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农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大家，人皆共识。他还是位颇富成就的诗人词家，却少有人知。作为文学理论家，他担任过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负责人、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为陈涌、张炯），以及重要报刊《文艺理论与批评》常务副主编、《文艺报》总编辑、《中华诗词》主编，出版过多部文艺理论著作，如《艺海听潮》《青史凭谁定是非》等;而且，他还几次参加或执笔起草文艺方面的中央文件，为中央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贡献智谋。作为诗词家，他除了尽责于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代会长、名誉会长各项工作之外，始终痴迷于诗词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并且硕果累累，出版了诗词集《赠友人》《诗词与诗论》《京华吟草》，2017年又出版了这套选收诗文的《郑伯农文选》（连同“续”编计有4卷）。更让人尊崇和敬佩的是，伯农在中华诗词学会的会长岗位上，做了多项大有益于诗词、并将名标青史的宏伟事业，其中之一就是策划、促成、主编、出版了《中华诗词文库》82部诗词著作，包括《中国现代诗选》（胡迎建、蔡厚示选编）、《中国现代词选》（刘梦芙选编）、《现代诗词曲论选》（上下卷，王亚平选编）以及当代诗词名家和多省市诗词学（协）会会员作品选，为近百年中华诗词材料的搜集、梳理、积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只是由于经费短缺，这项《中华诗词文库》的浩繁工程，不得不暂告中断;希望能有后继者续竟伟业、再造辉煌。

伯农诗论，大多写于20世纪末期以后，此前写得不多，但水平很高，出手不凡。1983年写的《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1983.12《诗刊》）是对“三个崛起论”的最为有力的科学批评，至今看来，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文章一经发表，即获当年《诗刊》优秀评论奖。遗憾的是，作为编委会编委、《诗刊》原常务副主编且又始终负责评论，我虽两次力荐，《〈诗刊〉创刊60周年文论选》（上、下）却仍然拒选伯农此文！这就等于一笔抹煞了《诗刊》当年曾经力驳“三个崛起论”的中国诗史，因为所收程代熙文《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1981.4）尽管批驳了孙绍振（孙称“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但未涉及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此外再无文章触及——只选了李元洛无关痛痒的《诗歌语言美札记》（1987.1），有意不选曾同“三个崛起论”对垒的主要代表论者李元洛的有理有据有力，当时举足轻重，至今理直气壮的《中国诗歌传统纵横论》3篇系列文章（《反思与重认》《僵化与西化》《革新与创造》<1990.6-8>）等。

伯农论诗，特别重视诗学规律。他说：“我们往往忽视规律，离开规律讲规则。”“诗要讲规则，无规矩则不成方圆，但又不能被规则框死，必要的时候可以有所突破。”他突出强调：“规则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要在把握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讲究规则。”（《诗词规则与诗词规律》）这话完全正确。诗词的艺术规律，究竟有哪些？伯农在为《第一届华夏诗词奖作品集》所写《前言》中，明确提出四条要求：“一、真情实感”“二、时代精神”“三、诗词韵味”“四、诗歌意象”（《评论· 评选·评奖》）。我认为，这四条既是优秀诗词的科学标准，又是诗词艺术的基本规律。我们常见一些诗人词家，斤斤于诗词规则，却不大注意诗词规律，因而作品成了徒有其表的“格律溜”（杨金亭语），而非意味盎然的格律诗。

伯农论诗，反复谈到“时代精神”。他说：“作为时代心声的诗歌，应当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把诗人的喜怒哀乐和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把个性和人民性结合起来。”（《评论·评选·评奖》）伯农的诗词创作，是他理论主张的具体实践。他一直关注现实，努力反映时代，抒写国内国际重大社会问题，既有颂歌，又有战歌。而对国内乱象、国际霸权，诗人顽强抗争、痛下针砭，战歌多于颂歌，也可谓“集中什九从军乐”（梁启超《读陆放翁集四首》）。例如《水调歌头·寄贾漫》：“不见贾生久，几度接飞鸿。迢迢千里情系，问我欲何从。自是才疏性驽，不省追潮逐浪，惟识水流东。秃笔对明月，白眼看鸡虫。  先驱血，苍生泪，故园风。悠悠往事，点点滴滴记心中。忍睹金迷纸醉，难耐蚍蜉撼树，毁业太汹汹。漫道征途渺，赫日在長空。”“白眼”，典出诗人阮籍见鄙俗之士，斜目而视，施以白眼，表示轻蔑。“鸡虫”，化用诗圣杜甫诗句：“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缚鸡行》）“白眼看鸡虫”，表达了诗人对于遗忘与背叛“先驱血，苍生泪，故园风”、一味“金迷纸醉”乃至“蚍蜉撼树”“汹汹毁业”的极度蔑视，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再如，诗人为矿难频发，在2007年11月～12月连写两诗。《哀矿难》写道：“横祸缘何继踵生，几多工仔葬煤坑。矿山衮衮化私产，公仆纷纷变股东。惯以血躯铺富路，敢挥黑手掩真容。苍天如若不开眼，尚有人潮待毙中。”诗人饱含热泪，在为丧生“工仔”致哀;又满腔激愤，怒斥官场腐败。这既是一首悼诗，更是一曲战歌，亦如锋利匕首，刺向贪官污吏。即使旅游写景，伯农也极少闲情逸志，而总是让他念念不忘世上疮痍、家园情怀。如《岳阳楼》其二：“先富已登欢乐谷，谁将斯语记心房。痴情唯有东流水，日夜奔腾唤范郎。”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知感染激励了多少历代读者，为着平民百姓国家盛衰而先忧后乐。可是，先富起来的不少“大腕”以及衮衮诸公，却将“斯语”弃置九霄云外，根本不管、甚至盘剥“后富”。诗中所写，实际不是“东流水”，而是老诗人郑伯农在高声呼唤爱民如子的范仲淹重现当代！诗中忧国忧民之思与爱国爱民之情，真挚浓烈，感人至深。

