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刘文生

医疗机构融资建设的正当性一旦确立，新的竞争格局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地位和区域定位也将被重构。

新基建的热潮以不可阻挡之势袭向公立医院。

相对于融合了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核心元素的新基建正统概念，医院新基建有其自身内涵和特点。尤其是在当前补短板、强弱项背景下，软硬件全面提档升级已成为医院新基建的主要内容。

眼下，大到新院区建设，小到负压救护车购置，不同程度的新基建正在公立医院广泛开展。这其中有政府强力推动的因素，也有医疗机构自身发展需求的因素。多方合力之下，打上深刻传染病防控烙印的新基建正在整体上改变医疗机构升级发展的逻辑。

无论如何，医疗机构融资建设的正当性一旦确立，新的竞争格局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地位和区域定位也将被重构。

新基建方向渐明

近到今年秋冬季可能发生的疫情反弹应对，远到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这轮基建显示出极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特点。

以武汉市为例，为应对今年秋冬季节可能到来的第二波疫情，政府要求医院提前制定防控预案，完善硬件建设，按天倒排工期，做好医院改造、医务人员培训、应急物资药品储备等工作。

武汉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瑶透露，政府要求全市准备好12500张隔离和救治床位，全市62家医院按标准加强发热门诊建设，各级各类医院筹备好相应数量的重症监护病房、负压病房和负压手术室。“所有指标都已下达至各家医院，要求必须在9月底前完成改造、升级。”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综合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建设分别执行不同的建设标准和设计规范。相对于传染病专科医院在院感和对洁污分区、功能布局、流线组织、通风空调和污废处理等方面的严格规定，综合医院则难以充分考虑发热门诊、负压病房等防疫设施建设需求，面对大量疑似或确诊传染病患者往往捉襟见肘。如何提升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和救治能力就成为建设的关键点。

对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局长于鲁明在《关于尽快制定综合医院“平疫转换”建设标准和设计指导规范的提案》中指出，为应对疫情蔓延，各级政府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综合医院门诊和病房改造提升，待疫情结束后，又要投入资金改造恢复，造成重复投资。他建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对现行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和设计指导规范进行研究完善，尽快制定出台综合医院“平疫转换”建设标准和设计指导规范，确保新建综合医院具备平疫转换功能。

具体来讲，就是要明确新建综合医院应具备平疫转换功能，支持医院建筑弹性设计，明确出台发热门诊、感染楼、平疫转换医疗用房、负压病房以及战备医疗场地等建筑和用地面积标准，为应急性布局预留空间与条件，切实增强新建综合医院抗击疫情的功能转换能力。

实际上，公立医院平战结合的建设如何进行，国家发改委等部委5月发布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已释放出明显信号。

根据该方案明确的重大疫情救治基地配置标准，设置一定数量负压病房和负压手术室的重症监护病区(ICU)、战时状态下达到“三区两通道”防护要求的可转换病区、呼吸和感染等专科设施条件、代表公共卫生检验检测能力的P2和P3实验室等将成为医院新基建的主要内容。

地方版的方案更加细化了相关内容。如北京市发布的《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明确，将对市属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改扩建或新建，到2021年底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发热、呼吸、肠道门诊设置均应符合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要求，具备为发热病人及时开展传染病筛查的能力。2020年11月底前完成安贞医院、宣武医院等6家医院6个院区改造以及友谊医院、朝阳医院等9家医院11个院区建设。

北京市还提出，到2022年全市负压病房增至700间，新建、改扩建二级以上综合性公立医院须按照建设标准配备一定数量的负压病房。

从政策导向和各地医院的实践来看，医院新基建建设趋势已十分明显。如果说早期的基建更多是应急性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那么当前的基建内涵已更加丰富，建设者更加注重补齐疫情中暴露出的系统性短板，更加注重实用和平战结合特性。

