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

【关键词】美国大选;政党政治;特朗普;共和党;民主党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8.002

在疫情危机、经济危机和街头抗议危机同时冲击下，美国国内政治矛盾高度激化，使将要举行的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愈发扑朔迷离。如果说经济、社会、种族等矛盾是美国政治矛盾的“里”，特朗普和拜登两位候选人的大选竞争是美国政治矛盾的“表”，美国政党政治就是这表里之间逻辑转化的中介。深刻理解美国政党政治的矛盾变化，有利于我们透过选战之下的种种表象，更深入观察美国政治发展的中长期趋势。

美国政党政治的“十字撕裂”

说到美国的政党政治，人们总是想到“驴象之争”。虽然美国两党制在历史上经历过至少4次所谓“政党重组”，[1]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公认美国共和與民主两党形成了各自稳定的选民阵营和政治主张。长期以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关系是人们分析美国政党政治的主要维度，两党矛盾也是美国政党政治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

西方国家的政党是社会局部利益群体的代表。在美国当代两党阵营中，共和党选民基础主要是偏远地区保守的基督教白人和工农商阶层。因而共和党的政纲在意识形态上主打宗教牌，尤其是宣扬保守主义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价值观，以获得南部和西部保守的白人基督徒的支持;在经济上主打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减税等，以重点获得工农商阶层的青睐。

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蓝领工人、有色人种等。民主党的政纲在意识形态上偏向多元主义，尤其是宣扬性别、种族、阶级平权，以得到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移民群体的支持。同时，民主党在经济上主张建立更完善的福利制度，并与工会运动关系紧密，蓝领工人传统上也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这种分野造成了共和、民主两党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的长期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在美国政党政治传统中，两党之间一直存在一条纵向的裂痕，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道裂痕并没有造成两党在政治价值观层面的根本分裂，自由民主主义仍然是美国跨党派的基本价值观共识。在政策层面，两党在议会立法过程中也常常能够达成妥协，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尽量采取中间立场以获得更大范围中间选民的支持。[2]这种表面竞争、实质合作的状态集中体现在美国大选的公共政策讨论中。过去几十年，美国两党候选人在大选辩论中花费大量时间争辩同性恋、堕胎、对外政策等“边缘性议题”，在经济、种族等核心问题上则大同小异或者刻意回避。传统两党政治中看似激烈的争论，在美国国内也许牵动着巨大的文化情感冲突和政治矛盾，但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美国政党政治斗争相比，不过是一道浅浅的裂痕而已。

金融危机导致两党“极化”，最终在美国政党政治中撕开了一道真正的鸿沟。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两党几乎在每一项事务上都激烈对抗，几乎每一项重大的国策决定，都会遭到在野党及其支持者情绪化地反对。除非利用选票优势，否则国会难以通过重大的法案，“民主”成了简单粗暴的多数压制，其协商议政的本质所剩无几。这种撕裂在特朗普执政以后达到新的高峰。

除了两党之间的纵向裂痕，美国政党政治还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演化出了第二道横向的裂痕，即在政党高层和本党中下层选民之间的裂痕。美国两党的高层是党的纲领和形象的代表，多属于精英阶层。中下层选民则是两党的民众基础，也是政党在选举政治中赖以生存的基本力量。在正常情况下，“精英圈”和“平民层”总是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差异，在政策主张、政治文化等方面也有张力。一般来说，政党内部上下层之间的这道横向裂痕可以依靠多种方式来弥补。一方面，上层政客常常会展现出亲民的“人设”，在政见表达、语言风格乃至穿衣举止等方面贴近中下层的需求。尽管这些行为实际上多为伪饰，但依然能够提供一定的政治抚慰。另一方面，许多选民对政客也降低了期望，甚至只要政客能够响应选民最核心的利益诉求，其他不满都是可以忍耐的。更何况选民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需要高层政客来凝聚、整合和代言。美国政党内部虽然长期存在横向裂痕，但美国国内政治仍能基本维持良性运转。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两党内部上下层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如果说两党间纵向撕裂的表现是党派“极化”，那么党内上下层间横向撕裂的标志就是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两党都有显眼的表现。例如，金融危机以后上演的“占领运动”“茶党运动”，[3]以及2016年大选后越来越多的极右翼、“另类右翼”势力进入共和党。在民主党方面，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持续坐大。