国际题材反映时代精神，似乎比较容易，因为世界大事，从前不会出现，将来未必发生，最具当代特点，加上诗人的现代意识观照，作品便有时代意蕴。在诗人词家里，伯农的国际题材作品，数量甚多，质量较高，殊为难得。他的这类诗词，饱含义愤，笔带锋芒，揭露美帝“颠覆制裁伸黑手，穷兵黩武逞凶酷”（《满江红》）的惨无人道，怒斥日寇“谁言烽火成遗迹，靖国阴风正越洋”（《过戚继光鏖兵处》）的侵略野心，鞭笞西方国家“陈兵异国抓元首，平等自由添妙篇”（《闻卡拉季奇被抓获》）“诺奖、诺奖，颁给烧杀掠抢”（《如梦令·送君赴挪威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伪善无耻。再如《踏莎行·望西亚》：“雾笼中东，烟弥寰宇。杀声阵阵摧军旅。人权唱罢说强权，吞邦掠国灭公理。  怨洒五洲，愤埋心底。黎民饱受血腥洗。谁言霸主永称王，来年共看狂飙起。”革命导师列宁说过：“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齐美尔瓦尔左派的决议草案》）在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纠集一些西方国家所制造的世界局部战争，从未间断，“杀声阵阵”，怨愤深深。五大洲的黎民百姓饱受战争之祸，必将掀起反抗“狂飙”，维护“公理”，打倒“强权”。诗人坚信，人类终将走向世界和平;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必须坚持不懈，斗争到底。

都说人如其诗，的确诗如其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罗辉称其诗：“思绪翻飞系南北，吟声荡漾贯西东。”（《拜读〈古韵新风·郑伯农作品集〉》）确实如此，诗人的诗思诗情纵系于祖国南北，吟声吟韵横贯于世界西东。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也有《读郑伯农同志〈赠友人〉诗集有感》诗说：“持正难停太史笔，倾情常见广陵潮。”称其诗词秉笔直书，一如司马迁的“史笔”;赞其诗艺超凡脱俗，有似嵇中散（康）的琴曲（《广陵散》）。“两栖诗人”贾漫则说：“谁见阴阳肝胆照，方知正气精诚铸。”（《满江红·忆北戴河旧游赠伯农》）是的，燮里阴阳，需要肝胆相照;诗中正气，纯为精诚所铸。正如伯农自己所说：“作为一个沐浴过时代风雨的人，我不能不感到，个人的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命运是很难分开的。所以，不论处境如何，都比较关心周围的大事。”又说：“我对风花雪月比较缺乏感应力，比较关注的还是人情、民情、国情、社情。”（《诗词问题访谈录——答〈中华文化〉记者问》）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信然。

伯农论诗，多次谈到“诗歌意象”。关注现实，反映时代，不能直说，而要创造意象。他说：“不论抒情、言志、叙事、写景，都要营造出美好的意象。”（《评论·评选·评奖》）又说，要“把诗人的独特个性和人民的心声、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把生动的诗歌意象同深刻的人生感悟、丰厚的历史内涵结合起来，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使诗歌成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艺术体现。”（《诗词创作也有三境界》）伯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理论家，长于运用逻辑思维;他还是诗词家，善于运用形象思维，深知诗词创作，“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毛泽东），而要让形象说话，须用意象抒怀。他有理论家无所畏惧的胆识，又有诗词家天马行空的想象，敢于直面现实，精于铸造意象。伯农的意象艺术，大体可分三类：借用、翻新、独创。

