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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话语与地方

2020-08-31何言宏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4期

性别政治的人文超越

当代中国的女性文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女性作家和女性诗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女权主义者”,甚至常常抱怨自己“女作家”或“女诗人”的称谓被过分地突出和强调了性别身份,这一点,恰如贺桂梅教授所说:“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虽然性别问题一直是文学界讨论的问题,但存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落差,就是批评界或理论界更愿意谈性别问题,而创作界和作家不大愿意谈。无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女作家们(更不要说男作家)普遍的態度是不大愿意接受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这个说法。”贺桂梅:《性、性别与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观自觉》,《天涯》2019年第4期。这一现象的存在长期且普遍,而且涉及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很多女性作家与诗人,这其中一定隐含着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贺桂梅的观察已经揭示出,这一现象中的“落差”主要发生在“理论批评界”和“创作界”之间,我们接下来需要追问的问题只是,为什么“落差”会发生在上述二者之间?二者之间的“落差”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以我个人对女性文学的有限阅读,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的很多关于女性文学的理论批评工作由于过分片面地追随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更为极端和激进的方面,以此简单套用和强制性地阐释我们自身的女性文学实践,将我们远为丰厚的女性写作过于狭隘地化约和对应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激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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