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少定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经济系，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制度不完善是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之一。民营企业尽管面临各种政策歧视，但还能蓬勃发展意味着一定存在某种内生机制（非正式制度），促使其能营造出适合自我发展的环境。民营企业建立的银企关系可以降低贷款难度，可见这种银企关系在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是一种自我保护体系，这就解释了Allen、Qian和Qian（2005）提出的“中国发展之谜”现象[1]。Berlin和Mester把商业银行信贷方式划分为交易型借贷和关系型借贷[2]。民营企业建立的银企关系主要是依靠关系型借贷与银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来确保信贷可获得，降低融资成本。

企业和银行之间长期合作和多方渠道所积累的关于企业的“软”信息影响着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发放。银行根据获得的“软”信息设定和修改贷款合同内置条件。所以在关系型借贷中，银企关系的建立显著影响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和信贷成本。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银企关系对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和贷款成本的影响，探究我国民营企业与银行应如何通过培育银企关系来提高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企业健康成长。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银企关系与企业信贷融资

1.信贷获取

我国大多数的银行信贷资源都分配给了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如果想在正式制度中取得外部融资则非常困难[3]。在金融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又快速的发展，这意味着一定存在着某种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支持其发展[4]。其中就包括银企关系，即企业与银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来沟通信息，来降低信息不对称。

民营企业建立的银企关系，是一种企业与银行的非正式关系，增加了银行和企业间的信息交换，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5]；资本市场专业的银行人士加入企业，能增加更多债务融资专业知识，对借贷市场的资讯和行为提供指导，增强民营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建立银企关系给民营企业和银行都带来了利益，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金，而银行获得了很多关于民营企业可靠的信息，降低了民营企业对贷款的违约风险。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持续愈长，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可能性愈大。综上所述，银企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特别强调的是，银企关系显著地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短期借款的可获得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的银企关系对上市公司的信贷可获得性有正向影响。

2.信贷成本

银企关系只在企业具有贷款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利率。企业与银行合作关系建立时间和合作业务的种类都会影响企业的信贷成本，呈显著负相关。曹敏、何佳和潘启良研究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建立的关系型借贷持续愈长久，企业获取的外币借款利率就会愈低[7]；关系型借贷的合作银行数目愈多，则人民币借款的利息率明显愈低。银企关系存在“关系效应”。银行和企业的业务往来是一个互帮互助，不断学习的过程。关系型借贷有助于对企业与银行合作时期的借款项目成本进行分担。长期合作关系也可以增强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促使合约低成本谈判成为可能。

假设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的银企关系对上市公司的信贷成本有负向影响。

（二）金融市场发展、银企关系与信贷融资

Ferri和Messori[9]的研究结果指出社会经济结构对于企业建立的银企关系对信贷资源配置存在影响。Berger和Udell[10]也指出，是否充分运用了基于银企关系的关系型融资技术，宏观经济环境，信用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和银行业结构，都显著影响着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问题。江伟和李斌[11]指出我国各区域金融市场化程度不一样是因为银行业改革步伐不一样致使的，各区域金融市场化程度不一样会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歧视程度出现差异。在金融市场化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区域，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基于公开市场经济机制的改革加深，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业务竞争也更为猛烈，所以这些区域银行更多从盈利的角度出发给企业提供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的发放。金融市场发展对银企关系的贷款效应具有影响。

假设3a：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银企关系对民营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效应更为明显。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之初，其作用就是成为既调节国家经济的政府工具，又是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个体。经济转轨推进时，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走向以盈利为目的，但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迫使银行对贷款的“定价”还处于政府干预状态，不能完全市场化。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关系”依旧影响着贷款“定价”。

假设3b：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银企关系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成本效应更为明显。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2010—2016年深沪两市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本文仅指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来源如下：（1）以上市公司高管董事的简历为基础，手工收集了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简历来自CSMAR样本公司的全部高管简历数据库；（2）变量数据来自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行业变量依据为证监会2001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3）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数据以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等学者在2016年《中国市场化指数》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体系为参考[12]。对于2016年的市场化指数采用趋势预测法计算得出。

剔除的数据：（1）上市公司股票处于ST、ST*、暂停上市等非正常交易状态的观测值；（2）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观测值；（3）国有企业通过股权转让而转为民营企业上市的上市公司观测值；（4）缺失研究所需要数据的上市公司观测值；（5）上市年限小于1年上市公司观测值。最终有效样本数据2752个。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信贷可获得性和信贷成本。信贷融资能用可获得性和成本来描述。国内外学者发现，银企关系的建立可以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其中“关系效应”支持者认为银行和企业建立的交易关系，可降低贷款成本；“锁定效应”支持者认为企业在与银行交易关系建立中可能存在“套牢风险”，信贷成本会随银企关系持续时间而升高。

LOANt表示信贷可获得性，是当期公司银行借款总额占总资产的比例；SLOANt为短期银行借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LLOANt为长期银行借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信贷成本COSTt，衡量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银行信贷成本不仅体现在利息上，还含银行费用，所以采纳杜颖洁的方法，使用当期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之和占平均总负债金额的比重衡量[13]。

