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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业并购趋势及其启示

2020-08-31罗思平

银行家 2020年8期
关键词:银行业危机交易

罗思平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复杂的银行体系,经历数轮并购重组后银行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的最近一轮银行业并购潮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对我国当前推进中小银行兼并重组颇具启示。

美国银行业结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银行业强调限制垄断和保护竞争、不允许跨州设立分行,形成了以地方性中小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美国中小银行危机后,金融管制逐步放松,行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1990~2020年,美国银行类金融机构从超过15000家减少到5000余家,并购重组活动持续活跃,大量中小银行消失、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

美国银行业结构变迁的趋势性与周期性特点

美国银行业呈现数量逐年减少、资产规模逐步扩大的趋势性特点。1990~2020年,银行机构数量从15158家减少到5116家,其中商业银行从12343家降至4464家、存款机构从2815家降至652家,银行业总资产由4.65万亿美元增至超过20万亿美元(图1)。

美国破产银行及问题机构数量变化则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在过去三十年间,美国集中爆发了两次银行业危机。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小银行危机,1980~1994年美国共计2935家银行及储蓄机构关闭或接受了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的资金援助,数量超过了1934年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来的其他时期。以1990年为例,美国问题银行数量近1500家、总资产为6470亿美元,当年381家银行破产、涉及资产1470亿美元。另一次银行危机则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危机后五年内的问题机构数量达3517家、总资产达1.5万亿美元,期间发生了464起银行破产,涉及资产6810亿美元(图2)。

美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的主要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管制放松以后,银行业并购交易持续活跃,与美国经济繁荣衰退周期密切相关,在1990~1991年、2001~2002年、2008~2009年美国经济三次较为明显的衰退后并购市场活跃度显著上升(图3)。

并购交易的数量、规模与估值。1990~2020年,美国共发生9424起银行机构(含商业银行、储蓄机构)并购交易,平均每年发生379起、交易总金额超过1.5万亿美元、平均每單交易1.63亿美元,涉及标的机构总资产超过8万亿美元(图4、图5)。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1998年之前,银行危机爆发后大量中小机构被收购。中小银行危机后,金融管制逐步放松,大型银行通过收购小型机构大举扩张。这一阶段银行业并购交易数量很大,但平均交易金额(0.9亿美元)、机构资产规模(4.7亿美元)相对较小,平均交易估值相对较低(PB约1.66倍)。

二是1998~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强强联合”现象明显增加。这一阶段并购交易数量有所下降,但平均交易金额(3.0亿美元)、标的资产规模(14.6亿美元)均明显提高,交易估值(PB约2.06倍)显著提高,出现了不少强强联合的并购案例。例如,1998年美国第二大银行——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成为银行保险业混业经营巨头,交易金额超过700亿美元;此外,还有包括排名第三的国民银行与排名第五的美洲银行合并、第一银行与第一芝加哥NBD银行合并成为全美第五大银行、富国银行与波士顿银行合并等重大并购案例。

三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并购交易数量有所下降、单笔交易规模(0.9亿美元)及标的资产规模(6.1亿美元)明显降低,交易估值(PB约1.29倍)处于历史低位。本轮并购中,规模经济和经营效率效应显著,促进了银行体系的整体优化。

并购交易的主要驱动因素。从宏观经济环境来看,经济调整震荡时期往往伴随着行业并购重组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三次并购交易高峰,几乎都出现在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之后。经济衰退阶段,部分受衰退冲击严重的中小机构陷入困境,出售意愿增强甚至被迫退出;而部分抗风险能力更强的大型机构抓住时机逆势扩张、加快收购步伐,行业加速洗牌。例如,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年份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但1991年却出现负增长,部分地区和行业性陷入严重衰退,直接导致中西部、东北地区及农业州大量中小银行被收购甚至破产。

从政策环境来看,金融监管限制放松成为美国银行业加速并购的直接诱因。以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1994 年跨州银行法》,以及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标志, 美国金融从分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银行业跨州经营也逐步放松,直接促成大银行通过并购迅速扩张。

从技术发展来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等带来的管理半径扩大、服务能力增强,为银行业大规模并购奠定了技术基础。从机构自身角度来看,并购带来的规模经济、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以及抗击风险能力增强等有益成效是其重要的内在驱动因素。

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并购的最新趋势

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银行业掀起新一轮的并购潮,出现大量联邦银行市场化收购中小型州银行案例。此轮并购浪潮的突出特点是,出现大量中小银行为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自愿性”并购,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危机后大量机构陷入困境被动出售、以及2000年前后出现的“强强联合”浪潮等相比有明显区别。经过这一轮调整,美国银行业平均规模提升、经营效率改进、抗风险能力增强,行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最近这一轮美国银行业并购对我国目前中小银行兼并重组更具启示和借鉴意义。

标的银行大多为规模小、盈利弱、效率低和风险高的小型机构。2008年次贷危机后,被收购银行有以下几方面显著特征:一是资产规模相对更小。以交易相对集中的2011年为例,标的资产平均规模约1.1亿美元,与其他未被收购银行相比低约15%,其他年份也有类似特征。二是盈利能力更弱。2011年标的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ROA)只有0.5%,显著低于0.8%的行业平均水平。三是经营效率更低。标的机构的成本收入比指标明显不及其他同业。四是潜在风险更高。标的机构相比之下资本充足水平更低、风险资产占比更大、监管评级更低、流动性状况更差,整体经营状况较同业更为不利。