当前的基建内涵已更加丰富，建设者更加注重补齐疫情中暴露出的系统性短板。

刘瑞华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现在政府改变了既往的投入方式，不再整体性投入，而是以项目投入为主。

大项目更易融资

该建什么一目了然，问题的关键是钱从哪里来？

尽管政策中“加大投入”“支持”“鼓励”等字眼层出不穷，各级政府也有大量资金支持新基建建设，但对医疗机构来说，“僧多粥少”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刘瑞华认为，现在政府改变了既往的投入方式，不再整体性投入，而是以项目投入为主。他分析，未来政府对公立医院可能有一个时期的投入，但主要聚焦于新院区或新大楼的建设，老医院很难争取到项目。

他进一步解释，当前医院改扩建总体投入会很大，但一旦细分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上就很难提出宏大的筹资计划。发热门诊、负压病房建设可能会争取到一定的资金，但都是临时性的。

医院显然明白个中道理，于是变“小项目”为“大项目”就成为必要手段。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已有不少医院提出建设独立的感染病房楼或床位规模较大的病区，配备负压隔离病房和负压重症监护病房，以期在重大疫情发生时，能够迅速转换为传染病患者收治病房。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科室已建议医院恢复以老楼16号楼为主体的感染综合楼，内设负压隔离病房、负压重症抢救室、P3/P2+实验室、P2分子与免疫病原诊断实验室、常规临床检验/化验室、影像室、感染性样本库等。据悉，16号楼建立之初即设计为感染科，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位置和建筑结构，有独立的给排水系统和独立的患者进入通道，这为其升级改造打下了基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也提出了类似的思路，该院副院长宋纯理介绍，医院将整合发热门诊、感染科建设和设备购置，打包形成一个大的项目，向国家卫生健康委申报。

张瑶亦表示，武汉市第一医院正筹备新建应急大楼，融合发热门诊、留观室、应急病房于一体，并为肠道、消化、呼吸类传染病预留一定规模床位。应急大楼将配置大型检查、诊疗设备，如呼吸机、ECMO设备等，同时统一调配专业人员，做好ICU、急诊、呼吸内科人员梯队建设和物资储备，切实提高防控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则在一次直播会议中表示，医院将在“十四五”中尽快建立一个“应急医疗综合体”，平时用于普通疾病的诊疗，一旦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迅速转换为一个应对大量伤病员救治的中心。目前该项目正在筹划中，“应该可以实现”。

对大型城市的大型公立医院或区域医疗中心而言，打造平战结合的全新院区是更好的机会。如按区域卫生规划，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将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临空港开发区）与当地政府共建共管金银湖院区。该院区将对一期正在装修的600张床位区域按“三区两通道”要求作出调整。二期工程预计建设一栋传染病大楼，包括P3实验室、病理解剖室、物资储备用房等。

按该院院长胡豫的说法，金银湖院区平时履行开发区中心医院职责，满足普通疾病需求，遇到突发情况能够迅速拿出1000张床位，转换成辖区甚至武汉市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医疗救治中心。根据湖北省发改委的批复，金银湖院区估算总投资近20亿元。

对一些已开工项目，医院也可以通过加入“疫情元素”争取更多资金。如唐山市第二医院新建骨科大楼项目被纳入2020年全市十项重点工作任务，在新大楼设计过程中，医院准备建设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基地主要设置门诊、手术室、重症、传染病区等科室，加强呼吸等传染病相关专科病区，设置床位200张。同时，项目周边预留128亩应急空地可用于突发传染病救治。

唐山二院院长赵刚表示，目前医院已经就建设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申请国家专项资金，他希望政府进一步在政策倾斜和财政补贴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单个投入资金为2000万-3000万元的P2实验室和单个投入资金为10亿-20亿元的P3实验室目前已成为各级医疗机构积极争取的重要资源。根据《建设方案》每省至少要有一个P3实验室、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P2实验室的要求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加强二级以上医院核酸检测能力的要求，全国P2、P3实验室建设无疑将迎来一个高潮期。

