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会芳

(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5)

治理一词自1989年出现在世界银行分析报告中之后，有关治理问题和治理理念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罗西瑙将其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1]。20世纪初，治理理论被借鉴到中国，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成就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推动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开始转变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些总要求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城市治理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城市治理作为多元主体共治行为，需要政府、市民、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共同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其根本目标就是提升人民群众公共服务的获得感。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习总书记首次提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后，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几年，“获得感”不仅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学者对获得感的研究对“获得”与“获得感”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或实证进行了初步探讨。但大多集中在政策研究、具体行业或领域研究上，从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视角下研究获得感尚处于萌芽阶段，相关研究甚少。

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国内外获得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概念解释，利用CGSS2013年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对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构成因子进行评价分析，并据此提出我国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提升路径及政策措施，由此可推进城市治理新格局的深入发展，以更多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概念界定

当前，学界尚未对获得感的内涵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普遍认同“获得感”是有所“获得”后而产生的心理满足感，包括客观获得，也包括主观获得(蒋永穆、辛秀芹等)[3]。社会学、管理学者较早对社会分配失衡的现状进行了研究(黄艳敏、张文娟等)[4]，揭示出社会分配主观感知比客观实际分配更能影响民众的心理。因此，将客观的“获得”与主观的“获得感”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但目前获得感的研究大多关注客观获得的内容(蒋永穆、丁元竹等)[5]，较少关注主观获得感的部分(杨伟荣、张方玉等)[6]。获得感是一个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在国外尚无可直接对应的概念[7]。与获得感内涵比较相似的词，主要有“幸福感”、“满意度”、“包容性发展”等。与获得感的内涵对比，幸福感侧重于对主观感受的衡量，不足以概括基于客观的改革成果而得到的心理满足。与获得感内涵较为类似的是的生活满意度概念，即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包容性发展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强调增长必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以及民众认同性。研究内容主要从减少贫困、力求机会均等角度加以阐述。这一概念更多强调经济、物质层面，而忽略精神层面，但其共享发展思想恰好符合获得感的本质要求[8]。

综上可知，获得感是“获得”之后的心理满足感。基于此，本研究将“公共服务获得感”界定为居民在获取公共服务过程中，对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裕、便捷、分布均衡、共享水平等方面的实际感知，即“客观获得”；基于公共服务的实际“获得”而产生的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满足的心理感受，即“主观获得”。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这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共对中国大陆 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34个县(区)、491个村(居委会)、11438 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入户调查，是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样本。CGSS2013包含A卷和B卷，“公共服务”的测量包含在A卷中。由于本研究聚焦于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故仅抽取CGSS2013的A卷中的城市居民数据，样本涵盖了除西藏、新疆和海南省之外的大陆27各省。后文主要基于这些样本经过剔除缺失值、筛选数据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557个。

(二)研究设计

本文在参考国内获得感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并适度借鉴国内外评价民众幸福感、满意度等评价体系，设计一个公共服务获得感调查量表，通过主成分回归和方差分析法提取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构成因素，以公共服务获得感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以探索各构成因素对公共服务获得感的解释率，并据此对我国公共服务相关政策提供对策建议。

为探究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构成因素，基于CGSS2013调查问卷中公共服务板块的题项构成了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调查量表内容。具体内容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管理等各领域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水平调查，以及各领域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程度，涵盖13个维度，共计31个题项。

三、实证研究

(一)因子分析

由调查数据中城市居民对公共服务获得感问题的真实评价结果构成模型量表的KMO和 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结果表明:Bartlett的p<0.05，原假设被拒绝，即相关关系矩阵和单位矩阵存在显著差异；同时，KMO的值为0.847，说明各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程度尚可。因此，原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KMO与Bartlett检验

依据方差贡献率数据结果显示，因子1、因子2、因子3、因子4是主要因子，占到了总方差59.157%。

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旋转，基本原理是使得公共因子的相对负荷的方差之和最大，且保持原公共因子的正交性和公共方差总和不变。它使得每个因子上具有最高载荷的变量数最小，因此可以简化对因子的分析。可以得到4个主因子时的因子模型(表2)：其中F1、F2、F3、F4分别为公共因子，从各因子模型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由公共服务满意度因素决定；第二个因子主要由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度因素决定；第三个因子主要由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便利度决定，第四个因子主要由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程度因素决定。综上分析可知，在影响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十三个维度因素中可以找出4个主要的公共因子，分别称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资源提供的充足便利性、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资源共享的普惠性[9]。

表2 旋转元件矩阵

利用回归法计算各个因子得分，根据因子得分，以各自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比例为权数，计算出“公共服务获得感”综合得分，具体操作如下所示

COMPUTE score=15.796 / 59.157 * FAC1_1 + 15.021 / 59.157 * FAC2_1 + 14.701 / 59.157 * FAC3_1 + 13.639 / 59.157 * FAC4_1.

(二)公共服务获得感的构成因素分析

为了考察各个变量(所提取的公因子)对于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的影响程度，并对我国公共服务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意见，接下来将以公共服务获得感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从而探索自变量对公共服务获得感的解释率。

假定模型为：

其中：Y —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Xi—分别表示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资源提供的充足便利性、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资源共享的普惠性因子评价(i=1，2，3，4)。

表3 模型摘要

表4 变异数分析

表5 系数

依据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表4，得到多元回归方程表达式如下：

公共服务获得感=-2.069×10-18+0.267×公共服务满意度+0.254×资源提供的充足便利性 +0.249×资源分布的均衡性+0.231×资源共享的普惠性

由表3表4模型的检验结果看，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由表5回归结果可知，公共服务满意度因子、资源提供的充足便利性因子、资源分布的均衡性因子、资源共享的普惠性因子均对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有显著影响，由公共服务满意度因子变量系数为 0.267，影响程度略大于公共服务资源提供的充足便利性因子系数0.013，分别超过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性及资源共享的普惠性因子系数0.018、0.036(本文已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因子、资源提供的充足便利性因子、资源分布的均衡性因子、资源共享的普惠性因子进行标准化处理)。

四、结语与讨论

鉴于以上分析，为提升民众公共服务获得感，可以得到以下四点政策层面的对策建议：

第一，需加大地方财政的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和广度。尤其是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这一举措对提升民众的公共服务获得感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需注重公共服务的公平性与均衡性。由我国传统思想观念可知，我国民众自古以来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由此，政府在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资源时，需要考虑资源分布的均衡性，以免挫伤我国民众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第三，需关注我国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资源的获取状况，为社会大众提供共享的普惠性公共服务资源。由相对剥夺感理论可知，相对于获益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底层群体的获得感较低，受相对优势和相对剥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源需要努力提升其共享的普惠性，让社会大众真正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共享。

第四，需重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对于我国绝大多数民众而言，获得感提升的关键已从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生活，转变为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需要关注民众需求层次的变化，把握民众公共服务真正的需求，以此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的主观感受，即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