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

我国拥有漫长海岸线和广阔海域，内陆河流湖泊众多，蕴藏着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背景下，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被引进中国，用于培训水下遗产保护人员和指导具体的保护工作。中国逐渐建立起数支水下考古和遗产保护的专业队伍，目前已具备独立进行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勘探、登录和保护的基本能力。1沿海省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有代表性的成果，内陆水域也有白鹤梁水下遗址、均州古城水下遗址和江口沉银遗址等。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谓遍地开花结果。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根据遗产自身特点与外部环境条件，灵活地采取原址保护、抢救性保护发掘等不同的保护模式。本文选取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四处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来进行分析和说明。

一、原址保护模式：白鹤梁题刻水下遗址

原址保护应作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首选方案，因为历史事件的遗址具有真实性。发掘虽然可以使遗产更易于理解，但它或多或少损害了遗址的真实性，而真实性是人们在体验、享受、认同或纪念一个地方时最重要的特征。2

发掘工作除了损害遗址的真实性外，由于水下文化遗产保存环境的特殊性，发掘提取后的文物将脱离原来的保存环境，从海水到陆地、从低温到高温、从低氧到富氧保存环境的改变，稍微处理不当其保存性状受就会受到破坏。

作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工作最具代表性的白鹤梁题刻水下遗址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北长江之中，白鹤梁是一条砂岩天然石梁，历史时期人们于江水特枯年份在石梁上标石鱼、刻文字，以标识枯水水位，记录了唐广德元年（763年）至1963年1200年间72个年份的长江枯水情况。受此影响，历史时期涪州地方官员和经行此地的达官贵人与文人墨客及当地民众于长江枯水年份，登临游览白鹤梁并吟咏题刻诗文游记，成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风习俗。3三峡库区蓄水后，白鹤梁题刻将永远沉于江中，为了保护好这一世界水文奇观，创造性地应用了“无压容器”这一原地保护手段。

“无压容器”就是在白鹤梁题刻原址上修建的一个长70米、宽24米的椭园形壳体，壳体内设一个庞大的水循环系统，源源不断地将壳体里的水抽到岸边的净化缸里，再将经过沉淀、消毒、活性炭去淤后的清水置换输入壳体内，并使壳体内外水压平衡。4人们就可以通过电梯直达江心近距离参观白鹤梁题刻。

白鹤梁题刻遗址之所以采取原址保护的方案，主要是出于保持遗址真实性的考虑。白鹤梁题刻遗址所蕴含的独特的水文价值和厚重的人文积淀，是体现在题刻和石梁所形成的一体的独特景观之上的，三峡库区蓄水后如果想长期保存并展示这些题刻，另一种方案就是对题刻进行揭取。这样一来，离开了石梁、离开了江水的题刻带给人们的体验和感观会大打折扣，因为无论哪种保护方案的展示效果都没有原址保护后直接透过亚克力窗户观看这么方便和直观，这就是原址保护保持遗址真实性的魅力所在。

二、抢救性保护发掘模式：“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

原址保护应该被列为首选，并且授权任何行动时，应首先考虑这种可能性。然而，“首选”不等于“唯一选择”或者“优先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而且基于许多原因，部分或全部发掘也许是必要，且更应被优先考虑。5

这里提到的许多原因，导致了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发掘工作，这时的考古工作的导火线不是主动研究，而是基于文化遗产长久保存的迫切需要。这些原因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就是文化遗产保存的自然环境，比如潮汐、洋流、海底沉积环境、河流改道等等；人为因素有海洋工程项目、海洋生产活动、非法打捞等等。

作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发掘典型案例的“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礁盘内侧，1996年由渔民发现，1997年曾遭盗掘，沉船遗址破坏严重。2007年3-5月、2008年11-12月，水下考古队对“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发掘:第一阶段，主要是完成沉船遗址的全面揭露和遗物的提取，并完成了船体全面测绘;第二阶段，主要是船体发掘，对船体构件进行编号测绘后，分解提取运回博物馆进行脱盐、脱水保护处理。6

由于“华光礁I号”沉船沉没在礁盘内，船体和周边文物基本都裸露在礁盘之上，富氧的环境以及海浪的涌动极不利于遗址的保存；加之该地水浅且能见度极好，过往船只和渔民都能轻易获取文物。显而易见的是，“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保存环境稳定性是很差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被非法打捞的风险，所以整个遗址不具有原址保护的条件。然而，遗址却有着适合进行考古发掘的条件：一方面，极好的能见度使得水下发掘、文物提取和信息记录工作变得相对容易；另一方面，由于沉船本身保存较少且已经摊开，拆解船体对船体本身造成的损坏较小，而且后期的再拼装也相对容易。因此，综合考虑遗址保存环境的稳定性、存在的外部风险和进行保护工作的条件之后，“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的保护采取了文物加船体全部进行抢救性保护发掘的模式。