据相关消息披露，广东省规划在三年内新增25～30家P3实验室，这意味着仅该项目投入规模就将达数百亿元。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美国有近1500个P3实验室，医疗机构或医学院几乎都有设置。相比较而言，中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严重缺乏。据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个P3实验室，其中就包括广东省已有的5个。

韦铁民

丽水市中心医院院长

我们在设计中还是考虑以日常实际使用为主，一旦需要，稍加分隔，即可成为符合“三区两通道”要求的病房。

急进更须关注细节

新基建项目急进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担忧。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在两会期间就向媒体表示，建设P3实验室投入非常大，如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就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他建议在增加建设布局的同时建立P3实验室资源的共享机制，并加强监管。

丽水市中心医院院长韦铁民就对大批量建设负压病房和负压手术室的实际意义持怀疑态度。“武汉很多手术都是在非负压环境下完成的，并没有发生医护人员感染的现象。负压病房的特殊设计在平时并不好用，会造成很大浪费。”

同样引发议论的还有发热门诊建设。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5月发布的《关于推广上海市发热门诊建设管理工作经验的通知》指出，要逐步增加发热门诊CT配置，针对发热门诊影像检查能力不足的情况，应分级逐步建设，按照“先郊区医院后市区医院，先二级医院后三级医院”的原则配置CT，设备分批分期完成安装。

按照上海经验，二、三级医院每个发热门诊都要配置CT，从全国范围来看，需要配置CT的发热门诊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问题随之而来，购置CT的资金从哪里来？专业技术人员、诊断医生从哪里来？

除此之外，医院在内部建设层面同样面临挑战。

如刘瑞华所言，当前大多数医院的建筑设计比较陈旧，多年来门诊、住院等布局改变不大，特别是大型医院，大多在老城区，建设时间早，没有详细的规划，区域分布杂乱无章。院区内动线设计亦存在不合理现象，如患者动线、医务人员动线、保障人员动线、物流动线及医疗废物处理动线等均难以达到最优配备。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控，老旧院区的分级分区难以达到要求，而疫后改扩建同样面临诸多挑战，”刘瑞华直言，当前医疗建筑专业设计及建筑人才缺乏，相关人员对医院流程优化不熟悉，对医院未来发展研究有限，这进一步增加了医院新基建的挑战。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营管理办公室李志安特别举到一个例子：疫情暴发后，其所在医院作为厦门市定点救治医院，在5天5夜内建成负压病房、负压PCR实验室、患者专用CT通道等设施，但使用效果却很不理想。“虽然负压病房达到了相关标准，但通风管道的位置对床位摆放、医务人员通道造成影响，带来极大的不便。”李志安表示，改造后留下深刻痛点的原因是时间紧、任务重，未经过充分论证。

他认为，医院应从实际出发反推基建建设，提出符合实际需求的设计，切忌盲目跟风，为了建设而建设。

韦铁民也特别强调了建筑的实用性。他表示，当前新建医院或老院区改造过程中一般都会考虑感染楼（病区）的建设，用于应对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按“三区两通道”设计，在无烈性传染病流行时，病区作为普通感染病区使用，患者住院环境幽闭，医务人员工作不便。因此，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平战结合就十分关键。

丽水市中心医院感染楼建设时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因此医院对设计原稿做了调整，新增1间负压病房（共7间15床），将负压机组分为两组，可视情况开启，目的是在患者数量有限时节约运行成本。新的设计中还加宽了病房长度、加宽了内走廊，把部分二人间改为三人间，保持病区平时的床位数。此外，感染楼还在洗衣间和相邻的墙壁各开一扇门，战时可改为“三区两通道”。

