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苏蔚

美食是与生活的所有乐趣相随的。

吃是人的天性。我邻居家一小孩儿，也就两岁多一点，父母常领着他走亲访友，逢人必定要让小孩儿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礼貌称呼一番。但这孩子奇陉，如果被称呼人空着手，父母再怎么提醒，他只是瞪着眼不作声，倘若来人手上拎着东西，无须大人提醒，便爽快地主动叫人。时间一久，父母明白了，小孩儿辨别称呼的标准就是对方是否拎着“吃”的东西。我自小对吃比较木讷，或许出生于国民经济困难年代的原因，没有多少吃的讲究，家中一日三餐不是胡萝卜粥，就是胡萝卜饭，即使难得喝上一碗白米稀饭，白炽灯泡的影子还清楚地在碗里晃来晃去（后来听母亲说，即便这些胡萝卜，还是爷爷吃榆树皮、野菜、观音土省下的）。每年春节下乡走亲戚拜年，父亲都要提前再三告诫我和弟弟：“到了亲戚家三个泡蛋只能吃一个，不能全吃了，最多把泡蛋的红糖水喝完。”我们全然顾不上乡村民俗的礼仪，狼吞虎咽一瞪眼三个蛋全下肚，出了门少不得挨父亲一顿骂，我们兄弟俩还振振有词地回驳：“三个鸡蛋只吃一个，那留下两个多不卫生。碗里有我们许多口水，给谁吃？"70年代我被下放到林场，吃了五年的知识青年食堂，天天早饭是煮山芋，到上午10点左右便眼巴巴地看着山下食堂的烟囱，胃里泛出阵阵酸水，心里总在嘀咕：“怎么还不点火烧饭？”

70年代初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我们金坛县城里几个爱好美术的小青年相约去汤庄乡看望同样喜好美术的朋友戴起群。起群兄当时在供销社做营业员站柜台，中午便在汤庄街上供销社的一个饭店热情招待了我们。那顿午饭，留给我影响最深的就是炒猪肝，殊不知，天下竟有如此美味的炒菜。如今我只要见到起群就不免会赞赏一番那天的猪肝炒得好。也多次问过他：那年代不作兴用什么调料，为什么就能把猪肝炒得又嫩又滑？就因为这盆炒猪肝，我永远记住了起群这位好朋友。

美食能牵住人的心，美食能留住人的胃。人人向往江南，喜歡江南，并非只是因着江南的烟雨，更多的恐怕还有那诱人的美味。江南的清灵、秀敏也许藏进了美食之中。

我在70年代中期，偶然得到一本1963年版的残缺不全的《大众菜谱》，从黄黄的纸页里，我方知晓烧菜居然也有文字记载，中国菜按地域还分成八大菜系，于是，我开始琢磨起炒菜的要领。事情也凑巧，没多久，我下放的林场在知青中选拔拖拉机手、厨师、饲养员等各种能手，我被选上了做总场食堂的司务长。有了零零碎碎的50多页纸的菜谱知识垫底，我闲时也会大着胆子去食堂指指点点。老厨师谢师傅常常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背后称呼我是知青中的“博士”。后来，我被抽调去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组里分工时，我自告奋勇承担大家每天的伙食。一年后，工作组结束使命，做总结时组长开玩笑地说我：“你的刀功不怎么样，但搭配的菜倒是色香味见技术。哪天我退休后开个饭店，一定请你来做厨师。”就因为工作组的伙食诱人，常常有大队干部来谈工作时到点了赖着不走，要留下吃饭。周边一些驻村的乡干部也时常跑过来蹭顿饭，这无形中也增进了我们相互间的感情交流。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美食是一种艺术，是食文化中积淀最深的地方，但是美食并不一定是名食，雪菜豆腐汤未必是名食，豇豆炒茄子未必是名食，然而只要赋予它们一定的情感意蕴于其中，同样可以成为美食。

1989年，我在洮西乡挂职乡长助理，乡里几个主要领导经常聚在一起，弄个韭菜豆腐汤、雪菜烧小鱼、油炒萝卜干，热热闹闹，边吃边聊，许多重大事情的沟通在饭桌上就轻松解决了。后来我调任另一个镇任分管工业的镇长，走村人户也常常喜欢在老百姓家随桌便饭，有时甚至我自己下厨房为大家炒菜。许多工作上的难事麻烦事在简单一顿饭中就形成共识，拿出了解决方案。逢年过节群众也送些自己酿的米酒、晒的莴苣干、咸菜给我。这些食物虽不值几个钱，更多的还是包含着极富人间烟火味的一种美食——人际美，这可能也是美食的魅力所在。当时有个砖瓦厂由于管理环节出现问题，开了砖头票，老百姓付了款却拿不到砖。其中一位退休老教师的儿子砌房子结婚，没提到砖，只能暂住女方家，三年过去了，小孩儿都会走路了，砖头还是没拿到。我知道后就到砖瓦厂督工，让厂里把砖发给了老教师，并且立下制度，砖瓦厂每天出窑的砖，必须依开票时间的先后全部兑付给群众。我每天都派人去查落实情况。有天休息日，我要回城，老教师的儿子端了只瓷缸找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只油旺旺、香喷喷的红烧糖蹄（猪肘），便婉言谢绝了，谁知老教师的儿子说：“这是我们家养的金坛小米猪，昨天杀了，父亲亲自下厨按当地的传统制作方法精心做的。”无论如何让我带回城里和家人共享，这是他老父亲的一片心意。我捧着瓷缸，内心被深深地感动了。为老百姓办事本身就是干部的一种责任，老百姓却用如此朴素真诚的敬意来回报你，我感觉这就是美食最具现实主义的文化结晶。

此后，我也没少品尝过各类美食，然而瓷缸里的“糖蹄”给我齿间留下的，超过了任何佳肴美味。生活有源泉，美食岂不也应该有一个原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