闫光明出狱后几番打拼，成了一家光明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和母亲还有我哥都参加了他第一次婚礼。没几年就离了，他离婚后的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听说去了深圳，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敲响了我家的门。闫光明在我家一向受欢迎，见多识广，风趣幽默，当年我家平屋拆迁，他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自家院落内就算是个窝棚也会算在未来住房的面积之内。他帮我哥加上几个同学用碎石砖瓦在院子里临时搭了间房，我家后来得了两处住房就跟这有关，他家就没这个幸运，院子小，也几乎称不上院子，是个过道而已。他坐牢坐得冤枉，这是相熟邻居的看法，交友不慎，几个女朋友当中的一个将他告了。他自己倒是挺乐观，从不回避这件事，常常自嘲：“老子跳了个贴面舞就坐了八年牢，当年打鬼子抗战也不过八年嘛。”

闫光明为设立公司分部而来，还要为邻里乡亲谋点儿福利，他动员我们将余钱存到他的公司，说了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词，联众集资，回报便是10%的利率。我们都将信将疑，国家银行利息就那么一点点，一个私人企业还能高过国家去？等到有邻居真金白银地拿到了惊人的高额利息之后，人们开始趋之若鹜，紧赶慢赶把辛辛苦苦攒的钱送到了他手里，且在亲戚朋友圈里奔走相告，不做生意也可以发点儿小财。我家两万块存款被母亲从银行取了出来，还有杨树林父母压箱底的几千块。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人一样信任闫光明，但他总能打消这些人的疑虑，手中有盖着某部门红章的批文，证明他集资的合法性。资金用途有明确指向，种植林木，用来绿化城市和园艺的树种植物，主旨打造城市环保和生态化。他随身总不忘带些照片，是他在南方某处的种植园，好大一片，有香樟、雪松、银杏、梧桐，城市中最常见的树种。闫光明指指照片说：“银杏树最漂亮，春季和夏天郁郁葱葱，秋天就变成金黄色的了，满眼黄金一般。这是合欢，开出的花毛绒绒的，而且，可以对抗有害气体。”别人看他像专家，我觉得他多少还有些诗意。那阵子我对他投入的情感是真的，他没拒绝，但态度暧昧，若即若离，他把个人关系和工作拎得清楚，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一句都不提正干的大事儿。在当时，我对他这个原则十分欣赏。一年后，闫光明消失，自然，集资款随之而去，差不多将所有积蓄都投入进去的人们疯狂找他，公安也介入调查，他集资款项的数额超过了八百万，他却人间蒸发了。有位老人在这起集资诈骗事件中不堪打击自杀。

我和杨树林的关系濒临到冰点，他没提离婚是母亲说服了他，至于母亲是如何说服他的，我不得而知。接着，乔乔出生，母亲去世。表面上，杨树林承认这事跟我并无多大关系，但他内心一直耿耿于怀，他父母的家底血本无归，他妈大病一场之后，身体一直都没恢复过来。好在乔乔的出生，让我们的关系趋好和平稳。这下，父亲回来了。

我和父亲去火车站候车室接回那对母子时，人去屋空，杨树林带着乔乔走了。

……修车点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身上裸露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油亮，将自行车翻个儿，娴熟地卸下两个轮胎，内胎扒出，打足气，浸到水盆里，冒气泡的地方做标记，一连串动作只用了几分钟。他坐马路牙上看汉子补胎，天太热，长袖衫穿不得了，他没衣服可换，北方，现在应该是隆冬了。小镇的街道有些冷清，一条主干道上几间铺子，小吃、米线店和杂货店。他饥肠辘辘，大概有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好像一路而来都处于饥饿之中，也疲惫不堪，没有好好地睡上一个好觉，总仿佛是临时休息一下。他抬起头眺了眺，一栋雕梁画栋的建筑很醒目，是观音庙，建在小镇地势高的地方，几个孩子在高高的台阶上跳上跳下。正看着，冷不丁一只黑手伸到眼前，他吓一跳，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他下意识去掏口袋，不行，卖掉手表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摇摇头，乞丐无动于衷站在那里，等着，脏兮兮的头发结成了块儿，挡住大半张脸，让人看不出年龄。他有点儿不知所措，直到修车的汉子吆喝一声，丢过去一根烟，乞丐捡起烟迈着慢吞吞的步子离开。看着乞丐的背影，似想起了老家那个干净的乞丐。他有点儿担心，过长的裤角拖到了地面，他不会绊倒自己吧。这家伙只跟陌生人讨钱。修车的汉子说。

推着车，小铺子里买了两个米团，又求着店主将水壶灌满，这时的小镇笼罩在即将到来的暴雨之中，云层堆得如山一样的厚。他思忖着找家小旅店住，住了店就当真没了钱，现在能卖的只有自行车，卖了车他又如何上路？或找个活儿干挣点儿钱？蓦地，他想到一个可以睡上一觉的地方，进入小镇时发现一座废弃的石桥，桥下是一处流浪汉们的“居所”，他特别留意了一下，虽有些乱糟，堆积了好多捡拾的废品，但明显划分着区域，不止一两个人住里面。他不是第一次跟无家可归的流浪的人睡一起，每个地方都有游荡在外的人。他四下看看，辨认方向，就在这个时候，猝不及防的，他一阵晕眩，人仿佛坐上了陀螺旋转起来，耳朵嗡嗡直响，也恶心，他手一松，自行车倒地，人也跟着倒下去。他还清醒，咬紧牙关，捱着，挺着，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又能听到耳鸣和心跳之外的声音了，身上刺痛皮肤的冷汗也在慢慢消退，他睁开眼睛，零星的路人走过去后吃惊地回头看他。他从地上爬起来，打着战，在暴雨到来前支撑着走到那座废弃的桥下，又一阵猛烈的眩晕，他扑倒在地，接着，失去了意识。

