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代表作《达洛维夫人》，深刻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上层社会女性的生存现状，体现出以达洛维夫人为代表的依附于男性的女性群体面临的精神危机。通过探究达洛维夫人的心理活动，发现其精神危机的源头在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达洛维夫人内心对真实自我的寻找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展现出男权社会中女性无奈的精神挣扎。达洛维夫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拥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不可避免的无奈挣扎，也是她们通向释然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达洛维夫人;女性;父权制;精神危机;源头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1-0139-03

一、引言

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西方女权主义开拓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英国文坛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的意识流代表作《达洛维夫人》享有盛誉，被称作“以一天的时间来写尽一个女人的一生”的伟大小说。《达洛维夫人》讲述了上流社会贵妇达洛维夫人举办晚宴之前一整天的生活，通过描写人物内心的回忆、幻想、期望与挣扎，作家完整地展现出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达洛维夫人的昔日情人彼得·沃尔什、她少女时代仰慕的好友萨利，西顿，以及伦敦社交圈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相继穿梭在她的思绪里，引发了她对过往青春岁月的无限怀恋和老年将至的种种恐慌。她突然感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正在“每天的腐败、谎言、闲聊中逐渐失去”。她开始意识到上流社会纸醉金迷背后的空虛乏味，并发觉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在被这种浮华的生活一点点腐蚀，致使她的内心充满挣扎、痛苦不堪。达洛维夫人所遭遇的精神危机是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精神世界的常态，而其本质原因在于女性对真实自我的寻找与父权制对女性的强大压迫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精神危机的夹缝中生存的达洛维夫人在日复一日的宴会游走中失去了追求自己想过的自由生活的权利，从而掉入了精神虚无的黑洞，成了光鲜亮丽的“空心人”。

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是主体，而女性是“他者”，经济上的不平等与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使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权力，甚至成为女性生存的主导。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附于男性，否则她们就会被孤立、被边缘化，甚至被驱逐。在父权社会中，有思想、有独立精神的女性会被描述成“傻瓜”“异类”，而只有从属于男性、成为主导性别身边的“装饰品”，才是女性的生存之道。父权制的强大压迫将女性限制在以家庭为轴心的一方小小天地，剥夺了她们拥有独立经济生活的权力，也因此在无形中挤压着女性的精神世界。伍尔夫在其著名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清楚地阐释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追求独立精神生活的不易。伍尔夫表示，“千百年来，女性就像一面赏心悦目的魔镜，将镜中男性的影像加倍放大。”她们在经济与精神生活中都绝对地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在世俗观念的压迫下彻底丢失了自己，成了一面反射男性的镜子。

达洛维夫人是父权制压迫下上流社会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她高贵优雅、从容不迫，年过半百却依旧光彩照人。她始终以家庭为中心，将丈夫和孩子视为生活的首位，努力扮演上层社会所期待的“完美主妇”形象，尽力演好“房间中的天使”这一角色。久而久之，成为丈夫的贤内助、女儿的好妈妈似乎变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她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事事都需依附于丈夫，虽说她的智慧比达洛维先生高出一倍，却“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事物”。与她年少时离经叛道的好友萨利·西顿不同，达洛维夫人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生活的不易，因此她一直严格遵守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曾经的克拉丽莎轻松、活泼、可爱，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兴趣，但她深知自己内心的这份热情与反叛在父权社会中只会带来“悲剧、毁灭、甚至是殉道”，因此她不得不掩藏住内心的真我，把自己包装成上流宴会中的完美女主人、社交名媛达洛维夫人，竭力履行着她作为“国会议员夫人”的社会责任。

屈服于父权制的规则为达洛维夫人带来了物质上的享受，她外表光鲜亮丽，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然而她的精神世界却十分贫瘠。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她逐渐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附属品，失去了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也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独立精神。她将派对的意义定义为“奉献”，并可悲地意识到这竟是自己唯一的天赋，“除此之外她一无所长，不会思考，不会写作，甚至连弹钢琴都不会。她分不清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却又喜欢成功的感觉，讨厌生活的不便之处，一心想博得他人的好感，说起废话来滔滔不绝”。达洛维夫人的住处是“阁楼上的一个房间”，屋里有一张“窄窄的床”。这张窄床象征着达洛维夫人狭窄的精神世界，是她脱下华贵的衣饰、追求精神满足的唯一场所。她曾躺在这张床上入迷地读书，享受着短暂的精神愉悦，可她却无法改变“这张床会越变越窄”的事实。达洛维夫人克己地遵守着父权制约束女性的规则，任由这种无形的禁锢挤压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却在扮演“房间中的天使”这一角色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宝贵的精神财富，最终只能在一隅之地中寻求短暂的精神满足。

