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梳理二十世纪下半叶学界关于黄巾起义部分问题的研究成果可知，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而言，有学者认为其与阴阳五行说有关，重点在甲子;多数学者认为黄巾起义的口号与五行学说无关，也有人提出这个口号有助于增强保密性、隐蔽性。关于《太平经》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其是东汉党锢人物假托神道的一部挽救垂危统治的改良主义著作，不是农民革命的经典，作者是于吉等术士;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太平经》是一部反映农民切身利益的著作。关于《太平经》与太平道以及黄巾起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张角等人对《太平经》进行扬弃，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发动起义，也有学者认为《太平经》与黄巾起义完全无关且呈敌对关系。

关键词：《太平经》;太平道;黄巾起义

中图分类号：K234.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1-0120-03

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学界对黄巾起义的考释重点在于三个问题：黄巾起义口号的含义是什么？《太平经》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还是小农阶级利益？《太平经》与黄巾起义有无关系？围绕这三个关键问题，本文对已有考释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含义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口号，它的出处以及含义在学界有诸多讨论。“苍天”与“黄天”存在多种解释，或出于阴阳五行说，或出于原始自然科学。

万绳楠认为其重点在于“甲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个口号着重的是“甲子”二字。《太平清领书》中说，“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之出也”，这为黄巾起义的时间提供了理论依据。万绳楠之所以认为“甲子”是这个口号的重点，是因为《后汉书·皇甫嵩传》中提到，在黄巾起义前夕，洛阳寺门以及州郡官府都出现了用白土写的“甲子”两字。起义者在十六字的口号中唯独选取了代表时间的“甲子”二字，可见其重要性。万绳楠认为张角提出的这个口号，是根据《太平经》，木运尚苍色，火运尚赤色，土运尚黄色，按阴阳五行说来看，木生火，火生土，即木运后为火运，火运后为土运，《太平经》中总将木与火连称，比如：“金王则厌木而衰火”“火不明则土气日兴”，木厌则火衰表示其关键在于木，而不在火，即“木绝元气，土得王”。“苍天”中的苍代表木运，张角提出的“苍天已死”即指木运已衰，而木厌则火衰，“苍天已死”是指崇尚火运的汉朝运势将尽，万绳楠强调“苍天已死”不代表“汉朝已死”。所以張角说苍天已死，而不说“赤天已死”。总而言之，万绳楠认为黄巾起义的口号是符合阴阳五行说的，不把矛头直接对准“赤天”，可以起到惑乱敌人的作用。汤其领与万绳楠的观点相同，他认为“苍天已死”是指“木死火不明”，即东汉政权即将瓦解，火不明则土兴，即代表土运的“黄天”即将胜利。东汉末年瘟疫流行、财政空虚、人口流失的社会情形确实是“火不明”，张角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既符合五行学说，也符合社会现实。

还有学者认为该口号与阴阳五行说有关，但具体的论证过程与万绳楠存在很大不同。雏飞认为黄巾起义所提出的“苍天”是指“水德”，因为《礼·玉藻》中说：“大夫佩水苍玉”，说明“苍”可以解释为“水色”，以此证明黄巾起义中认为汉朝为水德，并非火德，土克水，所以张角提出“黄天当立”。冯达文认为“苍”指木德，属阳，为天，是君之父母位，“黄”指土德，属阴，为地，是臣民之位，“木王则火大明而土死”，火德与土德的关系势不两立，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为了打破《太平经》的本意，否认了天地、阴阳、君民的凝固化，是阴极反阳，他认为这是一种辩证法思想。

而多数学者认为黄巾起义的口号与五行学说无关。朱子彦明确表示黄巾起义的口号与《太平经》无关。因为按照五行说来看，汉朝为火运，凡是维护汉朝统治的书中，都必须尊火卑土，而《太平经》就是这样尊火卑土的论著，张角要证明自己土运代替火运的正统性，就必须贬低火运，所以《太平经》并不符合张角的需求，不能为他的起义提供依据。朱子彦认为这个口号与图谶有关，赤德将衰，黄家当立的谶语不是在东汉末年才出现的，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就大肆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由此可知，预言黄家代替汉政权的谶语从西汉末年到三国时期都非常流行，并非张角自创。