对于各自党内这股从底层卷起的“旋风”，共和、民主两党的高层疲于应对。高层政客由于政治惯性和利益使然，相较于愈发激进的中下层选民诉求而言，其在政治主张上愈发保守，因而被称为“建制派”。这个称号在2016年大选中常常被用在共和党除特朗普之外的高层政客身上，但也适用在民主党高层政客身上。如在2016年大选中，相对于桑德斯，希拉里·克林顿是建制派;在2020年大选中，相对于桑德斯、沃伦等党内候选人，拜登则属于建制派。

党内上层和中下层的撕裂与党派之间的撕裂构成了一个“十字撕裂”伤口。一方面，两党的政客和选民都在贩卖愈发对立的党派政治主张，甚至彼此产生了带有意识形态冲突意味的道德厌恶。另一方面，两党的党内矛盾在最近几年也明显变味。共和、民主两党高层政客虽然政见不同，但面对中下层选民的变化，二者都难以跟上节奏。两党的建制派都想保持传统政治关系模式，即维持差异但保持合作、默契的政治潜规则，对民众温情脉脉的粉饰性话语以及民众对政党政治恰如其分的政治冷漠等。但随着美国国内贫富极化，两党的选民越来越难以忍受当前的政治生态，甚至要求颠覆原有的政治模式，不断对美国的精英统治发起冲击。

美国中下层白人选民与共和党的新变化

“十字撕裂”是美国政党政治近年来面对的最大挑战，两党对于这种撕裂的回应，决定着美国政党政治发展的中长期方向。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不应被视作偶然。特朗普的当选是因为传统政客忽视了政治生态的变化，共和党高层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回应党内中下层选民的要求，民主党同样低估了中下层白人这股“失望的力量”。特朗普对这股力量的理解、煽动和利用，也动摇了共和党延续几十年的核心政策主张、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使得共和党“特朗普化”。[4]近年来，共和党迫于内部矛盾激化，出现了较为剧烈和快速的转型，推动这种变化的正是党龄很短的“政治另类”特朗普。而他之所以成功，很重要一点在于其敏感地抓住了美国中下层白人选民的需求，并用自己特有的简单直白的方案予以回应。

美国中下层白人一般在美国传统的政治阵营中分为两部分：在乡村和小城镇从事大规模种植业、小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白人，主要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城市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工人，这类白人主要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中下层白人经历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打击。一方面，这个群体在经济上陷入绝望的境地。过去40年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收入分配从棒槌形的结构走向金字塔结构，而中下层白人就是从中间向下掉落的主要群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工人和农民有过相当体面的收入，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美国人普遍相信只要奋斗就能成功。但从八十年代至今，他们的收入停止增长，而富人却在不断变富，如今美国前1%的精英阶层掌握着20%的财富，[5]这足以让一代人的“美国梦”凋零。另一方面，这个群体产生了文化上的失望。在美国数十年的经济大变局中，或许在经济上最悲惨的是处在经济最底层的有色人种，但是在心灵上最失落的非中下层白人莫属。四十年来，他们能够在“温水煮青蛙”的经济下沉中支撑下来，主要依靠几根精神支柱：一是相信自由主义制度可以给每个奋斗的人以公平的机会;二是笃信基督教，仰仗上帝的安慰;三是相信美国，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认为美国走在引领人类前进的正确道路上。这些信仰构成了上一轮美国共和党所主导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稳定期的价值观基石。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这些信仰造成巨大打击。中下层白人勉力维持的小康生活因为宏观层面引发的债务和失业问题走向衰颓，很多白人甚至被迫申请失业救济，但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使他们不愿意靠社会保障生活，由此带来自身价值观层面的迷茫。与此同时，宗教团结似乎正在瓦解。“千禧一代”年轻的白人家庭孩子对宗教的信仰都在下降，更不要说文化多样的移民了。[6]美国在这个群体眼中变得经济上僵化、道德上堕落， 并且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