解释变量：银企关系BANKt。采用企业高管董事的银行背景来定义，用度量企业是否存在银行关系的虚拟变量BANKt来表示银企关系。借鉴余明桂，潘红波研究学者在2008年提出的衡量政治关系的方法，如果民营企业的董事具有四大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及各地股份制银行、村镇银行及农信社的工作经验，则BANKt定义为1，否则为0[14]。

控制变量：借鉴Claessenset al、杜颖洁等人研究成果，控制政企关系POLt、金融市场发展变量MARKETt、投资机会 TOBINQt-1、有形资产 NFAt-1、盈利能力ROAt-1、成长性GROWTHt-1、企业规模SIZEt-1等方面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

表1 主要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 1、2a、2b，构建模型 1：

为了检验假设3a、3b，构建模型2：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除信贷成本COST缺失一些数据，观测值只有2407个之外，指标变量都是全样本2752个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方面，银行总借款率LOAN的均值为 0.1529，LLOAN的均值为 0.03，SLOAN的均值为0.1228，说明样本企业短期银行借款占总资产的比例比长期银行借款占比大。通过债务结构LE得知，长期银行借款占总银行借款的比例有14.77%，民营上市公司取得短期贷款比取得长期贷款更容易。信贷成本COST均值为0.0251，最小值为-0.4976。解释变量方面，银企关系虚拟变量BANK均值为0.2598，民营上市公司中25.98%的公司拥有银企关系。3/4分位观测值为1也验证了事实。

（二）银企关系与企业信贷可获得性

表3为模型1回归出来的银企关系对企业信贷可获得性LOAN影响的结果。银企关系BANK与银行总借款率LOAN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POL与银行总借款率LOAN在10%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民营企业建立银企关系或政企关系都有助于获得银行信贷，这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性证据。虽然两种关系都对信贷可获得性有显著影响，但是从现实意思上来说，银企关系对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比政企关系强烈。因为唐建新、卢剑龙和余明桂认为这种银企关系增加了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不断降低，借贷市场专业知识的不断充备和债权性融资技能的不断提升，将有助于企业整体的治理水平的提高。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银企关系和企业信贷可获得性LOAN的回归结果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规模SIZE与LOAN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规模做得越大，经济业务多元化越不容易破产，所以银行愿意提供越多的贷款，支持上面的第一种观点。盈利能力ROA与LOAN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明相对于内部融资而言，企业考虑到借款成本等问题可能会放弃进行银行借款。Myers和Majluf的研究结果也验证了结论。成长性GROWTH与LOAN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银行提供贷款时也会考虑企业的成长性。TOBINQ系数与LOAN没有显著关系，可能是因为我国特有的国情导致，股票价格的不规律高波动性很可能会导致TOBINQ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模型回归结果。

表4为模型1回归出来的银企关系对银行长短期贷款的借款期限SLOAN、LLOAN、LE影响的结果。通过下面三张表可以看出BANK与SLOAN、LLOAN、LE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

政企关系POL对于企业借款期限的影响有所不同。由表5得知，POL与SLOAN在10%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表示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短期借款。对于LLOAN、LE，政企关系与它们关系不明显，表示政企关系可能不能影响银行长期借款的发放。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在提供长期贷款时，可能更多地考虑企业的盈利性，内部控制等“硬”信息。所以导致政企关系对于企业长期借款作用不明显。

（三）银企关系与企业信贷成本

表5为模型1回归出来的银企关系虚拟变量对企业信贷成本COST影响的结果。银企关系虚拟变量BANK与信贷成本COST在10%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表示企业建立银企关系可以降低银行贷款成本。这为假设2提供了支持性证据。随着银企合作关系的深入，银行掌握了更多有关企业的“软”消息，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银行对企业的收集信息和监督成本降低，降低贷款利率和信贷成本。这些都是“关系效应”的观点，本文数据也进一步验证这观点。

表4 银企关系和企业信贷可获得性的回归结果

表5 银企关系和企业信贷成本COST的回归结果

对于模型1的回归结果，都支持相应的假设：银企关系能够提高信贷可获得性，降低借款成本，即银企关系具有显著的贷款效应。银企合作关系越深入，银行掌握有关企业的“软”消息越多，信息透明度越高，银行对企业的收集信息和监督成本越低，贷款可获得性越高，贷款利率越低。

（四）金融市场发展，银企关系与企业信贷可获得性

下面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银企关系的贷款效应在不同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下是否存在明显不同。由表6得出银企关系虚拟变量BANK与金融发展水平MARKET构成的交叉项B&M对民营企业信贷可获得性LOAN的影响。BANK的系数仍然为正，在1%水平下与银行总借款率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1。

当企业所在省份的指数低于所有31个省的中位数时，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则把金融市场发展这虚拟变量定义为1，否则为0。如果MARKET指数越大，表示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表6显示，交叉项B&M（较低金融发展水平的虚拟变量MARKET与银企关系虚拟变量BANK相乘）与企业信贷可获得性LOAN在10%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银企关系对于企业获得信贷效果更显著。这与假设3a的预期一致。由此反向推出：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更加市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拥有公平的机会获得银行贷款，民营企业降低了对于银企关系的依赖。