刘九生认为黄巾起义的口号与火德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为了增强保密性。黄巾口号中的“苍天”与“黄天”，出自于《黄帝内经·素问》的“苍天之气”“黔天之气”，是自然科学史中的古老思想。依照古代律例中的五运主时法推算，甲子年的苍黄二气之交，是在甲子日。黄巾起义的口号就是在强调甲子年的三月甲子日，是一个大吉的日子。黄巾军的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广泛，能在同一天起义，得益于这个口号的号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根据这个口号推算出起义时间，而这个时间又不会被外人所知，具有良好的保密性。这个口号涉及古代社会与自然科学史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刘昭瑞认为“苍天”与“黄天”各代表一位神灵。苍天并非指虚无的天，而是指一位神灵，类似口语中的“老天爷”。张角作为宗教首领，信奉黄帝，甚至自称黄帝。宗教具有排他性，张角既然要取得民众的信仰，就要打破民众心中旧有的“苍天”之神，来强化忠诚度。并且，“苍天已死”的矛头指向一位神灵，可以避开统治者的视线，增加了起义的隐蔽性。他还认为墨子用“苍、黄染丝”来比喻国家的兴废之说，与黄巾起义的口号也有一定的联系。

二、《太平经》的性质

万绳楠认为，《太平经》是东汉党锢人物假托神道的一部挽救垂危统治的改良主义著作。《后汉书》中记载，襄楷先后两次向皇帝上疏推荐《太平经》，说其以信奉天地、顺应五行为本，有兴国广嗣之术，但是朝廷有关部门却认为《太平经》是假托神灵而伪造私意，不认同该书。后来襄楷得到了党锢人物、名臣陈蕃的赏识而再次上书。襄楷出身于世家大族，属于大地主阶级，他与陈蕃等党锢人物相同，想在党锢之争中取得优势，于是采用当时流行的图谶学说来说服皇帝，以此维护自身利益。《太平经》在政治上提倡政治改革，挽救垂危的地主阶级统治，其中透露着天命思想，皇帝是上天派来统治人民的，人民应该顺从帝王，灾难也与帝王无关，人民不能起来反抗，这体现了《太平经》维护皇权的立场。《太平经》也主张惩罚贪官污吏，打压宦官，但这并不是说其站在人民的立场，它只是为了排斥宦官，争取政治权力。万绳楠认为《太平经》中关于“民”的思想是比较进步的，“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帝王应以道服人，通过道治、德治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这也不是说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太平经》在经济上主张统治阶级通过恩施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这就是一种明显的社会改良思想。《太平经》在土地政策上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保护大地主私有制。

熊德基认为《太平经》的作者是于吉、宫崇、襄楷等人，他们身份相近，都是附属于统治阶级的方土，襄楷好学，博通古今，精阴阳之术，是一个儒生式的术士。所以，于吉、宫崇、襄楷是一类人，政治联系密切，是志存汉室的政治活动家。《太平经》实际上就是他们“假借星宿，伪托神灵”的万言策，目的在于劝告帝王实行“太平之道”，要公正无私，这样才能君臣民相通、同心共力，各得其所。这是统治阶级宣扬伪善的“公平”“公正”，与农民思想毫无关系。《太平经》主张“修德省刑”，要求统治者“救穷周急”，劝诫多财的地主与其让囤积的粮食腐烂，不如用来救济穷困，避免遭人怨恨和盗窃。《太平经》坚决维护私有财产，教民众忠孝，防止叛乱。由此可知，《太平经》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封建统治的经书，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毫无关系。

朱子彦认为《太平经》宣扬忠君的等级观念，丑化劳动人民，维护封建统治，不是农民革命的理论作品。对于农民的反抗，《太平经》主张严厉镇压，还要赶尽杀绝、断子绝孙。宫崇、襄楷把《太平经》献给皇帝并得到灵帝的认可，说明其没有进步的革命的内容，维护封建统治的性质显而易见。赵克尧与朱子彦一样，认为《太平經》蔑视劳动人民。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决定了《太平经》的性质，其中多见对人民的污蔑之词，普通民众被蔑视为愚昧无知的群氓，处于非人地位，奴婢则更为卑贱，被视作主人的财产。并且《太平经》对此还加了一层天命色彩，说奴婢是衰世的产物，常居下流。这种观点是完全站在大地主的立场上的。对待触犯法律的人，《太平经》主张由统治阶级进行教诫驯化，使他们服从统治，放弃抵抗，那么汉朝的统治就不会存在危险。《太平经》对盗贼更是恶意仇视、残酷诅咒，称上天自会惩罚，灭户绝孙，将他们与灾害相提并论。所以，《太平经》不是农民阶级的作品。张效禹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太平经》不是农民革命的经典。

