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新 朱永芳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晚年作品，也是《稼轩词》中突出的爱国篇章之一。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已在江西乡间闲居近20年的抗战派元老——辛弃疾被宰相韩侂胄任命为镇江知府。本以为能有所作为的辛氏很快发现：想“立盖世功名”的韩，只是用北伐做幌子，捞取政治资本，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朝廷并无充分的准备。深感失望、气愤的词人登上京口（南北朝时镇江旧称）北固亭，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名作：诉说他的生平志意与理念，抒发其慷慨悲壮的英雄情怀。

用典就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善于用典是辛词的一大特色。在“永遇乐”（104字）——不算大的篇幅之中，辛弃疾用典多达五处。这还不包括“宋文帝北伐”的典中之典——汉代霍去病击败匈奴，封山而还的典故。繁富的用典并非作者炫博矜奇，不是 “掉书袋”;而是军旅词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需要。是他托古喻今、借古讽今的需要。这首词“是全宋词里用典故的作品的最突出的一首”（夏承焘《宋词用典举例》）。

词作开篇紧扣“怀古”展开，写京口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孙权（字仲谋）。孙权年仅19岁便继承父兄遗业，在京口建“京城”（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以区区之地，抗衡曹魏，保家卫国，独霸江东。史学家陈寿评价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词人多次写词称赞孙权，如他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中，曾借曹操的话——“生子当如孙仲谋”来表礼赞与倾慕。“名以正体，字以表德”（《颜氏家训·风操》）。词人不称其名而称其字，除了音律上的要求之外，其实也正好借此表达他的推崇与景仰。可惜像孙权这样的英雄现已无处寻觅了。词人热情赞颂孙权不畏强敌、以弱胜强，既有对这位“京口名流”的无限景仰之情，也有对“英雄无觅”的无比怅惘之思，还有对明君圣主的深切企盼之心，更有对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南宋朝廷的无情鞭挞之意。作者抒发的是思古之幽情，吐露的是对现实的感喟。

接着作者浓墨重彩书写京口历史上另一位传奇人物——南朝宋武帝刘裕（寄奴是其小名）。刘裕祖先由北方移居京口，他生于京口，“家贫，有大志”（《宋书·武帝纪》），从“寻常巷陌”崛起，在京口起兵的他讨伐桓玄，平定叛乱;两度挥戈北伐，所向披靡，威震四方，先后灭掉南燕、后秦，收复洛阳、长安以及淮北大片土地，最终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王朝。“伐北奇功属寄奴”（南宋·李壁《再和雁湖十首》）。这些令人振奋、激动人心的“励志”史实，词人把它高度概括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词句中了。辛稼轩缅怀坚定北伐的刘裕、颂扬其吞灭强敌的气势，自然有他对寄奴的敬仰与追慕之情，更多的则是表达了词人希望朝廷能采纳他的北伐主张与策略，自己也能像刘裕一样挥师北上，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这也是词人“英雄梦”具象化的艺术表达。这充满激情的热烈讴歌，也暗含着他对朝廷君臣将帅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明确而含蓄、委婉而深刻的抨击。

下阕换头的“元嘉草草”三句，是对上一典故“刘裕北伐”的自然衔接与延伸。这样由对英雄豪杰的追慕，自然过渡到写仓促用兵导致失败的教训。对比之意明显，昭示之思显豁。“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刘裕三儿子）的年号。刘义隆虽有宏图大志，但好大喜功，求胜心切，没做好充分准备，便草率用兵。还想建立霍去病封狼居胥山那样的丰功伟业。他曾三次北伐，都没成功。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最后一次，败得更惨。急于求成的刘义隆命令王玄谟北伐。王草率北伐，结果又一次铩羽而归，而且还招致北魏拓跋焘大举南侵、饮马长江。宋文帝在第一次北伐滑台失守后，就曾写诗慨叹：“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宋书·索虏传》）。辛氏援引刘义隆草率北伐，只落得“仓皇北顾”（“北顾”照应了词题中的“北固亭”，该亭又名“北顾亭”）这一惨痛史实，是在告诫南宋朝廷，尤其是韩侂胄等位高权重者：要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切不可草率用兵！如若草草从事，后果不堪设想。此典议古论今，表明了词人既主张积极北伐，又反对轻率冒进的正确思想。可是急于事功的韩侂胄根本听不进辛弃疾的逆耳之言，执意仓促北伐，结果大败，再次上演了一幕“仓皇北顾”的悲剧，韩也因此丢了性命。这个寓议于叙的典故反映了爱国词人政治上、军事上的远见卓识，后来的史实完全证明了作者的预见。

