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姣

《寒夜》是巴金先生在解放前创作的一部独具风格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朴素自然的创作风格将社会现实刻画的淋漓尽致。小说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主要介绍汪文宣及其一家人在抗战时期重庆的真实生活现状，文章主要有两大矛盾：曾树生与汪母之间产生的婆媳矛盾和追求美好生活、追求自由思想解放的愿望与传统腐朽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矛盾。小说没有人为的安排抗战时期躲避战火现实的紧张情节和画面，一切都是平凡的。小公务员汪文宣一家的悲剧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典型环境下展开，生活的艰难造成了婆媳失和的主要原因，无尽的争吵又导致家庭破裂，由此，作家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心理及心理状态的描写把人物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命运的根源。

不去说汪文宣是一位善良正直的“老好人”，他其实也是一位在隐忍中痛苦呻吟的抑郁者。苏联小说家果戈里曾在他的名著《外套》中描写过一个不受部里人欢迎，备受别人嘲笑挖苦的可怜兮兮的小人物——九等文官巴什马金，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陪都重庆灰蒙蒙的天空下，在第三层阁楼阴暗的房间里也住着一位中国的巴什马金——汪文宣。在公司他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前通过油墨笔单调枯燥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来获取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家里他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来缓解妻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地道的老好人”受气了憋在心里，遭非议了不去辩解，他一味地隐忍着，不断的按耐住内心发起反抗的声音。也许疾病和贫穷并不是一个人最痛苦的事情，违背自己的誓言、本性和意愿苟且的活着才是最生不如死的。在家里，汪文宣处处忍让者妻子和母亲，在公司，汪文宣在同事一样的眼光中晃晃度日，他的内心总是装着另一个自己，就像他有多重人格一样，而这种结果便是他信奉“忍”字人生信条的结果。[3]

隐忍不是汪文宣的生来性格，但却是他灭亡的缘由之一。汪文宣的死亡让人们不得不反思他隐忍的这一性格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病、他的死是他隐忍的结果。2013年刊登在PNAS上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期处于逆境中的人是有某种特定的基因表达模式的。当人们感到孤独、压抑或者勉强维持生计时，人的身体便会进入一种“威胁模式（threat mode）”[5]，这种模式会触发与压力相关的基因模式：促炎因子变得活跃起来，同时抗病毒反应的相关基因的活性则会下降。换句话来说就是，长期处于压抑环境中的人患炎症和受到病毒感染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的多。一样的环境压力，不一样的人会采用不同的应对压力的措施，压抑心态便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这种压抑心态的人会在心理产生压力时强行压抑自己的负面想法和情绪，或许它们会暂时的消失，但是这种负面想法和情绪在没有得到释放前会不断的侵蚀你的身体和心灵，它们会选择转变为其他的负面情绪和心理，当你试图回避它们时，你会一遍一遍的想起它们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让自己更加煎熬，这就是人类思维和情绪的一种“悖论效应”。汪文宣便是这一压抑心态和“悖论效应”的典型代表。内心无法排泄抑郁一步步的让汪文宣的生命走向尽头，汪文宣的隐忍达到了一种自我封闭，自我否定，自我压抑的状态，结合他所处的生存环境的灰暗性，汪文宣的隐忍除了将他逼向了肺炎晚期之外，还将他推向了抑郁症的边缘。汪文宣在患肺病之前便已经出现了抑郁症的种种症状，心情低落、对日常生活丧失兴趣，整日只会埋头工作，自我否定等等。可以说在汪文宣患肺病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轻微的抑郁症患者，此后随着肺病的折磨和生活的不如意，汪文宣的抑郁症情况不断的加重，抑郁症最初只是一个心结，但是当这个心结无法打开时它便开始恶化，汪文宣的心结就是妻子树生，当他的精神支柱树生离开他后，他的崩溃便一触即发，一个年轻的受到过新式教育的曾经热血沸腾的少年倒下了，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

汪文宣的种种性格特点是旧社会下层知识分子性格特点的缩影，具有典型性，汪文宣所经受的苦难正是旧中国一切善良、忠厚、正直的知识分子所蒙受的共同苦难。他们正直善良、安分守己，心中怀揣着理想，愿意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不被权利与地位所束缚，但是在这烽火燎烟的社会，在这已经畸形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理想与愿望显得如此的渺小与不堪一击，他们为了活下去就已经拼尽了全力，到头来发现自己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丧失了。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像汪文宣这样被病痛与困苦折磨着一直宣泄死亡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在心中呐喊着想要公平，却终究是于事无补，他们已经被现实摧残的遍体鳞伤，相比于苟且的活着，他们更希望自我解脱。

就拿《寒夜》中的钟老来说，他的身上就有着汪文宣的影子，他正直善良，在公司也就只有他真正的帮助过汪文宣，但他也终究没有逃出死亡的命运，在腐朽的政治条件下，人们的自私自利已然暴露，巴金先生《谈寒夜》中曾经说道：“若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12]在作者眼里，钟老自始至终都不是病死的，而是被那残忍的制度与社会的现实给迫害死的。在巴金先生《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中，巴金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的好友缪崇群也是这样的，缪崇群跟汪文宣一样都是被这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摧残的“咳尽最后一滴血”而亡的人，他们都很善良，都从来不轻易求人，也是朋友眼中的老好人。但是，这种老好人的性格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

“这个被旧制度所吞噬的‘小人物，代表着国统区一切穷苦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12]巴金先生曾经在《谈寒夜》中说过，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但是巴金先生却觉得他如此的熟悉，天天看得见他，处处见得到他，因为像汪文宣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连汪文宣夫妇都有工作的知识分子家庭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那么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将会更加凄惨，汪文宣的善良并没有帮他解决实际问题，他越善良别人却越欺负他，他越忍让别人却越逼迫他，那种“好人有好报”的说法在黑暗的旧社会面前显得格外的刺眼。巴金先生的这部小说不仅仅只是想大家同情汪文宣的悲惨遭遇，也不是为了批判小说的的几个主人公，“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12]黑暗、寒冷的社会将像汪文宣一样的下层知识分子摧残的面目全非，让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峻的压迫。

汪文宣的人生悲剧性受到了社会现实的摧残，但也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在壓力面前放弃挣扎、放弃抵抗，在困难面前不知变通。在当今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像汪文宣这样性格的人已经不限于出现在当时那个社会条件下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抑郁症的统计，“全球已经有超过2.64亿各个年龄的人患有抑郁症，抑郁症是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残原因，它是导致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重大因素。”当今社会，越来有多的抑郁症患者像汪文宣一样成为了在挫折面前自我封闭、自我否定的低头者，殊不知换一种思考方式世界将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