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笔记小说蔚为大观，且多以“劝善惩恶”“有助教化”为创作动机。儒家精神为宋代道德观念之核心，宋代笔记小说也以此编撰思想原则，以儒家所推崇的善行、才能与性情为筛选标准，辑录“彰美”事迹。这些内容体现出儒家教化在小说文体中的渗透。

关键词：儒家;德文化;宋代;笔记小说

“劝善惩恶”是古人创作小说的重要动机，笔记小说更看重载道明教、彰善惩恶的功用。宋代君王推行“儒术治国”，儒学地位空前提高。儒家教义构成了社会伦理体系，儒家道德所塑造的完美人格也为士大夫所推崇。从周敦颐的“进德修业”到二程的“天者理也”，再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儒学在宋代不断发展新变，笔记小说亦常体现儒家之道德教化，具备助读者明辨善恶的道德价值。

一、嘉扬善行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道德评判标准之一，“五常”构成儒家道德教化之基本体系，笔记小说记录的“善行之事”，亦可由这五个维度归纳。

“仁”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宋代笔记小说体现“仁爱”事迹良多，《涑水记闻》就记曹彬多处仁爱之举;如他在攻城时主张不乱杀：“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病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共发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称愈。”[1]再如其办案时为他人着想，体爱民众的人道精神：“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未尝妄斩人。尝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后杖之，人皆不晓其旨，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恶之，朝夕笞骂，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2] “义”为儒家提倡道义之一，宋代笔记小说对此类品性人事之采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人之“义气”，对国之“忠义”。前者如《渑水燕谈录》记柳开义行：“河东先生柳仲涂少时纵饮酒肆，坐侧有书生，接语，乃以贫未葬父母，将谒魏守王公祜，求资以给襄事。先生问所费几何。曰：‘得钱二十万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为子营之。罄其资，得白金百两，钱数万，遗之。议者以郭代公之义，不能远过。”后者《涑水记闻》记徐铉忠心事主：“王师平江南，徐铉从李煜入朝，太祖让之，以其不早劝李煜降也。铉曰：“臣在江南，备位大臣，国亡不能止，罪当死，尚何所言！”上悦，抚之曰：‘卿诚忠臣，事我当如事李氏也。”[3]“礼”是儒家处理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宋代笔记小说对此类事迹的采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与他人交往时的“恭敬尊让”言行;如《玉壶清话》记王溥对礼节之重视，“每搢绅拜于其家，置樽为寿，公必朝服侍立，客辄不安，引避于席。祚曰：‘学生仆之豕犬尔，岂烦谦避耶？”[4]第二，处理冲突时的“以和为贵”言行;如《涑水记闻》记吕蒙正以宽厚之心，对待他人的失礼行为。“智”为儒家塑造的君子形象所应拥有的心性，它肯定聪慧心智，褒奖好学的精神。对待困境危机，心智成熟之人可冷静处理、妥善解决，宋代笔记小说对此类故事采录极多。如《石林燕语》记刘舜卿破间谍危机之机智：“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寇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亦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敌牒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寸，并盗还之。敌大惭沮，盗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信”被儒家视为立身之本，“信”落实于行动，主要体现在“待人以诚”与“守诺以信”如《归田录》记鲁宗道以诚事君，不妄言，《归田录》记鲁宗道以诚事君，不妄言：“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再者，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儒家之“信”还要求恪守承诺，言出必行，如《游宦纪闻》记黄龟年认为“吾许人以诺，死而负之，吾行将何归？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虏语。苟遂吾志，秋毫自赍，不敢闻命也”，对糟糠之妻承诺的坚守。

二、展现才能

宋代笔记小说亦推崇以“六艺”为核心的立身才能。“六艺”为儒家实行教育的六种门类，《周礼》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故宋代笔记小说展示传主才能时，常依此六类。“礼”为儒家教化之基，识礼之能亦为《宋史》所推崇。如《玉壶清话》展现王贻孙知“礼”之博学：“上尝问赵韩王曰：‘男尊女卑，男何以跪而女不跪？历问学臣，无有知者，惟贻孙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韩王曰：‘何以为质？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遂得振学誉。”[6]《史记·乐书》记：“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通识乐理亦是儒家推崇的才能，这在宋代筆记小说中也有体现。《铁围山丛谈》记魏汉津乐理通达，可闻声识玉：“汉津尝过三山龙门，闻水声，谓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宋史》亦常采录笔记小说展示传主之“射猎”之才能，如《杨文公谈苑》记杨业射猎技艺高超，“以射猎为事，所获比同辈尝倍”。《东斋记事》记范恪“恪有弓胜一石七斗，其箭镞如铧，名曰铧弓。又于羽间识其官称、姓氏，凡所发必中，至一箭贯二人”，箭术精湛。

三、推崇性情

宋代笔记小说展现人物性格之事，而这些性格多符合儒家所推崇之性情，是呈现儒家所塑造的君子形象。

肯定荣辱不惊之性情。当以平静之心境面对纷杂外事，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乐观是儒家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此种性情宋代笔记小说多有记录，如《梦溪笔谈》记向敏中以平常心看待高官殊荣，向敏中被皇帝重用，但他“谢客，门阑，俏然已无一人”，对“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的场景与“勋德隆重，眷倚殊越”的称赞，也只是“唯唯”而已。再如《邵氏闻见录》记录刘世安淡定面对“党乱之祸”，描绘出其无惧生死的形象：“郡将遣其客来劝器之治后事，客泣涕以言。器之色不动，留客饭，淡笑自若。对客取笔书数纸，徐呼其纪纲之仆，从容对曰：‘闻朝廷赐我死即死，依此数纸行之。笑谓客曰：‘死不难矣。客从其仆取其所书纸阅之，则皆经纪其家与经纪其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客惊叹以为不可及也。”[7]

肯定淡泊高雅之性情。儒家推崇淡泊明志、高雅宁静的人格性情，这在宋代笔记小说中亦有体现。如《涑水记闻》记杨砺淡泊名利，忘记自己及第时间：“太祖建隆初状元及第。在开封府，真宗问砺何年及第，砺唯唯不对。真宗退问左右，然后知之，自悔失问，谓砺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8]《墨客挥犀》亦记崔遵度澹于势力，雅致高洁：“崔坚白侍郎，口不谈人之过，澹于势利。祥符中，掌右史者几十年，每立殿墀上，常自退匿，虑上见之。精易象，善鼓琴。所僦舍有小阁，手植竹数竿，朝退，默坐其上，翛然独酌以自适。”[9]

要之，笔记小说通过对人物精妙细事的记录，彰显其性情风骨，增加文学可读性;而儒家思想对笔记小说的道德渗透，呈现出彼时社会的时代风貌，展现出儒家深远的思想价值。通过对其研究，有助于梳理文学与思想的互动关系，完善中国叙事体系与道德构建。

参考文献

[1][2][3][8] 司马光著.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41，31，15，127.

[4][5][6] 文莹著.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14，50，14.

[7] 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40.

[9] 彭乘著.墨客挥犀.中华书局，2002：359.

作者简介：李颖燕（1992.03—），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单位：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