他沉闷地呼吸着，整个儿陷落在黑暗当中，感觉到了疼痛，四肢、关节都沉甸甸的，仿佛压了座大山。你得喝點儿水。谁在说话？是做梦吧？他伸出手抹了一下流到脸上的水，他发现抹去的不是水，而是血，到处都是，身上、脸上、手上，不，没有流血，是自己产生了幻觉。他艰难地睁开眼睛，模糊的人影在晃动，晃得他的头发晕，只有闭上眼睛才能阻止晕眩。冷，为什么会冷？气温那么高，有人光着膀子，不是冷，是一种结局和结束。他突然就想到，当你死去的时候，就能够跟至亲的人团聚了。好吧，那就让他跟思念的她团聚吧，只是，没想到结局来得这么快，不过，也无所谓。冷吗？不，体温在升高，仿佛发烧了一般，连疼痛也感觉不到了，就觉得晕晕乎乎，飘飘欲仙。一阵阵雷声，他听到一个醉醺醺的人在说话，这谁呀？像个死人，又是你治死的吧。滚！这又是谁？声音沙哑。小心你那条腿，还是这个沙哑的声音。他眼皮抖了几抖，知道自己还活着，的确有人在他身边说话，他睡着了。

他再次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铺板上，阳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照射进来，让人感觉到一种生机。头不那么眩晕了，但体能已经耗尽，他不是一个人，对面有个人影，开始只能看到一个人蹲着的轮廓，慢慢看清了，蓬头垢面，头发打着结，那张脸很久都没有洗过了，有四十岁？也可能六十多了。他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他不敢思想，一动脑筋头就又开始晕，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占了这个盯着他看的人的地盘了。

三

夜晚的候车室也满是熙攘的人们，或许是因为节日快到了。角落里一条长凳上，站起一个女人和孩子，女人瘦小，皮肤黝黑，穿件臃肿的棉衣，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她第一眼的瞬间，那张普通的显老相的面孔有什么东西让我震动了一下。男孩儿六七岁，大脑袋光秃秃的，脸色苍白，问题可能不是出在脑袋上，是太瘦了，显得脑袋大。

父亲说：“小刘，我闺女英子，比你大几岁，是姐姐，这是明明。”

女人嗫嚅一句，大概是给你添麻烦之类，她抽动嘴角笑笑，跟哭似的。男孩儿好奇地盯着我，如果不是太瘦的话，这是个俊美的小孩儿，他叫我一声：“姨！”又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了一边。我含糊地应一句。父亲说：“走吧，到家里去，明明，你要见小姐姐喽。”明明将小手伸进父亲的大手掌心里，偷偷瞄了我一眼，小小的面孔上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戒备。

父亲抚摸他光秃秃的脑袋，脸上流露出迄今为止我从未见过的慈爱的笑容，说：“把帽子戴好，风又大了，会吹掉你这个小脑袋瓜儿。”

杨树林唱了一出空城计，明明没有见到姐姐，我生杨树林的气是他不该把乔乔带走，除了他父母家，也没他处。公婆家离乔乔的学校远，乔乔每天至少要提前一小时去学校，而杨树林没可能亲自送乔乔去学校，他的时间赶不过来，只能劳动婆婆。我猜明天婆婆就会打电话过来，要我接乔乔回来。

安顿好三个人，也快半夜了，有个小插曲，父亲说他腰不好，不能睡软床，而明明非要跟他一起睡地铺，刘玉红跟父亲说：“不守着您，明明会害怕。”

我对这话感到诧异，也别扭，儿子跟妈妈在一起不是最安全的？我看眼前三个人，商量着，推让着，内心五味杂陈，我父亲、刘玉红、明明，这三个人仿佛是一个整体，谁也缺不了谁，谁又都依赖谁似的。这个晚上听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明天找个医院，先给明明复查。”

我在乔乔的房里给我哥打电话，我倒是不在乎这时候是不是会打扰了我哥的睡眠，有时他会打麻将到深夜。果然，电话那端麻将声声：“你不看什么时候就打电话？火上房了是怎么着？”

“爸……回来了。”

“什么？”

“爸回来了！”

“谁爸？”

“……”

“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领个女的，看病来的，他以为妈还活着。”

“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去原厂子，找回退休金……”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哥，你说，这房子……”

“房子怎么了？”

“说到根儿上，你我的房子还都是爸的。”

“哪儿写着是他的？他要说是他的，打官司好了，我还告他遗弃罪呢。”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得帮……”

“对我来说，他，死了。”

我哥对父亲的怨恨极深，因为这个在某天骑车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家里顶梁柱，害他十六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工，帮母亲养家，到后来闫光明诈骗集资，我哥差点儿被有关部门以“伙同”罪名法办。实际上，我哥虽积极帮闫光明宣传，但那也只是出于哥们儿义气，他的钱也被闫光明卷走了。我哥跟嫂子开个小饭馆，手里有些活泛钱，到出事后，一些人向我哥追讨集资款，馆子开不下去了，嫂子干起了临时工，我哥买辆二手小货车，平时接活儿拉货。但集资事件成了哥嫂生活中不散的阴影。

刘玉红对明明的病说得不多，我也只了解个大概，实际上我们之间无话可说，即使坐在一起，如果没有父亲或明明在眼前，两人就会陷入一种不自然的沉默当中。一个亲闺女，一个认的，这样的关系让我感觉怪怪的，她打哪里来？明明的爸爸呢？她有爸妈亲戚吧？她要在这里住多久？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得她跟父亲成了一家人？我按捺住想问个清楚的冲动，但跟她连空洞的聊天都没有。我不多问也出于自私的考量，知道得越少，负担越轻，但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感觉出她的忧心忡忡和焦虑，还有在一个陌生而并不友好的环境中的坐立不安。

