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是古代经典爱情剧作，崔莺莺与张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倘若改写结局，让张生始乱终弃或者让红娘加入组成三角关系，于人物形象、价值取向、主题思想各方面又形成另一种风情。

【关键词】王实甫;《西厢记》;结局改写

中图分类号：I23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2-0033-01

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因文辞华美被誉为“花间美人”，是元杂剧的巅峰之作。作者秉承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题旨，在《莺莺传》与《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写成了这部传世名剧。

倘若反弹琵琶，将《西厢记》的结局改写，全剧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风情呢？

第一种改编结局是张生始乱终弃，崔张二人的爱情之旅走到尽头。

既然谈到结局，就不得不对张生的“始乱之，终弃之”追源溯流一番。究其原因，大抵逃不开这两点。

首先，不妨关照唐代元稹为张生准备的托词——“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言辞之间，竟然将历史的变革、朝代的更迭全部归结到女子身上，同时也把崔莺莺比做妖孽、红颜祸水。彼时的花前月下都是镜花水月，如此一来，张生的“弃”似颇有几分迷途知返、知错能改的意味。

其次，再俗套一些，无非是张生上京赶考后，野心随着见识水涨船高。崔莺莺作为丧父的孤女，家庭条件自然比不上其他名门贵胄，于是张生在有了更好的攀附对象后，自然弃崔莺莺如敝履。

无论出于以上哪种原因，其实都背离了《西厢记》的价值取向。张生为情留宿寺中，又为情奔赴考场，将爱情置于仕途之上。而始乱终弃的结局则无疑是把崔张之间的爱情贬到了尘埃里，使仕途凌驾于真爱之上。

倘若如此，一方面，张生成了追名逐利、庸庸碌碌的酸书生，崔莺莺则转化为私定终身的受害者，她曾经的情难自已如今酿成苦果，她尚在蹒跚学步的自由恋爱被狠狠扼杀。因而作为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崔、张变成反面案例，《西厢记》反倒成为礼法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矛盾的主体由崔、张与老夫人，回归到崔莺莺与张生。这使剧作的思想内涵向后退了一大步，其中对自由与真爱的追求、对压迫与礼教的反抗荡然无存，仅囿于单纯的情爱纠葛。《西厢记》沦为徒有金玉在外的普通才子佳人剧。

同时，与西方悲剧的毁天灭地不同，中国悲剧往往会以补偿性结局来淡化悲伤情绪。虽不能否认悲剧的审美效果，但《西厢记》作为场上之曲，显然拥有一个美好欢乐的结局会更加卖座。

第二种结局是红娘也嫁于张生，二女共侍一夫，张生坐享齐人之福。

古代封建社會有着盛行一夫多妻制的大背景，这种二女一男的情感模式自娥皇、女英与帝舜起便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在《琵琶记》、《调风月》等戏曲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这样改编看起来似乎是团圆中的大团圆，可使故事结局得到进一步的丰满。

仔细想来，却不尽然。红娘是推动崔张爱情发展的关键人物，在整部《西厢记》中表现得极为出彩。《拷红》一折更是全剧的经典段落。王实甫不落窠臼地将机智聪慧、伶牙俐齿、乐于助人、古道热肠等等美好的品质赋予这样一个身份卑微的婢女。倘若将红娘也嫁给张生，则无疑是把她拉回俗尘之中，糟践了王实甫的良苦用心，她成人之美的侠气便大打折扣，成了为觅良婿煞费苦心又见缝插针的大俗人。

受此影响的不仅是红娘，如此一来，崔莺莺、张生二人的形象也势必被彻底颠覆。崔莺莺从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变成了一夫多妻制的执行者;张生从一心一意的痴情种变成了多多益善的滥情鬼。崔张二人纯粹的爱情故事掺入了杂质，还如何令观众与读者动容？

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直接影响着主题的营构。在《西厢记》中充盈着情与礼的碰撞，这种碰撞庞杂而丰富。它潜藏在崔莺莺的自我意识中，体现在崔、张二人的相处中，更是从始至终存在于崔、张、红同盟与老夫人的对抗中。全剧最大的冲突点也正在于此。假使红娘一并嫁给了张生，无疑是向封建婚恋制度投降，剧作中的斗争意味势必大大削弱，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也显得荒唐。

除此之外，王实甫的主旨是“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一旦崔张关系中加入了红娘，如何圆这一中心思想便又成了问题。是为张生与红娘编排一段感情戏使二人同样成了“有情人”最后成了“眷属”，还是干脆破罐子破摔置主题于不顾？二者显然都不是最佳选项。

综上所述，西厢风情还是此处最好。

作者简介：陈晓蓉（1994-），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1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戏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