并购成效明显,银行业整体实现了规模经济和经营效率显著提升。盈利能力更强、经营效率更高的优质银行收购盈利能力差、效率低的机构后,通过获得标的银行的渠道、客户等实现业务扩张,通过对新增客户加强交叉销售等提升协同效应。除了规模经济,并购交易同样可以带来效率提升。例如,并购后通过机构、人员整合,可以实现经营成本下降。并购后资产组合分散程度提高、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等,则有助于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当然,上述并购效益实现的前提有赖于良好的并购整合。

2008年次贷危机后十多年以来,美国银行业通过兼并重组、监管政策调整等使其机构平均资产规模增长、资本充足水平提高、盈利能力增强、经营效率上升、不良水平下降、流动性风险降低,行业主要经营指标达到危机前较好水平,银行体系整体更

对我国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若干启示

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变化历程特别是最近一轮银行并购浪潮,对我们更好认识此次我国推进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战略意义、目标策略、时机选择以及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等均有重要启示。

危中有机:充分认识推进中小银行兼并重组、促进行业结构优化的战略意义。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银行业发展经验表明,行业集中度适当提高有利于改善整体盈利水平和提升系统稳健性。例如,北欧、美国等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区域,银行业整体成本收入比稳定在50%~60%甚至更低水平;而英国、德国、南欧等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的区域,成本收入比普遍在70%甚至80%以上、经营效率明显更低。实际上,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银行业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有效促进了行业结构调整,欧洲银行业并购活跃度却在危机后下降、行业结构总体更为分散。对我国银行业发展而言,当前经济增速中枢逐步下行,加之近期全球疫情剧烈冲击和全球性低利率趋势,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经营承压,加速推进中小银行有序整合,适当提高集中度,客观上有利于增强银行体系抗击风险能力和优化行业竞争环境,也为未来一段时期内银行业乃至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质量优先:着眼于“高质量”的规模扩张和协同发展。一方面,鼓励优质机构跨区域并购,实现银行资产组合优化。在美国次贷危机后的银行并购中,大量联邦银行收购了州银行,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了资产组合的区域分散化和多元化。我国部分中小银行风险的快速累积,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地区经济分化加剧直接相关。例如,2010~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幅度最大的辽宁、天津、内蒙古、甘肃等10个省份,当地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净资产收益率等都明显落后于同业水平。推进本轮中小银行兼并重组,除了加大当地机构内部整合,还应积极促进优质银行开展跨区域并购,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区域。另一方面,并购重组后要重点聚焦治理改进和效益提升。次贷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并购中,优质大中银行以市场化方式并购盈利能力弱、经营效率低下的小型银行,促进了行业整体治理能力提升和经营效益改善。在推进我国中小银行兼并重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通过简单行政指令、“拉郎配”式地将效率低下的小型银行简单物理加合形成的大型银行。一个自身清偿能力不足的机构,无法去救助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机构,两家破产机构合并后仍然是负资产机构。因此并购重组,既要能够直接促进资产及业务结构的实质优化,更要通过股权结构调整、管理层改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重构等措施推进治理能力及经营效率提升,进而促进行业结构的持续优化调整。

把握时机:既要顺应经济周期,更要努力走在市场风险曲线之前。銀行业的发展无法独立于经济周期,银行并购重组特别是风险机构重组的根本目标是恢复其盈利和清偿能力,上述目标的实现最终有赖于实体经济层面的重新繁荣。通常而言,若银行问题发现较早,经济环境相对稳定、金融监管有效、政府意识坚定,对于有风险苗头的中小机构及早采取措施,那么并购重组以及风险机构救助成本就相对可控。以救助为例,对于有一定实际资本充足率的风险机构(例如2%以上),完全可以通过央行低利率流动性支持、允许一定期限内高利差等流量方法解决;如果问题进一步恶化,则不得不采取包括直接注资、资产置换乃至破产等存量解决方法,救助成本显然更高。因此,推进我国中小银行兼并重组,也要努力走在市场风险曲线之前,对于出现问题苗头的机构及早采取措施,做到未雨绸缪,控制救助成本并保持系统稳定。

政策协同:统筹发挥好地方政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作用。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有序的金融监管,为银行体系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环境,促使整体盈利能力恢复和抵抗风险能力提升。推进我国中小银行兼并重组,同样也要注重发挥好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三者的不同作用。有序推进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适当引导和支持。对于风险机构并购重组,地方政府应在地方财政或国企导致的不良资产处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帮助清理问题资产后加速其并购重组步伐。货币政策方面,在当前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积极出台有利于中小银行发展的差异化政策,研究在一定期限内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促使其加大中小企业服务支持力度、并保持相对稳定盈利。金融监管方面,建议积极鼓励优质的外资、民营资本积极介入中小银行兼并重组,进一步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在风险机构处置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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