其他控制变量，与之前回归的结果没有太大差异，都与预测内容相一致。

（五）金融市场发展，银企关系与企业信贷成本

表6第（2）列报告了银企关系虚拟变量BANK与金融发展水平MARKET构成的交叉项B&M对民营企业信贷成本COST的影响。BANK的系数仍然为负，在10%水平下与借款成本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2。

交叉项B&M与企业信贷成本COST在10%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银企关系对于降低企业信贷成本更显著。这与假设3b的预期一致。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为严重，银行想要获取借款企业的信息，或者后期监督企业的运营情况所花费的成本较高，对民营企业贷款成本会提高。

表6 金融市场发展、银企关系和企业信贷融资的回归结果

总体来说，表6中的回归结果都分别支持假设3a,3b。银企关系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在不同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下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银企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替代了正式制度保护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提高银行信贷，降低信贷成本很重要。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用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在2015年编制的中国各省、直辖市的市场化指数体系来衡量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取自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但是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16）的市场化指数体系最新数据只更新至2015年。本文对金融市场发展指数进行了处理，当企业所在省份的指数低于所有31个省的中位数时，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则把金融市场发展这虚拟变量定义为1，否则为0。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指数所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即重新定义发展指数。借鉴邓建平、曾勇定义金融市场化的方法，采用各地区上市公司的个数来衡量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15]。若某地区上市公司个数越多，代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新的金融市场发展指数NMARKET越大，表示银行愈可能根据经济效益来发放贷款。各地区上市公司个数通过查找《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获取。

鉴于金融市场发展指数的重新定义，本文对于模型1、模型2的再次多元回归，与之前的假设没有存在差异，验证了假设的正确性。银企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促进民营企业银行信贷的获得，降低信贷成本。在经济转轨期间，民营企业面临各种制度歧视，融资困难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民营企业为了发展，为了成功取得信贷融资，依赖银企关系改善处境。通过研究还发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于银企关系的贷款效应有影响。在金融市场发展越落后地区，银企关系的贷款效应显得尤为重要。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2016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2752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重点关注银企关系是否影响企业信贷的可获得性和企业信贷成本，并且深入研究在不同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下，银企关系对贷款效应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主要实证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我国民营企业中25.98%的企业具有银企关系，62.8%的企业具有政企关系，说明关系型借贷在民营企业中很常见。银企关系和政企关系作为两种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民营企业中，为企业解决信贷融资问题其重要作用。

第二，银企关系对于提高民营企业获取信贷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高管董事拥有银行背景的民营企业比没有银行背景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企业与银行建立一种良好合作关系进行双向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银行更愿意给企业提供贷款。

第三，银企关系会显著降低民营企业信贷成本。高管董事拥有银行背景的民营企业比没有银行背景的企业获得的借款率更低。银行和企业的业务往来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随着银企合作关系的深入，银行掌握更多企业的“软”消息，信息透明度提高，银行对企业的收集信息和监督成本降低，降低贷款利率。本文的结论支持“关系效应”学说，为“关系效应”研究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第四，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银企关系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效应显著高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发达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低，银企关系越容易促使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这也会使民营企业信贷成本越低。本文研究的银企关系就是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在正式制度缺失时候，成为民营企业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第五，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短期借款，但对长期借款的获取没有显著的影响。政企关系是企业建立的一种非正式机制，能提高民营企业获取信贷。

（二）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示，在经济转轨条件下，各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民营企业建立的银企关系能够缓解企业融资困难，这种关系型借贷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民营企业建立的银企关系，是一种非正式关系。这种银企关系增加了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作为资本市场专家的银行人士加入企业，能给企业管理人员增长更多债务融资方面的专业性知识，增强了民营企业的获得资金的能力，借贷市场专业知识的不断充备和债权性融资技能的不断提升，还将有助于企业整体的治理水平的提高。如果民营企业可以合理安排与利用这一非正式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重要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只有民营企业获得了良好的融资机会，企业才可以做大做强，才可以持续不断的为中国经济发展添砖加瓦。关系型借贷对于民营企业融资发挥了有效作用。关系型借贷的特点就是银行根据对借钱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而进行了不同的“定价”。具体根据风险水平，合作持续时间等因素来制定提供贷款数额，类型和借款率。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借款率上下浮动区间决定了关系型借贷的深度。为此，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民营企业借款率浮动区间，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脚步，增强利率对于借贷双方的调节作用，为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提供更大的帮助。

虽然关系型借贷能够促进企业发展，但是它对现有制度也存在着危害。企业利用关系型借贷获取经济资源，会严重影响我国银行市场信贷资源的配置。存在关系型借贷的企业可能会对不存在关系的企业的借款资金产生挤兑。这种现象对于稀缺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很不利。所以国家管理人员应该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家与银行和政府进行非常规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家监管者也应该紧密地关注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配置和非正式制度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