明明得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移植骨髓，等待配型，目前用药物控制病情的恶性发展。刘玉红说配型很难，还无意透露了前期的治疗已经花了几万块，后续花得还要多。尽管不是刻意提到钱，我还是敏感起来，怀疑这是不是一个试探，我和杨树林不炒股不做买卖，只挣工资，攒了点儿钱作为应急之需，前有闫光明事件，家里的钱由杨树林管着，他是绝不会为刘玉红儿子拿出一分钱来的。不过，从刘玉红零零星星的话语中，我获悉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她跟父亲相识并不久，在明明得病之后，爸也没有参与明明的前期治疗。

父亲开始为他的人事关系奔波，民政局、街道社区、派出所、劳动局，还有名目繁多的相关部门，七十多岁的人，也是拼了。有一天，父亲小心地问我过去的那些小人书还有没有，我告诉他被妈烧了，父亲黯然半晌，声音沙哑道：“留到现在值很多钱，能解决大问题呢。”他心中的大問题不为找回过去的生活，不为团圆，跟念及儿女情长无关，为了明明治病罢，他对刘玉红母子有亏欠吗？要说亏欠，他亏欠我妈，亏欠我和我哥。

父亲和刘玉红母子几天后就离开了，小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住处，我猜父亲并不想惊动他的亲戚们，他的事进行得不太顺利，不得已。多年前父亲的离家出走，导致两边亲戚都不走动了，父亲那边的亲戚都迁怒于母亲，姑姑们来过家里数落过母亲，母亲软弱，没为自己辩解过。直到我结婚，一直疏于往来的姑姑们来参加我婚礼，我很意外，后来得知是母亲通知了她们，我小时候很受姑姑们的宠爱。有了乔乔之后，联系多了，母亲去世后，每年春节我和杨树林都去给姑姑叔叔们拜年——爷爷奶奶不在了，但我跟姑姑们都回避谈论父亲，或许在姑姑们看来，父亲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

离开我家时父亲并没提前或当面告诉我，父亲在我上班时打电话讲的，又嘱咐我跟杨树林好好过日子。我一下子哽住了，叫了声“爸”。从见到父亲那时候起，我没这么清晰喊过他，父亲在那面缄口不言，半晌，说：“也跟亮子说一声。”亮子是我哥，我差不多已经说服他来家里跟父亲见见面，但临到最后，他没来。

我心里是难过，但还是松了口气，杨树林可以不用找其他台阶回家了。

……桥下的流浪汉中有比他年轻的，不到四十岁，跛脚小王，背后都叫他瘸子。最老的七十岁。六人当中，只有一个是小镇人，姓侯，老侯懂点儿中医，自称是祖传，还真有人来找他讨治病的方子，他来者不拒。有回他扭了肩膀，胳膊抬不起来，老侯在他虎口那里捏了又捏，真的就见轻了。老侯人有点儿疯癫，也不是真正的疯，行为古怪罢，能一整天不吃不喝坐那里养息闭目。老侯就是他在修车点见到的那个人，他生病期间，是老侯在关照着，他没钱，让老侯把自行车卖了，老侯耸耸肩膀，你还会用上的。之后，他就在自行车后座两边各绑一只筐用来装捡来的废品。流浪汉的生活也颇有几分规律，白天分散开，捡破烂的捡破烂，讨钱的讨钱，晚上带着收获或吃的东西回到桥下。除了跛脚小王，都有炊具，煤油炉、铁皮炉、锅碗瓢盆，烂是烂，实用，跟过日子没区别。他加入进来后，也置备了些家什，有捡的，有在小摊上买人家使用过的。煤油炉比铁皮炉方便，油多半由跛脚小王提供，偷的，跛脚小王走的是贼道。

他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窝”弄得像样些，捡了些树枝破木条，搭人字架，订上废纸箱，他就睡在三角窝里，翻身时不用对着别人的后脑勺或脚丫子。他还在板铺下面撒了六六粉，用来驱赶虫子和蚂蚁。他也定期洗澡，不是在河里，去浴池。洗过澡，身心能轻松好几天。流浪汉之间也打架，挺凶，跛脚小王曾将另一个打得头破血流，跟老侯吵架时骂老侯是杀人犯，派出所几进几出，因为偷东西和打架，人也不安分，领过一个女的，乡下女人，住两天，两人一起走了，没多久又一个人回来了。跛脚小王时不时就消失一段时间，但他也有豪爽的一面，弄到钱了就请流浪汉们喝酒，烧鸡羊下水什么的开顿荤。喝酒的时候，跛脚小王大谈他的光辉历史，无外乎钱或女人，他的跛脚就跟女人有关，是一个乏味的故事，他能讲得嘴角冒白沫子。每个流浪汉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历史，年岁最大的是被儿子儿媳赶出家门的。还有一个从来不谈自己，被跛脚小王认定为是通缉犯。老侯无证行医，把一个人治没了，老侯用他那喝酒过度造成的沙哑嗓音辩解说，人在医院治死得更快，我起码让他多活了两年。老侯不时就向几个人灌输他的经验，有些病根本不需要治疗，一些炎症通过饥饿或断食是可以自愈的，医院的大夫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也是因为他们狗屁不懂。跛脚小王爱跟老侯抬杠，你真反动，让人绝食，我要去举报你。

他私下里问过老侯关于断食的事，自己常有干呕的情况，疼痛和战栗也不时地袭击身体。以前他吃药，但已经很久没用了，好像情况并没有比他想象的更坏，会跟他一路上的饥饿有关吗？老侯说，偶尔处于饥饿状态中不是坏事，断食只能短时期使用，如果你不是打算自杀，人能抗住几天断食的。又说，你病倒那几天，几乎没吃东西，也过来了，这充分说明人体内的免疫功能强大，信我的没错。