“我们在设计中还是考虑以日常实际使用为主，一旦需要，稍加分隔，即可成为符合‘三区两通道’要求的病房。”韦铁民说。

刘瑞华认为，医院应根据自身功能定位，确定医疗建筑和相关设施、设备的布局与设计，而不是被动应对。以医院急诊科改造为例，当前各大医院的一大困扰是轻症急诊患者占据了大量的号源。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利用物理分隔，增加急诊分诊，通过医生诊室双开门机制，将急诊患者分级分区就诊，有效地解决了急诊“急不起来”的问题。

该院将急诊绿区的等候区改造成平战结合应急处置大厅，平时作为急诊绿区病人候诊，紧急时则升级为集中处置区，该区域墙壁上安装了输氧管道、负压管道等抢救设备带，在历次的应用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细节决定成败。在李志安看来，医院大搞建设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些非常关键的细节。身为厦门市医学会医院后勤管理学分会主委的他，疫情期间走遍了厦门市大大小小的医院，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中央空调原来更多强调的是美观、节能、统一管理，但在疫情之下却成为滋生病原体和传播气溶胶的“罪魁”。上海市疾控中心此前的监测数据显示，一些城市地铁站的中央空调军团菌检出率超过60%，而医院、高级商办楼的检出率也达到了50%以上。

李志安的建议是隔离病房、负压病房更多考虑单机空调，同时医院要把空调的设置维护及日常巡查保养提升到新的高度。他还了解到，厦门市26家市属公立医院中，一半以上医院的发热门诊水龙头还是手动式的，而发热门诊显然需要感应式或脚踏式的水龙头。

“这些细小的案例提醒医院管理者，他们对细节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李志安说。

“软基建”提升硬实力

新基建不仅体现在硬件方面，公共卫生应急软实力提升同样不可小觑。

当前公立医院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还不足，一方面反映出相关科室、设备的短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医护人员配备及防控意识和技能不足等问题。

对此，刘瑞华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他分析，虽然每年都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多为周期短、病例少事件，医院应急处理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如遇到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周期长、防控复杂的事件，就会暴露出医院诸多的问题。

一是原来区域内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由定点医院处理，其他医院参与较少，这导致部分医院感染疾病科弱化、人员不足；二是由于对疫情认识不足，医院应对机制反应缓慢，没有持久战或应对特殊情况的考量，很多工作需要临时完成；三是储备保障能力不足。由于保障物资多由医院自筹资金解决，遇到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自然储备不足。

刘瑞华透露，由于应急物资都有保质时限，到期后都要报废，医院每年浪费的经额高达20万元，这对医院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疫情发生后，已有不少院长和专家建议建立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北京就提出建设“市-区-机构”三级医用物资设备储备体系，到2020年底，市、区、医疗机构三级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必要医用物资储备量满足30天以上需求，到2022年底，各类物资储备能满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1至3个月的需求。

除应急防控与救治能力外，公立医院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也是“软基建”的重要内容。2009年以来，各地陆续要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建立公共卫生科，承担医院传染病监测、信息报送、生命统计、职业病防控、预防保健相关培训、督导检查等工作，但由于该科室在医院处于边缘地位，服务能力十分薄弱。

针对此现状，不少地方提出建立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清单和评价机制，二、三级医疗机构要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职责，开展传染病、食源性疾病的监测报告以及院内传染病控制、结核病和精神疾病的预防控制、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

同时，将在公共卫生机构进行流行病学实训纳入全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将医疗机构履行公共卫生职责纳入医院等级评审指标体系和医疗机构年度绩效考核；将二、三级公立医院中专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医务人员基本工资纳入财政保障。

业界多年来关于提升临床医生公共卫生水平的呼吁终于迎来“靴子”落地，从各地政策来看，二、三级医疗机构内科类专业医师在晋升副高职称前到疾控中心或急救中心进行公共卫生能力训练已是必备要求。

新基建需要软实力的支撑，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医院提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都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一个时代已经开启，机遇与压力并存，医疗机构乘风破浪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