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题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的性别差别待遇，展现了当代韩国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当前韩国女性的地位虽较之从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但在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固化认知之中，女性意识已经觉醒的韩国当代女性仍难摆脱牺牲自我、成就家庭的命运，而愈演愈烈的“厌女”文化进一步恶化了韩国女性的生存空间。作为女性无声抗争的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現象直接引发了韩国社会的严重人口危机。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女性需要韩国政府的政策扶植，需要社会更多的理解、认可和尊重，才能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82年生的金智英》;韩国当代女性;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1-0142-03

2019年10月，由韩国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电影中呈现的当代韩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在家庭、职场、社会中遭遇到的性别差别待遇引发了韩国女性的共鸣，她们一时间纷纷发声“我就是金智英”。可以说，“金智英”已成为韩国女性的代名词，也成为了韩国女性要求平权的符号。《82年生的金智英》引发的女性不公待遇的争论持续发酵，特别是随着近期韩国社会出现的“N号房”事件，韩国社会的两性关系和女性生存现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文艺作品中金智英琐碎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为切入点，解读韩国当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并探析其背后的社会及文化原因。

一、韩国女性“金智英”的前半生

《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创作的一部女性题材小说，故事取材于作家本人的部分生活经历和真实事件，出版于2016年10月。这部小说篇幅不长，内容朴实无华、通俗易懂，被认为是一部社会意义大于文学创作意义的作品。小说上市以来兼具销量和话题热度，被韩国书店联合会评选为2017年最佳小说，目前在韩国销量已突破100万册，相当于每50个韩国人就拥有1本。2019年10月，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同样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观影热潮，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367万，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

有媒体人用“一个虽然很努力，但依然被嫌弃的韩国女人的前半生”高度概括了《82年生的金智英》。主人公金智英1982年出生于一个韩国普通家庭，位列家中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她和姐姐在家中的待遇自小就和弟弟不同，一切以弟弟为尊为先。爸爸、弟弟、奶奶的盛饭顺序，也足以看出弟弟在家中地位的尊贵。而作为家中最年长女性的奶奶对于这种“以男性为尊”的做法非常认同，甚至推崇。在对待孙辈的问题上，奶奶一直偏疼孙子，她认为宝贝孙子的一切都珍贵无比，偷尝孙子奶粉的孙女当然就应该受到责骂。长成少女的金智英夜晚归家，被可疑的男生尾随骚扰，摆脱困境后的她得到的是来自父亲严厉的斥责：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检点自身行为，时刻保持警惕是父亲给她的训诫。因为危险来临时，不懂躲避的人同样有错。这种有些荒谬的“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教育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金智英的成长，使她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大学毕业后走入社会的金智英工作认真、能力出众，即便得到上司的能力认可，却还是无缘被选人公司部门的核心团队，只是因为她不是男性，无法保证是否会工作长久。

果然，结婚生育后的金智英尽管无限留恋职场生活，却因为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无奈选择离职，回家育儿。然而从影片片段中可以看到，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这种付出和牺牲完全视而不见，对于终日在育儿和家务中忙碌辛苦的家庭主妇更是难谈认可和尊重，无论是“洗衣有洗衣机，拖地有吸尘器，家庭主妇到底有什么好辛苦的？”抱有这样疑问的老医生，还是将喝杯咖啡坐下歇一会儿的家庭主妇称作是无所事事、不劳而获“妈虫”的陌生人，都让我们看到了韩国社会对于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漠视。

作者赵南柱通过“金智英”身上发生的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完成了她创作《82年生的金智英》的目的，即“将生活在韩国的女性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歪曲或贬低地记录下来”。“金”是韩国最常见的姓氏之一，“智英”这一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出生的女孩最常使用的名字。因此可以说“金智英”代表的并非某一特定人，而是当代韩国社会中的女性群体，而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公和歧视，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之下压抑着的无奈和心酸，也正是韩国当代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

同小说一样，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后收获的评分也出现了男性和女性两极分化的现象。截至2020年4月20日，在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上，共有超过4.7万名网友对电影进行了影评打分，女性网友的影评打分平均为9.48，而男性网友打出的影评平均分则是2.97。对于影片中“金智英”的生活遭遇，韩国女性观众认为它如实地记录了当今韩国女性的真实生存现状和遭遇的不公，影片展现的内容真实地发生在自己和周边女性的身上，如同女性的生存报告。男性观众则批判这部电影小题大做、夸大其词，“充满谎言和女权幻想”，他们认为需要服兵役，需要在婚后负担养家重任的男性承受的社会压力远大于女性，他们才是韩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二、韩国社会中的男权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潮

（一）“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

儒家文化自传入韩国后，一直在韩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等级，在两性问题上，以男性为尊，将女性定义为从属于男性的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韩国的俗语“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形象地反映了女性相对于男性较低的社会地位与服从后者的属性。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漫长的岁月中，韩国女性秉承着儒家的正统道德和价值观念，忠实地履行着传统赋予的女性角色和作用。社会发展至今，虽然韩国女性的地位已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儒家文化规约的影响和束缚依然存在于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目前韩国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不论在家庭、学校、职场上都很难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待遇。“同工不同酬”就是最典型的证明，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女性劳动者的平均月薪只占男性的68-8%。在职场招聘中，男性一般会被优先录用，而且升职加薪的速度也要快于女性。尽管数据显示韩国大学的升学率自2005年开始女生就反超男生，并且此后逐年差距拉大，但韩国社会中“男性优于女性”“男性比女性能干”的观念依然普遍存在。