两年之后，小镇政府重新修整这座桥，桥下的人各奔东西，他再没见过老侯，跟那几个偶尔还碰面，慢慢地也就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去了别处谋生。第一年的除夕，几个流浪的人在桥下围坐一起吃一锅杂烩乱炖，有豆腐有肉有鱼有菜，喝着最便宜的酒，听着整个小镇的鞭炮声，都挺安静的，连跛脚小王也没说上几句话。喝过了酒，都去自己的地盘上睡觉。他在别人睡去的时候，举着捡来的旧手电筒去捡废品，捡了一整夜，踏着满街的红纸屑，嗅着刺鼻的硫黄味儿，一直到东方发白，接着太阳出来了。一抬头，看见小镇的观音庙，他爬上了最高的台阶，朱红的庙门挂着一副对联：积德千秋成佛法，慈悲万载为神圣。他坐下来，仰着脸，感受到阳光在他皮肤上跳动。成为另一个人并没那么困难，命运！脑海里冒出这两个字来，是吧，打他放弃了赶路，心底鼓动他的声音也消失了。

四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日复一日，上班下班，买菜做饭，轮流跟杨树林监督乔乔写作业，她贪玩儿又拖沓，一个小时的作业能磨蹭仨钟头;商量着在周六和周日给乔乔选个特长班，周围的家长都送孩子去学钢琴、学绘画、学舞蹈或英语，这方面，我们也不能落在后头。一切仿佛没有变化，但我自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添了毛病，爱走神。如果在路上，看见一个消瘦、头发灰白的独行老人，我就会想到父亲，想他住的那處在老城区姑夫父母留下的旧房子，没有暖气设备，冬天要自行取暖，有一年还发生过火灾，租客用的电热毡没及时关闭电源，起了火。里面没有像样的家具，一楼，采光不好，阴暗不说，有种荒芜的意味。父亲却说：“挺好挺好，慢慢收拾，慢慢置办。”父亲这是要打算长住下去。有个什么念头在父亲说话的时候闪过我的脑海，一时没抓住，后来慢慢就想起来了，那瞬间的念头便是，父亲回来实际是来寻求母亲的帮助，可惜母亲没等到这一天。

再去父亲的住处是他们离开的半月之后。两天前去医院找一个认识的大夫，跟她打听有关于儿童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移植方面的常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我好一跳，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配型完成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没这么简单，骨髓移植存在排异现象，有数据表明，真正移植成功不足百分之五十，如果不适应，有可能要进行脾脏切除。大夫问我是谁家的小孩儿，我说是亲戚家的，她说：“摊上这种病，不管什么样的家庭都得扒层皮，花了巨额医药费不说，有可能会是人财两空。”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在第一次见到刘玉红时，被她震撼到了，是她脸上悲伤的程度，这辈子，我再也不可能从第二个人的脸上看到这种神情了。这神情无法表演出来，只源自于内心绝望的哀伤。大夫给我一个提醒，有家叫大天使的基金会为患血液病的儿童提供资金援助。我为把这消息告诉父亲和刘玉红，提前下班，到那地方要倒两遍公共汽车，半路上进一家超市给明明买了些营养品，得了这病的孩子免疫能力低，治疗的同时需要补充更多的营养。我还给明明买了把喷水的玩具手枪，这孩子只有几本有关于海洋和各种生物的连环画，一套儿童故事大全——我猜是父亲给他买的。一个只有几岁的早熟的孩子，每天都要给父亲捶腿，父亲有老关节炎。住我家时，有天父亲回来晚了，明明已经睡着了，可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条件反射般一骨碌爬起来给父亲捶腿，父亲也配合他，仿佛很管用的样子。

去父亲住处途经一片垃圾场。这里的垃圾不是每天清理，我已经走过去了，忽然觉得有些异样，回过头看垃圾场捡废品的女人和她身边的孩子。女人手拎一个大编织袋子，捡到的废品都丢到袋子里，她包着头巾，戴口罩，我熟悉她身上的那件灰色带条纹的外套，这件衣服从我见到她那天起就没换过。她是刘玉红。

我太震惊了，几乎是惊到慌不择路，她若看到我得该多窘多尴尬啊。住我家那几天她拘谨得很，上厕所都控制着，有一回实在憋得难受，竟然到外面去找公厕。她也总想表达谢意和歉意，却又嗫嗫嚅嚅语焉不祥，搞得我和她都挺不自在的。

我原路返回，一路走一路想，刘玉红捡破烂父亲知道吗？又如何能瞒得了呢？难道她要靠捡废品为明明积攒手术费吗？又想，她不如此又能怎样？在城市中，中年妇女就业原本就没有更多的选择，何况又是一个乡下女子。我忽然就可怜起父亲，我不知道之前父亲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但目前来看，他跟刘玉红母子搭上关系的那天起，就担起了一个担子，或可能现在既放不下也负重不起，两难境地。而刘玉红想通过父亲解决她和儿子的问题也实在是太勉强，她就没有别的法儿了？

糟糕的一夜过去，打父亲的电话，要跟他说说有关于大天使基金的事，没打通，我很奇怪，为了他的人事关系，父亲时刻都会保持电话畅通的。下午，电话响了，一个外省的陌生号码，接通后听到一个女人在哭，以为是打错了，刚要挂断，马上想到是谁了，心怦怦直跳，第一个念头便是父亲死了。刘玉红啰嗦了一通，我大致听明白了，父亲被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他当了医托，拉驴，被警察带走前正在一家大医院的挂号队伍里游说患者去另一家中医诊所看病。父亲没有任何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警察扣住人不放，要直系亲属去领人。我赶去派出所，一个警察让我在外面等，我看见了刘玉红，一脸凄惶，不知所措。街道上的风凌厉，我跟她背风而站，说：“我不知道我爸干这个。”

刘玉红的脸红了，仿佛我指责了她。“我，也……”她语不成句。我便问起了明明配型的事，刘玉红摇头，一言难尽的样子。我告诉她大天使基金的事，她点头，她知道有这么个机构。

“你该去联系一下，会有帮助的，还听说，有他们的帮助，或可能先获得配型权。”