特朗普抓住了中下层白人的失落心理，推出的主要政纲大多指向后者的经济诉求。中下层白人尽管经济受困、價值迷茫，但难以接受民主党式的大政府、高福利政策，他们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无法接受分配层面的政府干预。而特朗普提出的方案主要是生产层面的政府干预，并作出了强势干预生产和投资的姿态，为此不惜以牺牲其他群体利益为代价。通过对外贸易摩擦、对内收紧移民政策、实行粗暴的产业投资政策以及疫情期间“撒钱式”的消费刺激政策，特朗普直白、清晰又强硬地为中下层白人提升了经济信心。这些行为被包装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话语中，为中下层选民进一步提供了文化上的安慰。针对埋藏在中下层白人心底的WASP价值观，共和党在过去几十年主要强调其基督教的部分，但在特朗普的政治话语催动下，民族乃至种族的部分被大大凸显。肆意彰显的爱国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填补了中下层白人的精神失落，使其在新的价值观坐标中重建了文化自信。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中下层白人在绝望中选择了特朗普，帮助后者巩固了共和党中西部各州的基本盘，并赢得了几个关键“铁锈地带”摇摆州。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很多人进一步成为了特朗普的“铁粉”，而共和党也已经被特朗普牢牢抓在手里，并按照特朗普的政策方向前进。特朗普执政后，共和党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转型。最显著的变化是在政治文化上，共和党从基督教保守主义政党，变成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国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政党。但更难察觉、也更为惊人的变化是特朗普的经济主张充斥着政府干预的雄心，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信条被束之高阁。特朗普治下的共和党政府鲜明地追求成为一个强政府，而不是传统的“小政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共和党可以说是“特朗普化”了，甚至是“民主党化”了。毫无疑问，共和党正在向“新共和党”转变，而不能适应这种转变的共和党政客，在党内已经被边缘化。当前与其说中下层白人选民非理性地支持特朗普，倒不如说他们热切期待一个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新共和党”出现，哪怕这种满足是暂时的和虚幻的。

2020年美国大选与民主党变化的可能性

对于2020年美国大选，多数人较为看重的因素包括美国的经济状况、新冠肺炎疫情的走向等。这些分析视角是基于选举政治的一般逻辑，利用经济和疫情等因素可以很好地分析中间选民的选择。这些选民在一般情况下数量巨大，而且其选择是相对务实和理性的，因此容易跟随短期经济因素摇摆。但是，近年来美国大选已经多次出现“不一般”的逻辑，如今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导致中间选民的影响力在下降，中下层选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也导致选民出现更多的非理性。因此，我们应该把美国政党政治的深刻变化更充分地考虑进来，即在传统因素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政党凝聚力正在成为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之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共和党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已经出现了转变，在新的政治和价值坐标中实现了再次凝聚。不管美国经济如何波动、疫情防控做得如何不堪，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这些铁杆选民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得到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还有政治认同的满足。在这种新的认同下，共和党相比以前具备了更高的政治动员能力，其选民在大选中将有更高的投票率，而且这种投票不太会受到一般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影响。

民主党已经认识到党内凝聚力对选举的高度重要性。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试图发动所谓的“蓝色浪潮”（Blue Wave），[7]将激发党内凝聚力视作最主要的选举策略之一。从中期选举的结果来看，民主党达到了重获国会下议院多数席位的目标，但是与其更大的中下层选民基数相比，很难说民主党掀起了“浪潮”。要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民主党仍显吃力，其中根本原因是民主党还没有提出解决党内凝聚力不足问题的有效方案。一些民主党人希望以特朗普政府引发的经济民生问题来激发民主党选民参选的热情，但这种寄希望于特朗普不断犯错的策略推迟了对民主党内部根本矛盾的回应。