其一，借用意象。古今中外的诗人词家，不知创造出多少意象。这些意象，许多还活在世人的头脑中和作家的诗文里。诗人伯农借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感。例如《答友人》：“文坛处处说风流，一纸新闻传九州。谁解痴心蓬垢女，至今不肯上青楼。”作者加注：“报载，郑伯农、杨子敏等当了公司老板。朋友闻讯，都觉新奇，纷纷打电话询问。其实，‘小姑居处本无郎。乃作此诗，以谢亲朋。”20世纪80～90年代，文人“下海经商”，几成时髦。但多数知识分子不肯从俗，报纸谣传，自然引起朋友关心。伯农此诗，就是答谢亲朋询问。前两句写实，说明事出有因;后两句虚拟，表示查无实据——诗人决不直说，只是借用古人常用的诗歌意象，表明自己态度;那就是甘做贞烈女子，不愿有损名节（成为妓女），哪怕蓬头垢面，也是痴心不改。“美人”“香草”等本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首创的诗歌意象，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美人”比君子，后人多所袭用。例如唐代秦韬玉《贫女》一题《闺意》（“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借贫女以写自己怀才不遇，难同流俗之感。唐代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又题《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自比新妇，以求水部郎中张籍的赏识而得到提拔。张籍在《酬朱庆馀》诗中予以回答（“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也以“美人”“越女”比作朱庆馀，称他貌美歌好，定会受到赞赏。张籍还有一首《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李师道是当时平卢淄青节度使，又是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度事，官高权重，欲聘张籍为幕僚，助其藩镇割据。张籍主张统一，反对割据，便以“节妇”自比，拒其拉拢。宋代鲍当《贫妇吟》（“贫女临水妆，徘徊波不定。岂敢怨春风，自无台上镜”），则以“贫女”自比，抒写落魄失意的幽怨之情。宋代曹衍也有《贫女》（“自恨无媒出嫁迟，老来方始遇佳期。满头白发为新妇，笑杀豪华年少儿”）一诗，借贫女年迈出嫁，表达自己老来得官的无限欣喜。伯农《答友人》的痴女意象，并未摆脱屈原以后历代诗人所用“美人”意象的基础内涵，因而属于借用;但所表达的却是自己的独特感受。

其二，翻新意象。所用意象虽系原创，而非自创，却已加进了诗人自己的崭新寄托。意象相同，含义有别。例如《泥土》：“肌瘦面黄何足珍，蛰居寰宇一微尘。谁知楼阁冲霄处，力托千均是此身。”此诗写于1996年5月，与20世纪40年代鲁藜写的新诗《泥土》同一题目、同一意象;两者内涵却迥然而异。

鲁藜的《泥土》诗是：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见诗集《白色花》）

鲁藜将珍珠和泥土进行对比：争作珍珠，不如甘当泥土;珍珠固然可贵，但有“埋没的痛苦”，因为明珠暗投屡见不鲜;泥土虽然平凡，却可铺路利人。鲁藜的泥土意象，是甘于平凡、乐于铺路的普通常人的象征。

伯农的《泥土》，前两句虚实结合，描绘泥土，由于写其“肌瘦面黄”“蛰居寰宇”，便将泥土拟人化。后两句宕开一笔，升华诗意：“楼阁”何以“冲霄”而起？因有泥土坚固之基。可见“微尘”不“微”：凡夫俗子只要团结起来，就有无穷伟力，正如微尘聚而成泥土，足以托起千钧楼阁。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泥土，看似平常，实则非凡。伯农的泥土意象，成了“人为国本”、民是国基的国家志士的象征。显然，伯农为泥土的意象融进了新内容、注入了新寓意，因而泥土意象便焕然一新。

其三，独创意象。诗重翻新，意贵独创，意象尤其需要新颖鲜活。古人有所谓：“如无新变，不能代雄。”（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清·赵翼《读杜诗》）伯农深知独创之重要。他的《登山海关老龙头》堪称独创意象的典范：“雄关险隘接危楼，莽莽长城镇海流。万里烟波奔眼底，几尊礁石立潮头。浪高方显水天阔，心静何惊风雨稠。漫说汪洋空涨落，怒涛卷处有渔舟。”首联紧扣“登”字，直书足之所履：关雄、隘险、楼危、“城长”、海流——均出之于脚下。颔联接写目之所视：远处烟波浩渺，奔腾万里;近处礁石几尊，勇立潮头，由远而近——皆见之于眼中。颈联续写心之所感：海浪再高，怎奈水天辽阔;风雨虽稠，无妨诗心平静。尾联则写脑之所思：不管汪洋如何涨落，无论怒涛怎样汹涌，渔民照旧出海捕捞，必有所获。全诗表达了诗人登楼观海的无限感慨与深刻思索。作品境界阔大，气象豪迈，意境幽美，寓意深邃，蕴涵丰富，启人遐思。伯农的诗词集中，佳作甚多，精品不少;如果优中选优，我认为《登山海关老龙头》可能是伯农全部诗词作品中最好的一首。此诗意象丰富鲜活、组合巧妙自然、饱含人生哲理、启迪读者思考，纯属诗人的独特创造。我不知道伯农创作此诗之时怎样设想，有何寄托？但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从接受美学角度考虑，读者完全可以根据各自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做出自己的符合作品实际的不同解读。因为诗中创造出生动鲜明的意象群落，具备复杂多彩的能指意味：可以理解为个体生命的艺术写照，也可以说是家国情怀的形象寄托，还可以作为人类生存的曲折反映，更可以当作世界“共运”的形象描绘……因为作品形象大于作者思想，诗词意象超越诗人主观，所以读者能够做出多种诠释。古人说过：“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正是此诗之谓也。

（丁国成，原任中國作家协会五、六届全委委员，《诗刊》常务副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常务副主编，《诗国》主编。现为中国作协九届名誉委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编审，享有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