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露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2)

“乐府之兴，肇于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1]五言出于汉乐府，然民间歌坊、文人宫廷皆有所作。初无定型，或长或短，或杂以三、四言，或被于声乐，或止于吟咏。后渐规范，判分二途：有五言乐府，有五言徒诗 。晋宋以降，乐府又有新变化。其中之一即出现了歌、诗合流中的五言四句。这一新形式，渐渐影响了发展进程中的诗歌新体裁，对唐五绝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子夜四时歌》体制的渐趋稳定

《诗经》四言体至魏晋逐渐僵化，然因其经学地位凌驾于文学价值之上，故文人仍对其道德内涵推崇备至并引为创作楷模。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文人在创作五言诗。挚虞《文章流别论》谓：“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虽有如此尊四言的“诗本位”之说，然大势所趋，钟嵘“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故云会于流俗”[2]之论才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五言创作已成为主流，乐府自然以五言为其重要体裁。因此，无论班固《咏史》、无名氏《古诗十九首》还是乐府双璧，五言几乎占据整个诗歌天下。不过，五言字数固定，而句式却无统一范式。传秦末虞姬所作《和垓下歌》“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似乎是五言中的吉光片羽，因其呈现出“五言四句”这一后世以“五绝”著称的诗歌的基本体制而备受关注。但是，无论真伪，如同《诗经·召南·行露》中的五言，只能证明诗经时代有五言的句子，而不是五言诗，《和垓下歌》亦只能证明五言四句句式的存在，而非五言四句句式之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