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笑

摘 要：战争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母题，一直延亘于众多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1953年，路翎在《初雪》中描写了志愿军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斗争。同一时期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连载发表的《一个人的遭遇》描绘了索科洛夫在卫国战争中的遭遇和苦难。两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塑造、手法运用、社会背景均存在着相似和差异。本文旨在以《一个人的遭遇》和《初雪》的对照性阅读为研究基础，探讨中国作家路翎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战争”母题上的精神建构和文化差异所在。

关键词：战争;肖洛霍夫;路翎;比较阅读;母题

战争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通常属于一种社会环境，因此属于“情境母题”的范畴。早在公元12世纪末，阿凯亚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就为《荷马史诗》提供了写作素材，而世界文学史上描写一战、二战等战争的文学作品更是汗牛充栋。由此可见，“战争”一直都是文学创作中历久弥新的母题。《一个人的遭遇》和《初雪》都是以战争为母题的作品，它们以战争中人的生存为描写主体，在战争叙事模式的描摹中展现了不同的文化意涵，这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一、《初雪》和《一个人的遭遇》中的战争叙事

1953年，路翎在《初雪》中表现出擅长在如火如荼的战火中发掘细腻又深邃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才华。在路翎笔下，战争不再是单纯的战火袭击，也不仅仅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歌颂，而是对人物塑造多了一份理性关照，这与路翎的文学信念分不开。在《初雪》中，他将复杂的战争情况和细腻的人物描写融合在一起，这正是路翎风格的选择。

《一个人的遭遇》连载发表于20世纪五十年代，小说探索的是战争与人的关系，是普通人的生存问题。他力图回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拿出真诚面对现实生活。《一个人的遭遇》和《初雪》都在战争叙事中，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代枷锁，以先锋的姿态形成了对话。但是两者也并非完全相似，通过两篇文章的对比分析，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两位作家的文脉渊源和不同的“战争”思考。

二、战争叙事模式的共性

（一）人道主义的凸显

《一个人的遭遇》中始终贯穿着对人道主义的应答，充满着人情味。“‘苏联艺术的人道主义方向的加强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得到了特别鲜明的反映”[3]。肖洛霍夫把作品的中心聚焦于这个普通人身上，描写了主人公索科洛夫参与到苏联卫国战争被俘之后，遭受到德国法西斯两年非人的折磨，妻子女儿在炸弹下死无全尸，唯一的精神支柱大儿子最终也难逃牺牲的命运……一个个悲剧都发生在这样一个单薄的普通人身上，但他仍然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收留了孤儿万尼亚，忍着无尽的伤痛和最后的“儿子”相依为。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平凡却坚韧的不同寻常的一个人，就存在于苏维埃千千万万的人民之中。在“索科洛夫”身份的选择过程中，肖洛霍夫有着深沉的人道主义的考量。他赞扬着卫国战争中奉献的平凡人，这些人——人民群众，组成了国家的基石。而这一做法，也改变了苏联文学长久以来的方向，苏联文学上第一个“普通人”形象出现。

在路翎的小说《初雪》中，人道主义同样有着重要的书写地位。解放前和解放后他的作品都承载着人道主义的特征。虽然建国后避免不了政治话语的干涉，但是政治题材也并未完全抹去文本中浓厚的人道主义特色。主人公“刘强”及其助手王德贵只是平凡的卡车司机，奉命从前线运送朝鲜人民到后方，他们都算不上英雄人物，但是却同时反映了“人”在战争中的真实生存状态：恐惧、坚定、“类英雄”的自我牺牲以及洗礼后的新生。这正是路翎对“人”的关注，对“人”的歌颂。

（二）现实主义的描写原则

肖洛霍夫笔下的主人公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亲历了整个战争。战争所带来的悲剧性命运被肖氏用在索科洛夫身上，但同时，肖氏也将自己所感受到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战斗精神深深的埋入文本之中。就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真实是作品的必要条件”[4]。作品生动如斯，直至文本结尾万尼亚蹦蹦跳跳的身影消失离去，我仍动情不已。

路翎是在“五四”文学运动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既承续了自五四以来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又在小说中展现出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怀。《初雪》中，当司机刘强帮着朝鲜人民往疏散的卡车上搬运东西的时候，即使是破旧的帘子、草席、盆子罐子都是这些战争难民的宝贝。路翎将自己做志愿军时期的见闻，自己情感的全部同情倾注到这些战争受害者身上。路翎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但他并未止于仅仅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而是将这种苦难投射于整个民族，因此，路翎的创作便体现了民族品格。

三、战争叙事模式的同中之异

（一）人道主义的关照不同

在肖洛霍夫的作品中，“人道主义”表现为对个人命运遭遇的关注，且在“个人命运”之外存在着更大的的隐喻文本。在“索科洛夫”的经历之外，是对苏联民族半个多世纪的命运的隐喻。20世纪的苏联人民在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战争背景下，行走的格外艰难。《一个人的遭遇》通过巨大的隐喻，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命运吸纳进小说中，成为了20世纪俄罗斯民族的默示录。

《初雪》的人道主义关怀则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照，作者在对人物内心的挖掘上显露出成熟的写作技巧。路翎在护送朝鮮人民的途中加入了许多常见的战争场景，但描写重心并不在渲染战争，而是将战争作为人们内心演绎的广阔幕布。当战争即将开始，人们慌乱地往车厢里塞满行李时，“妇女们的这些零碎的日用的东西，如：引起了刘强的许多感触”;在被轰炸地稀烂的路上，每一次冒险都穿插着刘强和王德贵的心理摹刻等，在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映衬下，“逃难”有了更广阔的时空感，刘强与王德贵跨越中国与朝鲜，穿梭过去与未来。在眼前的压迫与未来的希望交织中，整个小说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欢乐的、胜利的空气”。