刘玉红小声说她试过，申请的手续很复杂，还分区域，不是所有的患儿都能得到救助，即使千难万难地申请下来，要排队等候，也可能在最后轮不上。“想过很多办法……能找的地方也都……如果不是叔……我和明明……”

她眼里的泪光触动了我，但我没安慰她，稍稍一迟疑，我说：“你知道吧，我爸好多年没有回家……”

刘玉红看着我，摇头。

“那年我差不多也就明明那么大，再没见过他，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我戛然而止，童年的过往对我刻骨铭心，对他人相当于一个故事。

这时，一个警察叫我进去。“你是亲女儿？进来。”

接待我的警察说在户籍网上有关于父亲的一切都查不到，我小心地做解释，也不得不撒谎，毕竟父亲的人事关系还没有头绪，这个时候最好是别节外生枝。我还有一种担心，并不清楚父亲这些年在哪里，干了些什么，如果警察深究，会不会挖出隐秘或见不得光的事？

“你父亲失踪过？”

“当时我家辖区派出所的老所长，街道革委会的老主任都知道，还帮忙找过，我父亲的厂子现在是没了，当年响当当的大国营，我一提您就知道。我父亲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年轻的时候还被送到苏联去学习呢，身体不好了，病了，也是因为病了不能工作受了打击，失忆了，走丢了，等到恢复记忆之后，已经过了些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去过什么地方，活着就是一个奇迹。”我自己都差点儿相信了父亲真的患了失忆症，“我父亲正在跑关系的事，麻烦的就是一些老人都不在了，但已经有了些眉目。”

“够离奇的啊。”警察似乎并不想把事情复杂化，轻描淡写又事不关己说了这句，随后，给我放了一段录音，“……老兄弟，我猜得没错吧，腿的毛病，是不是像踩了棉花？爬不上坡？走几步得停停歇歇？麻吧？腿总是发凉，暖不过来吧？这是椎管狭窄，我跟兄弟你得一样的病，我今年七十五，差点儿就瘫了，大小便都憋不住，这是神经压迫到骶椎了，骶椎是干什么的？管大小二便呀……我现在好了，你看我这腿脚，走二里地没问题……以前我也在這家医院治的，花了我好几千块，屁事没顶，有人给我介绍了刘教授，人家是拿国务院津贴的，给中央领导都看过病，名不虚传，这不，刘教授就把我治好了……咱上了岁数的人吧，花钱倒在其次，关键是要花在刀刃上……人吧，活到老，活动到老，不能活动了多糟心，指望儿女侍候？指望不上……我就劝你兄弟，听老哥的，我给你指条明路，少花钱办大事儿，这是刘教授的电话和地址，找不到打电话，人家还不收挂号费，预约了不用排这长队……嗯，大概你的肾功能也不太好，尿频尿急吧？等不到走到厕所就尿了吧？我跟你说，刘教授可是个专家，他祖上……”

这是父亲的声音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我听得目瞪口呆，我从来没听他一口气讲过这么多的话。诧异的同时，又有点儿忍俊不禁，我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笑的，警察或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好笑吧，不知道的就以为这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典型的套路，当托儿，诱骗患者去小诊所，有的诊所还没有行医资格。你应该知道，患者损失钱财是小事，延误病情事情就大了，跟杀人有什么区别？我怀疑这些年他是不是就靠这个为生的。”

我一个激灵，说：“不不不，不是的，父亲干零活儿，其实这方面吧，还真有一点儿家传，我太爷爷在旧社会就是……”我心里打着鼓，这个谎可有点儿玄。

“这不是理由。你父亲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考虑到一个七十多岁的人，又是刚刚开始，没给患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哦，那个报警的患者讨回了医药费，那个刘教授所幸是个中医，有资质，不然你父亲跟他都逃不掉责任，生意不好就雇人拉驴，这不是扰乱医院的秩序吗？你把人领回去，看好，也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你说你有个哥哥，你们兄妹养活不起一个老父亲吗？别再去骗人，今天你让别人上当受骗，明天可能就被别人骗到，这样骗来骗去社会不就乱了套吗？”

……人们丢的东西越来越多，捡废品也不局限在垃圾箱，百货大楼、超市、公园、游乐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留下废品。很奇葩的是他捡过一台彩色大电视，几乎是新的，一个大早晨赫然出现在他常去的垃圾箱旁。他没看过几回电视，当他还过着跟常人一样生活的时候，邻居家从百货商店搬回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是那片地区第一个买电视的人家，轰动了，相熟的人都去看新鲜，他也挤在邻居们中间，有点儿小激动。

有一年，他住进了一家旅馆，洗个澡，睡睡醒醒地看了一夜电视，看了两集的电视剧，讲几个中国年轻人背井离乡在纽约打拼的故事。一档盘点这一年上映电影的节目，《霸王别姬》《辛德勒的名单》《东成西就》《甲方乙方》……他看到了成龙，光头葛优，还有很多的演员。他对文娱圈并不是十分的陌生，捡到的废报纸总是有相关明星的报道。时事消息也多少知道些，九江大桥建成——桥类排名世界第三。企业体制改革、征税新条例、马家军和运动金牌、教育革新、摇滚窦唯、国家安全法，美国最年轻的总统克林顿，都是一看而过，跟他的生活没有关系，他每天不是在捡废品的路上就是去偏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那里收废品相对要贵一点儿。偶尔经过一两家电影院，会驻足片刻，看看海报和橱窗里的剧情介绍，电影的票价是越来越高，从几毛钱到一两块，再到几十块钱，而废品能卖到的钱变化不大。

他有一点儿小积蓄，没有身份证明，无法存进银行，装进一个旧的茶叶罐，随身携带。除了背茶叶罐的背包，不离身的还有那个军绿色水壶，这是他用两个铝饭盒换来的，后来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保温杯、保温瓶，有的还能自动出水，很高级，但他觉得这个水壶更实用更方便。兜兜转转，他夜宿过很多地方，火车站、天桥下、建筑工地、烂尾楼，能挡风避雨的地方，有时多人一起，很多时候是他一个人。他住过公园，不错的地方。小镇人民公园外墙的一个豁口钻进去，有一片树林，很安静，游人走不到这里，是公园隐秘的死角。他搭个塑料棚睡里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隐秘的死角被另一些人占据了，男男女女，上了年岁，做苟且之事。