三、原址保护与抢救性保护发掘相结合的模式：“南澳I号”沉船遗址

一个遗址所包含的遗迹和遗物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类型的遗迹和遗物也会处于不同的保存状况。有的时候，对于同一个遗址里不同保存状况的遗迹和遗物，运用不同的保护模式才能获得最好的保护效果。

“南澳I号”沉船遗址的保护就采取了两种保护模式相结合的方式，遗址位于广东汕头南澳海域。沉船由于盗捞发现于2007年5月，同年6-7月，通过潜水调查确认了沉船位置；2010-2012年，连续三年对沉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经过三年的发掘，出水各类文物约3万件，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石器、骨器、漆木器及各类有机遗存，出水铜钱近2万枚。“南澳I号”沉船的基本结构得以揭露，该船长约24米，宽约7米，共发现25个隔舱。7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船体用覆盖金属框架的方式进行原址保护（图1）。

“南澳I号”沉船残存的船体底部埋藏在海底的泥沙里，遗址保存环境的稳定性是良好的。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发掘的考量因素显然不是自然保存环境的稳定性，而是人为因素中的非法打捞，所以抢救性保护发掘工作的程度也控制在能够防止非法打捞即可。

“南澳I号”沉没区域水深约26米，海底能见度一般能有两米左右。8空气潜水深度范围内的水深和较好的能见度，使得“南澳I号”水下考古工作较易实现。经过三年的抢救性保护发掘工作，船上的文物基本提取完毕，剩下难以被盗捞且盗捞不法分子基本没有兴趣的凝结物和船体，则采用原址保护模式留在海底进行长久保存。

图1 “南澳I号”沉船遗址原址保护所使用的金属框架

四、异地保护模式：“南海I号”沉船遗址

在前面提到的几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案例中，做抢救性保护发掘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着适合保护发掘的工作环境，如水深、水底能见度等等。考古发掘是一项揭露遗迹或者遗址面貌的行为，是细致和精益求精的，水下考古发掘也一样，这就需要一定的能见度、较稳定的工作环境以及较长的工作时间等等。但是，我国近海海域海底能见度往往较差，部分海域受季风和台风影响，水面风浪大水流急，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短。这种条件下，很难实现满意的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考古信息的提取和记录更是差强人意。“南海I号”沉船遗址发现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南海I号”沉船遗址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西部近海海域，其沉没地点离珠江口较近，深度在24-26米，海底为泥质杂有少量细沙，主要由珠江等河流带来的陆源沉积物堆积形成，船体绝大部分被掩埋在淤泥之下。9由于靠近珠江口，遗址海底有大量的漂浮物，加之遗址海底沉积以淤泥为主，在海底的任何行动都会导致淤泥的扰动使得能见度雪上加霜、几近为零。虽然“南海I号”沉船船体基本上是掩埋在淤泥里的，但是由于淤泥本身较软，渔民拖网还是会对文物和船体造成损坏。因此，尽管拥有难得的自然保存环境的稳定性，“南海I号”沉船遗址却面临着被海洋渔业活动破坏的风险。

“南海I号”沉船遗址不适合进行原址保护，又没有保护发掘所需要的海底能见度等工作环境条件，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发挥了主动性，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打捞、异地保存”的方案，采用的沉井穿底梁整体打捞方式更是世界首创。“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后被放置在博物馆的水晶宫内，通过对水晶宫水体的控制使得沉船能够处在稳定的保存环境中，后期进行的全面保护发掘工作也能在室内稳定环境下进行。实践证明，“南海I号”沉船遗址采用的异地保护模式是成功的，在实现了文物和文物信息完整提取的同时，更是保证了船体结构的完整性，而船体是“南海I号”沉船遗址中最珍贵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遗产。

五、结语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展了一大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技术和手段也有了长足进步，更为重要的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日益发展，因为只有先进的理念才能指引整个行业走在世界前列。白鹤梁水下遗址、“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南澳I号”沉船遗址与“南海I号”沉船遗址的保护工作体现了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手段和理念的进步，其中白鹤梁水下遗址的原址保护与“南海I号”整体打捞在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今“南海I号”全面发掘现场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成果展示和教育互动为一体（图2），更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一次创新性实践。

图2 从参观平台看“南海I号”发掘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