同样是对个人的关照，肖洛霍夫将对个人命运的感叹和民族命运的担忧融入巨大的的隐喻文本，路翎则于人物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挖掘情感表达。前者相较更为厚重和深刻，后者却于单薄之中关照出个人情感升华。

（二）战争叙事的话语环境不同

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小说中不在着重描写战争的激烈，而是转向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的反思，他掂量着索科洛夫生命的重量，发出“反战”的深沉的人道主义的呼喊。这部小说也被看作是苏联五十年代后期“解冻文学”的信号，对苏联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同时期的中国，新中国的文学面临着话语环境的改变，新的文学范式的亟待建立。路翎在建国前的创作已无法贴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而其志愿军题材小说就是新文艺规范化的尝试。《初雪》是在抗美援朝背景下一次紧急地对朝鲜人民的转移活动。路翎认为人物是文本的灵魂，各种英雄人物是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性格的，因此他也在文本中加入了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刘强思乡念亲的情绪，王德贵的恐惧与坚守……这种细软的内心情感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英雄色彩，但这确是最真实的描写。

四、战争叙事模式异同原因探源

（一）相同的原因

文本战争叙事模式相似的原因可归结于作家作品之间存在影响关系以及“文化发展同步”的结果。

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中国受众很广，几乎每一部作品一经发表就会被迅速译介到中国，《一个人的遭遇》更是刊出当月就被翻译传播至中国读者中间。而肖洛霍夫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也是颇深，其“客观真实的创作原则”、“关注普通人命运的创作立场”都成为中国作家创作的养分源泉。

路翎在与李辉的访谈中提到：“在我的生活和行程里有重要意义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里明确提出自己受到肖洛霍夫作品的直接影响。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的作品或许并未直接影响路翎之作品，但是却对其理解感情和人生产生了影响，这在《初雪》中的叙事模式中便体现出来。

除了作家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中国文学还和苏联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两国国情相似，而这也导致了“文化发展同步”中的文学。苏联文学使得我们紧紧把握现实，同时我们的革命进程又与苏联文学反映的内容相接近，这就使得我们感到亲切。

就文学的本质而言，肖洛霍夫和路翎的作品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和生活生存经验的总结，“战争母题”下作品的相似性正反映了人类在面对自然、社会、变迁等诸方面时的某些共同心态。

（二）相异的原因

在《一个人的遭遇》与《初雪》的战争叙事模式对比中，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文本走向，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社会背景和作家经历的不同。

《一个人的遭遇》和《初雪》中的战争叙事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从时间上看，《一个人的遭遇》发表的时代，文坛仍然受制于斯大林模式，苏联战争文学中的主人公多是能力非凡、人格无暇的战斗英雄。肖洛霍夫将目光聚焦于战争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上，他从新的描写点——“普通人”切入，以一个战争中平凡的人入手，以苏联卫国战争为背景，通过对战争节点人物命运的变化，写实地表现出这名普通人在战争环境下的命途多舛。肖洛霍夫成长于20世纪早期的俄国，那是一个动荡的革命时代。十月革命时期，十几岁的肖洛霍夫参与了在顿河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这也使他更早地对现实与历史有了深刻的理解。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在新文艺“规范化”的过程中，作家的“思想改造”被提上日程，这束缚了老作家们的手脚，年轻作家也由于过于稚嫩无法担负起“新的文艺”，文艺界便一度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路翎便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充当了急先锋。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请缨来到朝鲜战场，记录战场炮火，讴歌“最可爱的人"，直到1953年7月停战后才回国。在这期间，他率先发表志愿军题材的小说迎合文艺界的需求，希望为新中国文学的“范式”提供示范。

对比路翎志愿军题材小说和解放前创作的小说，会发现其写作风格转变巨大。“过去作品中的那种‘雄强的人性，‘原始强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美丽而柔和的人性”。他的志愿军题材小说充满了亲情，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新文艺“规范化”的过程中，路翎不得不在规范内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这并非作者所愿，但“正是在以往创作已无法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的情况下，他才自愿选择朝鲜战争的题材为政治服务。而正是这种规范的确定性，决定了他在小说创作上必然要作出这样的退步。”

肖洛霍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普通人”的角度开掘人民的苦难根源，面对“战争”对俄罗斯人的伤害和损耗，他寄予同情又满怀希望。而中国作家路翎则着意于展现战争中的生活图景，并寻求在这种场域中消释政治正确和个性完善的矛盾。两位作家的战争模式叙事同中有异，呈现出在战争中由追求生存到追求个性完善的转变，可以视作对“战争”母题的开拓与补充。在世界多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文明的冲突与激荡仍在发生。该如何寻找和平与发展相适的土壤，亦是“战争”言说留给我们的有益思考。

參考文献

[1] 谢冕，洪子诚.中国当代作品精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辉.路翎和外国文学：与路翎对话[J].外国文学，1985（8）：50-54.

[3] 刘卫东.当年对路翎的批评及路翎的反批评[J].粤海风，2008（1）：46-49.

[4] 何茂正.《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人道主义与人性美[J].外国问题研究，1991（3）：4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