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滨若

1998年，上海周公馆纪念馆的同志们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编辑出版了纪念册《雾海明灯——上海周公馆图集》，于春节前寄赠于我。我欣喜地当作最珍贵的礼物，翻阅起来。

上海周公馆是当年周总理与邓颖超同志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我与丈夫华岗也曾在他们的领导下，在此工作。我手捧画册，怀着崇敬之心，一页一页仔细观看，端详着周总理的风采。看呀看呀，往事如涌，思潮万千。

信任

忆及60年前，华岗在《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因抵制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遭到王明的排挤和刁难，被赶出了他和同志们亲手创办的新华日报社。华岗受到这样的打击，内心非常沉重，常常想，“我错在哪里呀？”

华岗来报社前，在国民党监狱里被折磨了五年，身患多种疾病。刚出狱，就带病投入工作。报社的工作昼夜不停，非常繁忙，刚刚开始正常运转，取得一些成绩，却遭受王明的迫害，他几乎病倒了。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华岗来到重庆。他在郊区租了一间房子，边养病，边写作。这时，周总理没有忘记他，有一天亲自来与华岗谈话，既有安慰又有鼓励，准备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但当总理了解到他的病情严重时，就让他暂时休养，等身体恢复后再工作。华岗从总理的谈话里感受到了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他调整心态，安心养病。

1941年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党中央指示采取“隐蔽精干”的策略。总理根据中央精神，决定派华岗到西康雅安，边隐蔽边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

到达雅安后，华岗与刘文辉曾多次接触谈话，华岗提出希望，要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后退。这些谈话，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方向，增加了前进力量。

刘文辉请华岗到他办的军官训练班当政治教官，讲抗战形势，受到学员的欢迎。华岗还与刘文辉的女婿办起了《健康日报》，經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战到底的主张。有一次，刘文辉见到周恩来说：“经过与华岗多次接触，已从与中共的一般联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阶段。”他又提出建立电台，以便保持与中共上层的联系。

华岗在雅安工作了一年，1942年春天，总理调华岗到重庆，参加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

教诲

华岗与我来到了重庆曾家岩50号，他立刻向总理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我到另一房间里休息。

这时邓大姐走进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邓大姐，我又高兴，又激动。她笑容可掬地向我问长问短，怕我寂寞，找来了画报、杂志等给我看，随后也去听汇报了。过了一会，邓大姐来告诉我：“华岗正在向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十分精彩，你也一起去听听吧。”

我跟着邓大姐来到总理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崇敬的周总理。他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两道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不由得想起同志们平时对总理的称赞：“他不但心灵美，外表也美，是个美男子。”

经华岗介绍，我同总理握手，向他问好。作为刚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人，我有些紧张，略显拘谨，脸也红了起来，不像华岗那样自然，和总理有说有笑的。

到中午吃饭时，我们四人一起来到食堂，邓大姐善解人意，她先为我盛了一碗米饭，满面春风地递到我手里，说：“来，小谈快吃饭吧！”又频频为我夹菜，总理也很亲切地与我交谈。看着他们和蔼的笑容，我的心情慢慢放松了，加入到愉快的谈话中去。从此，我见到总理和邓大姐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再也不感到拘束了。

华岗汇报完工作的第二天，我们就来到红岩村。走进这个革命大家庭，我无比欣喜，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终身难忘的岁月。

不久，整风运动开始了，我们在总理和董老的领导下听报告、自学文件，有时听专题讲座等，联系实际的思想、工作，检查缺点错误、自我改造。我和同志们一样，改造思想、提高认识，思想进了一大步，感到自己更加充实了，内心无比幸福。

有的同志说：“华岗有胆识，有魄力，看问题敏锐。”华岗有这样的长处，我认为也是与党、总理对他一贯培养教育分不开的。

关怀

总理对待同志们的关心、爱护不仅在政治上、工作上，在健康、生活方面也是如此。

当时在红岩工作的共有一百多人，敌人为了封锁我们，不让自由活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提出同志们要重视身心健康，业余时间要活跃起来，要有体育锻炼，文娱活动，于是，同志们开辟了一个小篮球场、救亡室，每天晚饭以后开展乒乓球、棋类、歌咏等活动，荣高棠同志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到了周末晚上，不是扭秧歌就是跳交谊舞，每次都是总理和邓大姐首先带头跳起来，然后大家也都欢快地加入。

有一次，舞会快结束时，邓大姐发现华岗、许涤新等未来，就说：“小谈，快去把华岗拉来，阿方（即方卓芬，许涤新夫人），把涤新叫来。”他们被叫来以后，总理温和地批评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一天到晚关在屋里搞研究，会成为书呆子的，也会影响健康。”

记得有一次过三八妇女节，在邓大姐的倡议下，评选红岩的“模范夫妻”。因为当时有少数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吵架，邓大姐发现了这个问题，想帮助解决。她首先讲话，勉励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夫妻之间应该互助互爱，关心体贴，不要对一些小事过分计较”。大家也一致评选总理、邓大姐为模范夫妻，因为他们婚后十余年来感情非常深厚，这一光荣称号对他俩是当之无愧的，也为其他同志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从此，夫妻吵架的事大大减少了。

在红岩，华岗身体一直不好，总理特意安排他住在休养所，还有两个青年也住在此。他俩爱好唱歌，经常引吭高歌，午休时也在唱，吵得华岗不能休息，也不能静心写作。总理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且警告：“如再不改，就要关禁闭。”

红岩整风结束后，总理和董老认为华岗在西康做刘文辉统战工作取得了经验，决定安排他到昆明去做龙云的工作，并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青年学生运动，要积极开展起来。”

思念

华岗到昆明后，除做龙云的统战工作，还与周新民一起主动结识了吴晗、费孝通等进步教授，和周新民一同倡导、创办“西南文化研究所”，把文化界人士组织起来，帮助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了解当前形势和中共的主张。

当时有些人（包括党内的同志）怀疑，认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又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昆明只埋头经史、楚辞的研究，是否能和我们站在一起？

就这个问题，华岗请示了总理，并将总理的指示给大家看。总理指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腐败政府的统治是不满的，他们也在探索、找出路。而且他在学术界、青年学生中还是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所以应该争取和团结他们。”

有一天，一位和闻一多熟识的教授问他：“有位中共方面的朋友想见你，怎么样？”闻一多立即回答：“热烈欢迎！”

此后，华岗与闻一多有了多次开诚布公的促膝长谈，使他从长期的苦闷徘徊中，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以上是20世纪40年代的回忆，我再谈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总理亲自安排华岗到山东大学工作。他不负总理的重托，信心百倍地要把山东大学办好。短短的五年时间，学校的工作就很有起色，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华岗身体虽然不好，却不肯休息，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日夜操劳。

1954年冬天，他去北京开会见到周总理，总理了解到他的病情，再三劝他在北京休养一段时间，最后华岗总算接受了劝告。总理还将自己的一件皮大衣给华岗披上，并安排他到颐和园供总理休息的别墅去住。总理对华岗如此爱护，使他感动得无以言表。

总理的一生鞠躬尽瘁，心中盛满了对人民对同志的爱。我虽已是垂暮老人，仍按捺不住对他的崇敬之情，写下几个具体事例，也只不过是他宏如瀚海一生中的几朵小小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