这天晚上，他佝偻着身子，推着“满载”的自行车途经一座桥，拱形桥，坡度有点儿大，他爬得有些艰难，到桥中央时听到有人“哎”了一声，定定神，看见暗乎乎的桥墩上坐个人。不是叫自己的吧，继续走。那人又喊，嗨，爷们儿，捡破烂的！他停下脚步，那人说，过来抽根烟。声音挺友好。年轻时的一阵子，心里空荡荡的，他抽过烟，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差不多忘记了烟的味道。他放倒自行车，走到那人身边，接住一根烟，坐下。那人把自己抽的烟递过来给他对火，抽一口，挺好的味道。那人一根烟抽完，随手将烟屁股弹进桥下的黑暗中，站起身，趴桥栏上往桥下望望，又转身一屁股坐下来，重新点燃一根烟。本地的？那人问。他摇头。捡这一车能卖多少钱？又问。他回答，几块钱。那人说，够吃吗？他回答，够活。够活？呵呵，有点儿意思。那人又说，我小时候就见过你，也许不是，反正捡破烂的老头儿都差不多。他不说话。那人接着问，住哪儿？没准地儿。他说。四海为家呗，四处是家，行。他不置可否，点点头。我打牢里刚出来。那人说。他扭脸认真看看这人，年轻人，神色疲沓困顿。我爸死了，回来发丧。年轻人又站起身，踱几步，现在的人不像过去的人，不帮人，不管闲事，我爸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停了停，年轻人像是自言自语，我爸就我一个，我没妈，我爸有残疾，从小到大，谁喊我爸歪脖子，嘲笑他，我都要打回去，打不过宁愿挨打……我进去了，让人骗他说是出去赚大钱……

他不声不响地听着。

唉，我就说说，心里好受些。他又点点头。这桥可有年头了，知道有人在这里自杀吧？这里水深，永安河，永安桥，大概人进去了也就安生了。他又扭脸看年轻人，有些不安。我可不是要自杀的。年轻人耸耸肩，在我死之前，且活着呢，爷们儿，我也没多少时间，得回去，回牢里，抽完这烟，你跟我走，我有东西送你。

下了桥，拐两个弯儿，进到一栋老式平房的门里，两间小屋，挺规矩。灯光下，他看清了眼前这个人，也总有三十几岁了，头发短短的，额角处有道明显的伤疤，他没发现有什么非要丢弃的废物。爷们儿，我从小到大的家，就我跟我爸，不能让这屋子空了，这就是我要送你的东西。他一时没理解。你就住这儿，只要不死就别走，不管我在哪儿，家是我的一個念想。等我出了狱，要远走高飞，如果将来我回来，那就是发了财了，要么就是当了官了，这有点儿难，不管咋样，回来我得有个地儿投奔。这房证什么的我都留下，别管谁来说什么，这就是你的家，就说是我钢子的干老儿。

他竟然“捡”到了一个家，像做梦一样。钢子一直也没回来，倒是他家的亲戚来过几回，打探钢子的下落，这小子早该出狱了，别不是加了刑期？他对此一无所知，每天早出晚归，日子也算平静安稳，直到他遇见了那对母子。

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父亲又出事了，距离医托事件不过半月。这期间我跟父亲谈过一回，不管退休金找得回来找不回来，我都能为他养老，别再干那样的傻事。对明明的病，如果他非要负责的话，大家一起想办法，但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单纯只是可怜吗？天下要可怜的人很多，我们自己也都是穷人。父亲听出了我话里的责备，愧疚道：“医院那个事是不好，但我心里有数，不会盲目坑人，其他事，总有办法的，有办法的。”

我要找姑姑谈谈父亲的事，不想，小姑的电话先来了：“英子，你爸出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又被警察抓了？

是车祸，父亲被车撞了，送到医院，身体两处骨折，肇事司机先行垫付了住院费，但跟交警说父亲是故意碰瓷儿，警察正在做调查。

“英子，你说，你爸不是真的碰瓷儿吧？”

我又气又恨，一切皆有可能，我气父亲的执迷，恨刘玉红，想不出一个不起眼儿的乡下女子究竟使了怎样的手段，非要父亲的老命来换她儿子的小命。

“英子，有些话我这个当妹妹的也没法说，你爸已经不是年轻时的你爸了，你是亲闺女，你得说。”

“我爸年轻时什么样？”我问。

“朝气，浪漫，按理我不该这样想，他不该跟你妈结婚，不是你妈不好，你妈要是跟了别人，过得一定比跟你爸过得好，结这婚，两个人都损失。不说这个了。英子，那个姓刘的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儿，一个干闺女，老在一块儿，好说不好听。我真想问问你爸，可一看你爸那眼神就问不出来了，你爸不想别人问呢，所以我说他变了，以前我们兄妹親着呢。英子，就算你爸跟那姓刘的有那关系，也不能把老命搭上，对不对？这次车祸你爸不想我们知道，不是我去那里，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我在你爸那里等了半天不回来，姓刘的支支吾吾，是孩子说了实话，出了这样的事，她不通知我们这些亲戚？她是想把你爸攥手心里控制着，唉，不是她，我怎么忍心让你爸住那破房子。”

小姑等在医院外，见了我，小声说：“姓刘的跟孩子都在里面呢，能不说的话就别说。”

我心头一股怒气：“我跟我爸说话还怕着谁了！”

四人病房，满员。手术后的父亲面容枯槁，双目微阖，刘玉红坐床边的小凳上，明明头枕在父亲手上，嘴里念念有词，在讲一个什么故事。刘玉红见了我和小姑慌忙站起身，把明明拉到一边，我皱着眉头道：“都这样了不通知我？”