三、达洛维夫人内心对真实自我的寻找

在内心深处，达洛维夫人其实并不甘心成为男性的附庸。面对上流社会的池酒林胾，达洛维夫人内心早已燃不起一点热情。在各种宴会中流连、与俗不可耐的阔太太闲聊、为丈夫的政治生涯费尽心机，这种机械枯燥的生活已经让达洛维夫人深刻领会到了上流社会的贫乏和空洞，也使她的精神生活逐渐走向虚无。她为自己的生命充斥着这种“无聊的宴会”而感到悲哀，她感叹自己知识的匮乏，甚至多次质疑生存的价值，当她凝视一幅荷兰画作时，她“感觉自己成了个隐形人”“克拉丽莎已不复存在，只剩下理查德·达洛维夫人”。

当旧情人彼得·沃尔什再次出现时，达洛维夫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内心被抑制住的真我。彼得对生活充满热情，他厌弃上流社会的循规蹈矩和繁文缛节，只对“世界的状态、诗歌和永恒的人性”感兴趣。他充满反叛精神，将灵魂的满足凌驾于世俗享受之上，代表着纯粹的理想精神世界。彼得就像一面折射出达洛维夫人内心的镜子，令她回想起年轻时候那个拥有炽热灵魂的自己。她发觉彼得“只要在角落里站一下，就能把她抛入这样的精神状态。他使她看清了自己：夸夸其谈、俗不可耐”。彼得的来访让达洛维夫人心烦意乱，她内心甚至有希望彼得“把她带走”“与她私奔”的冲动。她发觉自己内心的热情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对独立灵魂的渴望依然在她心中燃烧。她试图在痛苦挣扎中寻找内心的真我，找回自己曾经对生活的那份热望，可现实因素无情地挡在她面前，社会施加在她身上的作为一名女性的责任令她不得不选择退缩。

小说中另一人物基尔曼小姐的出现同样激起了达洛维夫人寻找内心真我的冲动。基尔曼小姐是达洛维夫人女儿伊丽莎白的历史老师，她是个充满智慧、受过教育的女性。从基尔曼小姐身上可以看到下层妇女愤世嫉俗的情绪和更为高涨的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呼声。基尔曼小姐看不惯克拉丽莎上流社会的做派，想要“揭穿克拉丽莎的假面具”“征服克拉丽莎的灵魂和伪装”。达洛维太太也同样厌恶基尔曼小姐，因为她感到基尔曼小姐“从她身边夺走了她的女儿”。但与此同时，她却忍不住感叹基尔曼小姐这样一个“笨重、丑陋、平庸、不厚道的女人，却了解生活的意义”。基尔曼小姐代表着信仰和理想，她厌弃尘俗，用最严苛的标准丈量世界，即使生活困难也不愿意向世俗规定好的条条框框低头;而达洛维夫人却是一个浸淫尘世的俗人，她琐碎而具体，不相信爱和理想，只过最触手可及的生活;即使内心深处也渴望拥有一片独立的天地，可她却无法像基尔曼小姐那样义无反顾，抛弃一切世俗生活的物质享受。达洛维夫人表面看似瞧不起基尔曼小姐，可在内心深处，她却十分羡慕基尔曼小姐拥有的追求真我的勇气。

达洛维夫人内心萌动的对真我的追求如同一束微光，照进了她阴暗潮湿、逐渐萎缩的精神世界。她的潜意识里本具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因此想要从自己空洞贫乏的生活中挣脱出来，追寻真我。可面对社会现实的压迫，她的追尋过程节节败退，最终只能在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中挣扎生存。

