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磊　吴怀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走向随即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与新冠疫情前和疫情刚暴发时相比，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低走状态。尤其是与中国和东亚邻国逐渐重启“线下模式”积极互动相比，中日外交板块的消极因素仍然有所积聚，特别是5月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出现较多负面动向。这是安倍政府对最近两年对华政策初心的偏离。

春夏以来日本对华消极动向源自内外两方面因素。首先是疫情催化政情生变，日本对华“谋进促好”动能不足。安倍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施政上被批失策，3月至今支持率下滑明显。在他因健康问题辞职后，日本政局进入多事之秋，加速向“后安倍时代”过渡。显然，内政困局也给日本外交带来负面影响。安倍能够用于外交的资源受限，无暇再“俯瞰地球仪”或完成“外交总决算”。为维系基本盘，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党内外保守势力对华频发消极声音。

其次，美国加大对日胁迫拉拢，日本“对华协调”空间受压。过去几个月美国加大力度组建“反华联盟”，日本绕着中国打转、推动对澳印及东盟外交的路线，与美国“印太战略”的轨迹有所趋同。美国有意将日本打造成“反华小圈子”的支点，从经济、价值观、国家安全等各层面对日施压劝诱，日本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空间受到极大压缩。在目前处境下，日本很难对美国正面说“不”，“对华协调”政策的意愿和灵活性，至少在美国大选前处于下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