“瓜步山头庙，堂因魏武兴。”（宋·梅尧臣《登瓜步山二首》）佛狸祠的由来也与刘义隆北伐失败有关。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佛狸是其小名）击败了王玄谟，南指扬鞭，率军追到瓜步山（今属南京六合区瓜埠镇），在山顶修建了行宫，后改为祠庙，称作“佛狸祠”。祠堂内外神鸦飞舞，社鼓喧闹，当地百姓竟然年年在那里迎神赛会。词人用佛狸祠“故事”，“以拓跋比金人也”（清·宋翔凤《乐府余论》），形象表明了人们已经淡忘了血与火的历史;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与不安：如果再不坚定北伐，恢复中原，中原民众抗金意志衰减，苟安于异族统治，忘却了国仇家恨。辛氏以叙运典，含而不露地表达了他对南宋当局“只把杭州当汴州”（南宋·林升《题林安邸》），不图恢复的不满与激愤。词人强烈的忧时伤世之情溢于楮墨之外，这怎能不令读者唏嘘？

词人最后用廉颇暮年还期望被重用的故事作结，与开头“英雄无觅”的慨叹相呼应。这样首尾圆合，振起全篇。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因受谗被免职而入魏国。可是“赵国数困于秦兵”，危急之时又想起“以勇气闻于诸侯” 、为秦所惧服的的猛将廉颇。赵王有意再次起用他，就派遣使者问讯。勇武不减当年的廉颇为了展示其老当益壮，当着使者的面，一顿饭吃了一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赵使者受了廉颇政敌郭开的贿赂，回来之后做了歪曲汇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同“屎”）矣。” 赵王信以为真，不再起用这位老臣宿将（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已66岁了。他以廉颇自况，表明自身状况与处境，抒发其老当益壮，仍不忘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凭谁问”三字笔力千钧，既含蓄又明晰地书写了他壮志难酬的愤懑、英雄末路的惆怅。满腔忠愤溢于言表，“悲壮之至”（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南宋词人姜夔认为：诗词“一篇全在尾句”（《白石道人诗说》）。词人以问语作结，典议一体，它言此及彼，含蓄蕴藉，意味深长，促人深思。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统观整首词，不论写景、叙事，还是抒情、议论，除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三句追忆往事外，其余全在隶事用典中展开。五个典故，除结句以廉颇自喻外，都与镇江的历史掌故紧密相关，与题中“京口”“怀古”吻合。这些典故相互关联，同时又各有侧重。孙权、刘裕的事典，在表明作者一贯的北伐信念、恢复版图的坚定决心的同时，也切合词人对明主、英雄的向往和追慕，暗讽朝廷不思进取、偏安江左的无耻行径。“元嘉草草”典故则是对当局者轻率冒进含蓄而明确的警告，包含着辛弃疾对北伐复国的战略思考。说到佛狸祠，今昔对比，强调恢复民心、收复河山的紧迫感。最后用廉颇的故事与孙权、刘裕的功绩相互照应，寄寓词人的无限感慨。是他对明君贤才的期盼，反衬出南宋当局懦怯无能、忍气吞声的可耻表现以及抗金将士得不到重用的悲哀现实，凸显了词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与浓烈而绵长的英雄豪杰情结。

辛氏这首以典构篇的名作，也为后人留下了动人的词坛佳话。据与词人同时代的岳飞之孙岳珂记述：稼轩自己最满意的词作，除了《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外，就是这首《永遇乐》了。在一次宴会上，他“遍问客”，希望宾客对他这两首得意之作“摘其疵”。“勇于言”的“年少” 岳珂，对《永遇乐》词提出“微觉用事多”的看法，稼轩“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参见《桯史·稼轩论词》）。这一段趣闻在彰显辛弃疾能虚心听取意见、创作态度谨严的同时，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作者用事的精妙：自然无痕，恰到好处，想删改也改动不了吗？我们不否认辛词部分作品有为人诟病的用典过滥问题。不过就这首词而论，这些并非堆垛的精到用典，古今一体，针对性强，极具暗示性和启发作用，增添了词作的容量，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提高了表现力与感染力，深化了作品主题。这首词典故尽管“用得这么多，但对作品的内容说，完全是有利无弊的，完全是应该肯定的”（夏承焘《宋词用典举例》）。综上所述，有“词中之龙”之称（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辛弃疾慷慨纵横，不为“故事”所使，紧扣题旨，熔铸史料，俯仰古今，堪称用典妙手。他挥洒自如，自然巧妙地给古人、古语、古事“赋予了充沛鲜活的生命”（叶嘉莹《论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注入了抚时感事的情感内容，激发了读者言语之外的不尽联想。作者通过精心组织、巧妙安排，把成串典故化为气象阔大、雄浑悲壯的意境，变为一幅幅气势磅礴、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词人把对历史的咏叹与对现实的感慨合而为一，寓议于典，典议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些钩连古今的典故，用得圆转流丽，自然妥帖。使得全词含蓄深沉，寄慨遥深。“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南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真可谓言简义丰，意深味隐，尽显曲折含蕴之美。这是辛弃疾驾驭语言，“极咏古能事”（清·李佳《左庵词话》）的过人之处，也是该词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之所在。明代文学家杨慎认为“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词品》）。的确不是虚美的夸赞，而是公允的评价。

（邵建新，江苏南通人。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诗词协会、南通市诗词协会会员。

朱永芳，女，江苏南通人。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高级教师、南通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通州区高中语文兼职教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