有少数学者认为《太平经》是一部反映农民切身利益的著作。比如：冯达文认为《太平经》提出了很多实际问题，敢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在经书中能看到东汉末年土地割据、农民流亡、政治腐败的社会情形，透露出农民阶级的悲伤与愤怒，体现了小农渴望“太平世界”，而不是对超脱现实的那种神仙位、威、势、膳的醉心追求。《太平经》主张财产共有，体现了平均精神。他认为《太平经》中的平均思想来源于小农阶级，后来又变成了农民的思想武器，农民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精神是地主阶级所没有的。冯达文的这种观点是学界少见的对《太平经》的正面评价。

三、《太平经》与太平道以及黄巾起义的关系

《太平经》与黄巾起义有无关系，学界有两种观点。

万绳楠认为，把《太平经》当作黄巾起义的纲领是不正确的，但是说它与黄巾起义毫无关系也不准确，张角扬弃了反动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黄巾起义的许多观念，都来自于《太平经》。钟肇鹏也用到了“扬弃”一词。黄巾军信奉“中黄太一”之神，这正是《太平经》中所信奉的最高神;张角给人治病的方式为叩头思过、符水咒语，这也是根据《太平经》的，《太平经》认为人不顺应天意为过，只有退而思过，才能祛病消灾，思过的方式就是叩头、写孝言，符水治病是因为《太平经》中所说的想要祛除疾病而成道，就要丹书吞字。张角“大贤良师”的称号也出自《太平经》，“师”是指帮助人成道或者给人治病的人，“大贤良师”是所有“师”中最好的，而张角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大贤良师转变成为农民服务。《三国志，吴志·孙坚传》中说张角自称“黄天太平”，“太平”二字来自于《太平经》，黄巾军领袖张角、张宝、张梁分别称为“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这种称号来自于《太平经》中“天贪人生，地贪人养，人贪人施”的观念，“公”字体现了“太平均”的含义，《太平经》主张通过统治阶级“周穷救急”的方式实现“平均”，而张角是要通过革命实现资产平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亦出自于《太平经》，前文已阐述过万绳楠关于“甲子”“苍天”“黄天”含义的论述，从中可知这种口号出于《太平经》中的火与土的关系之说以及甲为首、子为本的观念。黄巾起义的组织为“三十六方”，“三十六”这个数字也是来源于《太平经》的“一师四辅……其余公卿有司仙真圣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倍也，”。总之，《太平经》不是黄巾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但其与黄巾起义又存在密切的联系。朱永龄与李养正也持相同的观点。

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熊德基认为《太平经》与黄巾起义的思想绝不相似，并且是两种敌对的阶级意识的反映。他认为黄巾军信奉的是“黄老道”，否定“太平道”的说法，黄老道服务于人民，而“太平道”服务于统治阶级;关于黄巾军所奉之神的看法与万绳楠完全相反，他认为黄巾军信奉的是“中黄太乙”，在《太平经》没有出现;黄巾军反对祠祀，而《太平经》却支持祠祀;黄巾军治病的方式“叩头思过”、饮符水，着重于心理治疗，而《太平经》却更偏重于“仙方”“奇方”;更关键的是，他认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只是表示革命必然胜利，与“五德始终说”是完全无关的，《太平经》则有一套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且是维护汉王朝封建统治的，与黄巾起义相悖;张角的“黄天太平”是经过斗争才取得的“太平”，而《太平经》主张驯化民众，压制反抗，反对阶级斗争。所以，熊德基认为《太平经》与黄巾起义完全无关且呈敌对关系。

作者简介：卫丛姗（1997-），女，汉族，山西河津人，单位为鲁东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