刘玉红红着脸低下头，听父亲微弱的声音：“是我……”

“我还是您亲闺女吧？”

“你们都忙……”

“是您忙！忙着挣钱，您这是不要命地挣钱，什么钱都能挣吗？”

父亲说：“我不小心的。”又对刘玉红说，“带明明先回去吧，别让孩子跟着一起熬。”

我说：“等一下，这不都在这儿嘛，小姑，爸，还有小刘，明明治病需要多少钱？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十万？二十万？我理解没有钱的难处，我们也不富裕，但亲戚多，大家总能凑出些来，再不行，我卖房！”

“英子……”父亲从枕头上抬起头，但又无力地跌回去。

“爸，我说的不是气话，你是我亲爸，我不能眼看着您用命去换钱。”

父亲脸上显出不被理解的悲哀神色，他摆摆手，想要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说：“出了院就跟我回家，那是你的家，姓杨的不高兴就让他滚蛋，天下又不是没男人了。”

我越说声音越大，一个护士进来：“嘘，说话小声，这是病房，你看你影响了别人，走廊都听见了，你是？哦，亲闺女啊，那个车主呢，见到你们了？”

我说：“他在哪儿，我就问问他长眼睛不长。”

护士说：“小声小声，不是司机，司机给他开车的，刚才问我病房要来探望，他是不是走错病房了？我说，别这么多人，留一个照顾病人就行了，药吃了是吧？老爷子恢复得不错，都放心吧。”

病房里瞬间寂静下来，我、小姑、刘玉红都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不动，好像较着劲似的，护士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弄不清什么情况，也不便再多说。小姑打破了沉默：“哥，我先回了，小刘，你也回吧，让英子跟他爸待会儿。”

刘玉红小声对不肯走的明明说：“晚上再来看爷爷。”

这时，一个小伙子捧一抱鲜花进来，小姑扬了扬下巴，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开车的？”

小伙子点点头，叫了声大爷。

父亲说：“小吴来了。”

“我老板让送来的，说看着花心里舒畅。”

我又来气了：“让你老板躺在这里舒畅几天试试！”

小伙子讪讪的，左右看看，没有放花的地儿，刘玉红上前把小桌上的杯子什么的拿开，花儿搁桌上了。小伙子说：“大爷，我老板说一切我们负责，您就好好养伤，想吃什么用什么说话，家人要是没时间可以派个人过来照顾您。”

我嘟哝一句：“谁是你家人啊，理亏！”

第二天我再去医院，发现父亲换了病房，高级单间，司机每天都来报到一下，嘘寒问暖，只是他的老板不露面，问过他老板做的生意，回答说保健产品，因为对方不再提碰瓷儿这回事，我也不感兴趣他老板到底是干什么的。父亲腿上的石膏拆除后，也就出院了，他没住我家，也没回那处房子，事实上，我不知道他和刘玉红母子去了哪儿。父亲又搞了一出失踪戏码，跟三十年前不同的是，他在电话里跟我告了个别：“照料好自己和家人，别担心我。我亏欠你们太多。”这句话让我伤感了半天。再联系时，电话已成了空号。

一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和杨树林和乔乔坐沙发上看《三国》，平日只允许乔乔看少儿节目，晚上她的时间是用来写作业的，很多电视剧也不太适合小孩子看。《三国》是热门剧，两集之间的广告时段足有半小时，我和杨树林离开沙发，他去撒尿，再到阳台上抽烟，我去厨房试验刚学的腌制韩式辣白菜，乔乔掌握着遥控随心所欲。

听到乔乔在喊：“妈妈，快来！”

乔乔一指电视屏幕，也没有什么新奇，不过就是一档常见的药品宣传，里面的老头儿白头发，白胡须，白眉毛，戴副细边眼镜，清瘦矍铄，有点儿仙风道骨的样子。大概也是近段时间的事，几家电视台频繁出现这个据称张仲景传人的八十六岁高龄的民间大师，继承和创新发明了治疗各种骨病的膏药，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颈椎肩周炎及微循环障碍都能治。我每每在忙别的事情时断断续续听过几回，这个膏药的来历简直就是一段传奇：现在人们看到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只是一部分，并不是全书，有一部分散落到了民间，落到了这位大师祖上的手中，他祖上举一反三进行功效的完善，精选十六味名贵中药经过古法熬制，汇百家之长，汲取多家膏剂疗法之精髓，又通过自身的试验，终得这份仙膏。最初此膏只用于邻里乡亲，一传十，十传百，受此药恩惠的患者上千上万，但终究传播有限，为避免此药失传，这位大师在晚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家传秘方交由一家现代生物研究所批量生产，让更多的骨病患者早日摆脱痛苦，造福人类。

老头儿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听上去还有几分的真诚，不过，我从未认真坐下来看上几眼。

“怎么了？”杨树林从阳台上返回来在沙发后面俯下身问。

“姥爷。”乔乔说。

为什么之前我就没看出来？而乔乔除了在父亲出现的第一个晚上见过，还有一回我带她去医院探望，成为了她跟明明建立友谊的契机。两个小朋友一见如故，她给明明脑补学校里的事，因为明明从未进过校门，明明则给她讲海洋里生物的故事，是他从父亲给他买的连环画中得知的。两个小朋友拉钩约定，明明治好病就去喬乔的学校上学。

在父亲住院期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下班我都要去医院，哪怕只待上十分钟二十分钟，说几句话。我跟父亲的谈话也不再显尴尬，转而变得亲切，我们谈过去的邻居，认识的人，我甚至提到了闫光明，父亲对他的评价是干大事的人，干大好事或干大坏事。有一天，我小心翼翼跟父亲谈到了母亲，父亲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我这辈子活的，苦了你妈，苦了你们兄妹，当初跟你妈结婚是个错误，离家出走更是一个错，太冲动，一走出去，想回来就难了，太难了。”