近年来民主党建制派政客实际上面临着前两年共和党建制派政客一样的尴尬处境。上层政客越来越不能理解和满足中下层选民的政治诉求。与共和党的中下层选民相比，民主党选民在文化上的失望可能会小一些。民主党主打多元主义，不但吸引了大量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也给白人中产阶级带来了价值观上的认同感。在由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种族主义游行中，许多城市的白人中产阶级也参与其中，这被美国政治学家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图景。[8]美国的种族问题并非是泾渭分明的黑白对垒，这是民主党长期推动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尽管这种被称为“白左”的价值观引发了共和党选民从隐蔽到公开的愤怒，但对于民主党来说，这样的价值观仍然是有效和具有凝聚力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多元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仍将是民主党的主要价值观旗帜。

在由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种族主义游行中，许多城市中产阶级的白人参与其中，但民众连日来抗议警方暴力执法的示威游行已经发展为骚乱。图为2020年5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然而，民生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在愈发扩大的贫富鸿沟和社会不平等面前，民主党政客如果不能积极回应关键的经济平等问题，仅仅大谈“跨性别群体”（LGBTQ）和女权主义，会让中下层选民感到失望甚至被认为是伪善。桑德斯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民主党内出现的特朗普式的人物。桑德斯提出的政纲不管是否具有独创性或者可行性，但和特朗普的政纲一样，都明确直白地回应了最关键的民生问题。相对于共和党来说，民主党的经济纲领并不需要做出从“小政府”到“大政府”的惊人转变。桑德斯只不过是把民主党的“大政府”理想推向更加鲜明和极端，就得到了民主党大量新生代选民的狂热支持。但是桑德斯并没有获得像特朗普那样的胜利，这很难说是由于他本人或者其政纲本身存在缺陷，[9]还是民主党特殊的选举机制所致，后者或许影响更大。与共和党初选制度不同，民主党在大选初选中采用了类似元老院式的超级代表制，民主党高层政客享有不成比例的决定权。这些政客对民主党向左的极端化发展顾虑重重。桑德斯不能像特朗普那样意外当选，这对民主党来说可能是好事，因为它使民主党的转型更加缓和与平衡;但也可能是坏事，因为它使民主党比共和党凝聚得更慢，在政党竞争中长期陷于软弱无力的状态。

这种情况加大了当前判斷美国大选结果的难度。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原本就是党内的温和派，按照传统的选举策略，他在全国性的大选中可能会倾向于采取保守的中间路线，以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疫情快速蔓延、经济剧烈波动、种族问题激化引发的政治混乱，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拜登及其竞选团队的判断，让他们倾向于坐收渔利，而不是主动推动变革。拜登的民调在这一时期内显著高于特朗普，也可能加大民主党采取保守策略的信心。但是，这种策略存在风险。在近些年美国政党政治的特殊状态下，民调在大选中常常出现失真。民主党不能对共和党高度稳固的基本盘掉以轻心。失望而愤怒的中下层选民需要的是安慰和希望，而不是更多的愤怒和失望。一些选民可能会为了“随便换一个人，只要不是特朗普”的想法而投民主党的票，但也有可能根本不去投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大选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美国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

不管2020年美国大选是特朗普获得连任，还是拜登如愿当选，美国政党政治的“十字撕裂”，将会继续影响美国政治的长期发展。

首先，两党会陷入更深刻的矛盾和变化中。如果拜登在大选中失败，一定会进一步刺激民主党转型。即便是拜登上台，也势必会进一步回应美国的经济平等问题，至少要延续奥巴马政府在分配领域的政策方向。转型中的两党会比转型前的两党在政纲上更加针锋相对。一个奉行国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与一个更鲜明主张多元主义、平等主义和国际多边主义的民主党将更加“三观不和”。共和党打着爱国主义的名号，以政治力量干预企业和市场活动，可能会导致受到影响的美国顶尖工商业金融阶层一定程度上对其疏离，让共和党成为一个内向的小工商业阶层支持的政党。大工商业和金融阶层从自身利益出发，也未必愿意接受民主党的平等主义政纲，而这个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如此之强大，甚至可能会推动美国政党的进一步重组。