四、父权压迫与追寻真我的激烈冲突

达洛维夫人潜意识中的独立人格与她扮演的上层阶级贵妇的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共存注定了她陷入精神危机的命运。她渴望追求真实的自我，可却无法让自己彻底摆脱世俗的影响。为了追求优渥稳定的生活，她违背了自己内心的感情，拒绝了自己深爱的彼得，嫁给了“思想有点古板的大好人”达洛维先生。但昔日的恋人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令她时不时地怀疑她的婚姻生活，并幻想如果自己选择嫁给彼得现在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达洛维夫人想要挣脱上流社会日复一日纸醉金迷的世俗生活，可却无法放弃上流社会带给她的物质享受，也无法摆脱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而为了掩饰自己内心不愿直面的这种感觉，她不断对自己肯定丈夫是令她满意的，并一直向彼得展示自己过得多么幸福。她有意让自己在世俗生活中感到陶醉，潜意识里却是为了回避内心尖锐的质问。

达洛维夫人把自己包裹成了父权制社会中最理想的太太形象。书中一众人物都认为达洛维夫人“风度迷人”，是“贵妇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位”。外部的赞美极大地满足了达洛维夫人的虚荣心，同时也是她屈服于父权制压迫后得到的奖赏。可与此同时，她的精神世界开始变得愈发空虚。她时常感觉自己“很年轻，同时又感觉有说不出的苍老”。她会因为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耿耿于怀，只因为小说中另一位阔太太布鲁顿夫人邀请了达洛维先生却没有邀请她赴午宴，她就感觉“自己萎缩了，衰老了，乳房也瘪掉了”，甚至感到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身体，脱离了这个不中用的大脑”;当基尔曼小姐要与她的女儿一同前去商店时，她的内心涌现出“一股剧烈的愤怒”，甚至感觉“浑身刺痛”。达洛维夫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在这种浮华生活的浸染中逐渐萎缩;她想要改变自己，追寻最原始的生命，却为无法摆脱世俗力量的强大束缚而感到痛苦不堪。她沉浮于心灵漩涡之中，既孤独又敏感，时而欢喜，时而忧伤，似乎时时刻刻被囚禁在达洛维夫人这一牢笼之中，苦闷不堪。她试图通过无休止的宴会获得心灵的安宁，可得到的却只有恐惧、焦虑与惴惴不安。

达洛维夫人压抑的灵魂将她推向了精神危机的边缘。她内心的矛盾与焦虑无处安放，因此时常感到生之虚假、生之痛苦。她向往极乐世界，寄情于死，以期达到真正的解脱。派对期间，小说中另一主人公塞普蒂默斯的死讯使达洛维夫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激发起她的思绪。她对那位死者不感到可怜，反而感觉非常像她，她的内心出现这样的念头：如果现在死去，正是最幸福的时刻。克拉丽莎感到，死亡可阻止灵魂被谎言和闲谈以及空虚无聊腐蚀，可以使她保持精神上的完整。她为那个自杀了的小伙子“感到高兴”，因为“他使她感觉到了美丽，使她体会到了快乐”。塞普蒂默斯的死让达洛维夫人间接感受到了挣脱行尸走肉的释然，以及真实生命的温度，她羡慕塞普蒂默斯的洒脱，羡慕他可以无所顾忌地走向极乐世界，拥抱自己真实的灵魂，然而达洛维夫人自己却并没有这份勇气。她内心深处的矛盾注定了她无法放弃尘世的命运，派对上喧哗热闹的声音将她召唤，大本钟声响起，她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去了，必须回到人群中去了”。最终，达洛维夫人还是选择了直面人生，直面不可避免的痛苦挣扎。

五、结语

在父权制社会的压迫下，以达洛维夫人为代表的大多数女性的精神世界就如同她所居住的阁楼一样狭窄。女性作为“他者”，没有独立的经济和精神生活，只能依附于家庭中的男性;而对父权社会生存法则的无奈服从进一步削弱了女性作为个体的独立精神，使她们彻底沦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附属品”“装饰品”。与此同时，以达洛维夫人为代表的部分女性潜意识中原本具有独立人格，因此内心仍然燃烧着追寻真实自我的渴望。这种渴望如同照进她们狭窄精神世界的一束微光，为她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一丝希望，也使她们产生了摆脱父权制枷锁、拥抱真实自我的想法。然而父权制的压迫与女性内心对真我的追寻相互矛盾，发生激烈冲突，二者无法共存的特性使得女性面临绝望的精神挣扎，苦苦探寻其作为弱势性别群体的存在价值与生命真谛。达洛维夫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拥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不可避免的无奈挣扎，也是她们通向释然的必经之路。

作者简介：毛心仪（1999-），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单位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