我在一个瞬间，忽然就觉得有点儿理解父亲对刘玉红母子的作为了，他挽救他们，等于是在救赎自己。

此刻，这个临近圣诞节的冬天的晚上，我的父亲正以一种温和的、慈善的、亲切的眼神，从屏幕里注视我，注视我们，所有人。画面跳转，药店里争购膏药的老年人群，一个画外音充斥着整个房间：二十一世纪科技新成就，光明生物研究所荣誉出品……

我和杨树林迅速地对视一眼，视线胶着片刻，闫光明！之后，我耳朵里的声音变得遥远起来。

……节假日的观音庙热闹得很，小镇也另修建了其他庙宇，包括一所尖顶的教堂，观音庙的香火始终旺盛。小镇的特色旅游拜观音庙也是其中的项目，揣着各种期望的人们前来烧香拜佛。人多垃圾也多，他这天多走了几遭，到黄昏腿有点儿支撑不住了，坐在观音庙的台阶上歇脚。掏出小布袋，一沓纸条，从袋子里捏出一点儿细烟丝搁纸条上，卷起自制烟卷儿。钢子的爸爸留下了大捆烟叶，他闲下来时搓成了烟丝，偶尔卷上一支抽抽，成了习惯。隐隐听大殿那里有哭声，渐渐的声音大起来，接着就变成了号啕。他不是好奇的人，坐着没动，随着哭声的喑哑，天也昏暗起来。一个老太太慢慢吞吞走过来，叹口气，你没过去瞧瞧？可怜啊，孩子治病，没辙了，男人回去卖房子，这一去就没回头，连人带钱不见了影，女的听说男的躲亲戚这里，找了来，哪见得着啊，拜菩萨？菩萨能救你？就一堆泥胎嘛，人都不可信，还信一个泥人儿？老太太停了停，似乎等待着他跟着感叹一番，男人的心真狠，自己亲生的都丢得下，唉，这世道。

在小镇多年，小镇上的人看着都眼熟。老太太嘴里唠叨着，一边小心翼翼下台阶。他又坐了会儿，眼见观庙拜佛的人散了去，站起身，两腿隐隐作痛，回头望望，一个臃肿的人摇晃着走过来，到了近处才发现是个女人背着孩子，女人神情恍惚，脚步蹒跚，这不会就是老太太说的那个女人吧。女人经过他身边，趴在背上的孩子突然就抬起脸，朝他看过来，机灵的小眼睛像两颗小星星似的，他发现这孩子盯着的是他胸前挂着的水壶，莫不是这孩子想喝水了吧。

三轮车搁在一个僻静处，上了锁自行车丢了后，他就买下修车汉子的三轮车，他来小镇打交道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这人真是没法看，以为你是个文化人，却捡了破烂，也好，自由自在。骑车人少了，修车生意冷落，结实的汉子也变成了老头儿，直到有一天他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修车汉子，不免惊心，岁月流逝得真快，他也早已经是满头的灰白发。他推着三轮车走，经过小镇的教堂，这地方清静，只在礼拜天时才会见到三五成群的信徒。教堂门侧石梯延伸出的路阶上有人，他以为是醉酒的，听到有细细的童声叫妈妈，再看看，竟然是从观音庙走出来的女人和那孩子，女人的头埋在膝盖里，孩子偎在身边，孩子见有人过来就喊妈，女人一动不动。他急忙抽身离开，怕人家以为是在跟踪呢。

他走得慢，不时回头瞧瞧，总感觉什么地方有哭声，也许是耳朵的毛病。他忧心忡忡。过了永安桥就到了住处，这座桥将小镇分为桥东桥西，桥东一直是小镇的中心，如今也成了商业繁荣之地，到处流光溢彩，花团锦簇，桥西要弱些，很多的房屋仍然是老样子。绕着屋子转半圈，他把装钱的茶叶罐埋在外墙根下面，堆了些碎石瓦块，毕竟不是房屋的主人，不知道睡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还能不能住这里。将茶叶罐从土里刨出来，里面也有三四千块了，几乎没有大票子，他摸黑抽出几张来，停了停又放回去。出门仍是要经过永安桥，脚步却踌躇不前了。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熟悉小镇，就仿佛他出生在这里，只是这会儿去哪里再遇见那女人和孩子呢？或可能这对母子已经睡在了旅馆里。他抬头望望桥的另一面，忽然觉得以往的岁月一下子从夜色之中闪现出来，不由得心中一凛。

他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小布袋，烟卷到一半时听到了哭声，没有听错，不是幻觉，的确是一个孩子的哭叫，还有一个低泣的声音，夹杂着含糊不清的话语，孩子的哭声更显得尖厉。他丢下手中的烟往桥中央奔，太急，没到桥顶就有些喘不上来气。他看见了那女人，也意识到她的意图。

“别拦着我，你拦不住，这儿死不了，别处也是死，你就当没看见没听见罢。”女人的绝望裹挟着愤怒，“家？谁不想回家，可我们回不去，背一身债，回去就是逼着爹娘死。你走吧，你不是菩萨，不是上帝，是菩萨是上帝又怎么样呢？一个捡破烂的，光心好不管用，你救不了我的孩子。你以为我会丢下孩子不管吗？我带他一起走，你放开，放开手！”

他不知道哪儿生出的勇气，说：“只要活着，就有救。”

“给孩子买药的钱都没有，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受罪。”

“熬，熬过去！怎么就不会是绝路逢生，峰回路转！”

他的话铿锵有力，连自己都被震慑住了。他弯下腰，从女人怀里有些吃力但很坚决地抱起孩子。孩子晶亮的小眼睛盯着他，突然的，孩子伸出细瘦的胳臂搂住他的脖子，那么用力的一搂，发凉的小脸蛋歪在他肩膀上，少顷，肩上一片温暖的潮湿。

责任编辑/张小红

绘图/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