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静

那是20年前的事了。

2000年，县里“三讲”党性党风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人员，要从报社抽调文笔好的编辑记者到办公室工作，主要是写材料。我那时候年轻，20岁刚出头，写材料从来不觉得累，报社的工作程序大多数时候是编采合一，因为大部分自然来稿不得要领，不符合版面要求，很多稿件都是自己动手写，任务最繁复的时候大家都是白天采访加排版，晚上写稿，加班是常态，那时候还不是电脑办公，稿子是手写稿，版面是在图纸上自己设计、反复修改，拿到照排车间有专门的打字员排版。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近视，在报社工作几年下来，我的近视达到了500度。500度的视力换来了一点儿虚名，因为写的稿件很多，方圆30里的小县城，竟然成了个知名人士。抽调前，组织部还要到我的原单位去考察，直到确定被抽调去工作了，我方才知道。

“三讲”教育办公室设在组织部，工作安排由干部科统筹，我就这样认识了40多岁的李科长。

组织部，对于那时青涩懵懂的我，是一个仰望的地方。我对组织部的认知，仅限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因为写得了各种难度的材料，也吃得了苦，“三讲”办公室交给的任何工作和材料任务，我哪怕是整夜不眠，也要赶在第二天一早准时上交，而且必须是高标准高质量，所以，组织部几个需要写大量材料的科室都非常热烈地欢迎我。半年集中办公结束，李科长极力举荐，把我从报社调到了组织部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我竟然能够和我所敬重的李科长成了同事，且同事的时间长达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