（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认知固化

性别角色观念是人们对于和性别相关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角色分工的态度与看法，也是反映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韩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认知占据主流，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形象一直被韩国社会树立为典范。传统观念中，女性的主要责任是在家中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其生活重心应该在家庭而非事业，其价值體现源自于丈夫和子女的成功，而非女性自身的成功。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的女上司金组长，即便工作出色、能力突出，但由于儿子并非自己亲手带大，而受到公司男性的语言攻击，被挖苦“不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肯定特别叛逆，我真替你担心”“事业成功又能怎么样，培育下一代才是女人该做的事”。韩国是世界上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职业女性却只占全体职业人群的17%。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就业按照年龄呈现“M”型趋势，即女性在完成高等教育后进入社会工作，之后由于婚育而选择离职，并在孩子长大成人后再重新开始工作。2018年韩国未婚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差距仅为1.6个百分点，而已婚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差距则扩大到了27.6个百分点，足以看出在当前的韩国社会中，家庭育儿的职责主要由女性承担，而育儿已经成为韩国女性中断职场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牺牲自我、回归家庭后的女性由于其在家庭中的付出无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因此常常遭遇社会的不公待遇。2014年，韩国出现了“妈虫”这一新词，它由英文“mom”和“虫”结合而成，原本用来贬低没有把小孩管教好的妈妈，后来则用于暗讽没有收入来源、经济上依靠老公的全职育儿妈妈。

（三）韩国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性意识觉醒

“女性主义（feminism）”根据语境也被翻译为“女权主义”，前者强调女性因为性别差异遭遇到的不公，后者则强调女性应获得和享有的权利，二者本质一致，即要求两性平等，不是存在差异，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1987年韩国推翻了军事独裁体制，实现了民主化。多年来在韩国政府积极努力和推动下，韩国的两性平等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台的大量女性相关的法规政策使女性从传统家庭的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开始参与社会生活。进入21世纪后，韩国政府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促进两性的教育平等。2005年，韩国废除了户主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这一制度的废除也被看作女性运动的里程碑。随着韩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女性的主体意识日渐增强。特别是新一代韩国年轻女性，她们和男性一样接受并完成了高等教育，她们思想独立、追求自由，不愿再被束缚于传统之中，不愿再依附于男性，她们开始谋求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在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的姐姐金恩英大龄却未婚，在面对催婚的长辈时，她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可以看出当代韩国女性更希望通过成就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三、“两性撕裂”中的韩国社会

（一）竞争关系中的男性和女性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经济停止了高速增长。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低迷，这对高度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2019年韩国出口额同比下降了10.3%，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跌幅。韩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下滑，2019年仅为2%。在此背景下，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韩国社会问题。刚刚完成高等教育走出校门的韩国年轻人遭遇就业难，很多人毕业即失业。特别是随着两性教育平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加入岗位竞争的大军之中，使韩国社会的就业竞争愈发激烈。即便是薪酬并不优厚的一个普通工作岗位，也会引来大批的优秀应聘者竞争。韩国社会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加深，为了避免沦落为新的贫困阶层，韩国青年群体，特别是传统观念中承担养家重任的男性群体倍感焦虑、焦躁不安，而被迫处于激烈就业竞争关系中的韩国男性与女性关系也日益紧张。

（二）厌女文化和“N号房”事件

研究显示，近年来韩国国内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案件数量出现了居高不下、逐年增加的趋势。针对女性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性暴力、家庭暴力、约会暴力、跟踪纠缠骚扰、偷拍隐私影像进行传播等。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也出现了公司女卫生间被人安装设备，偷拍女性隐私的内容;在电影中增加的一处片段中，两个男性观看手机窃窃私语，导演借用剧中他人语言暗示两人在看色情内容，而众人见怪不怪的神情也反映出韩国社会中此类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020年2月，韩国社会曝出的涉及未成年少女的性暴力案件——“N号房”事件震惊世界，引发舆论哗然。这个案件涉及人数之多，犯罪手段之残忍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而韩国“厌女文化”无疑是引发女性暴力犯罪案件的原因之一。在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和随时失业的巨大压力下，韩国男性的郁闷和不满情绪无处排解。部分男性将原因归咎为同处竞争关系的女性身上，韩国社会的“厌女”情绪不断滋长。他们质疑政府的政策使女性不断获益，认为这损害了男性的权益，是对男性的逆向歧视。

（三）两性问题引发的生育危机

随着韩国社会家庭形态的变化，即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大家庭形态已逐渐演变为夫妻与子女居住的小家庭形态，韩国女性身上的家庭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没有老人帮忙照顾子女，已婚女性根本无法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角色。因此，韩国女性一旦步入婚姻殿堂、生育子女后就必然需要做出放弃事业、离职归家的选择。而新一代韩国女性不愿再活在他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失去自我，她们勤奋努力、追求自由，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为了逃避家庭的束缚，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这也造成了当前韩国社会严重的人口危机。2018年韩国生育率仅为0.98‰，成为近代以来全球首个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尽管韩国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政策，但是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有切实解决两性问题，完善女性生育保障制度，解决女性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韩国女性的生育意愿。

作者简介：刘丽娜（1981-），女，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文学博士，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韩语教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