其次，美国政党政治在深刻矛盾中既存在改良的可能性，也存在陷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可能性。同各个国家的政治一样，美国政治也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并在历史上多次化解严重的政治危机，取得新的政治平衡，并把美国国力推向新高。但美国政党政治要重新实现平衡，就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既需要一定程度上干预生产，也需要一定程度上调节分配。这种干预和调节，既不能像特朗普的主张那样四面树敌、不可持续，也不能像桑德斯的政纲那样成为无源之水。最关键的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美国赖以立国的小政府自由主义都会遭到冲击，这势必造成极大的社会不适应。美国的政治家需要设法弥合党派和阶层之间的鸿沟，而不是沉迷于民粹主义的政治迷药之中，但这样的政治家到目前还没有出现的迹象。

最后，美国政党政治的变化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美国政党政治的演化会持续一段时间，从中既要看到一些明显的新趋势，也要注意那些尚不明显的长远因素。美国政治改革和演进过程势必会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如果美国政党政治陷入长期混乱之中，美国对外政策将左右摇摆，给国际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其影响力可能不亚于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变化，或者说此次变化仍然是之前变化的延续。后冷战时代的过渡期将随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巨变而结束，新的国际格局由此具备产生的条件。在这种大变局的当口，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仍然具有战略价值。中国要继续在有限的战略空间中适时适度实现转圜，最重要的是稳定和发展好自己，为新国际秩序的到来做好思想和力量的准备，确保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有能力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1] “政党重组”是指“两党选民基础发生根本的、可持续的变化”，这是美国政治史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各方势力借大选之机在同一政党下形成新的选民结构，这个利益共同体将逐渐演变瓦解，直到新一轮的政党重组形成新的选民结构。参见Key， V. O.，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7， No.1， 1955， pp.3-18。

[2] “Median Voters Theorem中值選民定理”认为，如果两个政党各自努力使自己当选机会最大化，他们就要使自己的立场接近中值选民。参见David Sunding， “Strateg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Median Voter Result，” Economic Design， Vol.1， No.1， 1994， pp.355-363。

[3] 关于“占领运动”和“茶党运动”的研究，参见Todd Gitlin， “Occupys Predicament： The Moment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Move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64， No.1， 2013， pp.3-25;杨悦：《“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的对比分析——政治过程理论视角》，载《美国研究》2014年第3期，第58-79页。

[4] 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指特朗普正在重塑共和党基层选民的主导理念，共和党正沿着特朗普所引导的方向前进。参见刁大明：《试析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0期，第38-45页。

[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工人和农民有过相当体面的收入，里根时代之后美国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经济危机带来的残酷现实撕下了新自由主义的美好面纱，普通美国人在经济上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了，八十年代后，他们的收入停止增长，而富人却在不断变富。此后奥巴马执政8年间，虽然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就业率仍然没有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虽然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平稳增长，但家庭入息中位数的下降势头不减。参见Ben Casselman， “The Big Issues of The 2016 Campaign，” November， 2015，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year-ahead-project/#part1。

[6] 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2016年的人口调查，千禧一代中有34%没有宗教信仰，而这一数字在婴儿潮一代中只有16%。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是，1986年，18-29岁美国公民的信教率比2016年高出了近4倍，也就是说即便考虑到新一代年轻人随着年龄增长宗教信仰可能会上升，他们也比之前时代的美国年轻人更加不信教。参见Robert P. Jones， Daniel Cox， Betsy Cooper and Rachel Lienesch， “Why Americans Are Leaving Religion And Why Theyre Unlikely To Come Back，”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September， 2016， http：//www.prri.org/research/prri-rns-poll-nones-atheist-leaving-religion/。

[7] Sabrina Siddiqui， “The Democratic Blue Wave Was Real，” November，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nov/16/the-democratic-blue-wave-was-real.

[8] 一些美国政治学家认为当白人至上者将其权力集中在共和党时，促成了民主党中那些反对它的人的联盟，这种联盟在美国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但现在已初显其影响力，未来也将深刻影响美国政治。参见Thomas B. Edsall， “How much is America changing？” June，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0/opinion/george-floyd-protests-trump.html。

[9] 一些文章认为桑德斯等人无法获选是因为民主党选民超过半数仍然属于温和派与保守派。参见Peter Beinart， “Will the Left Go Too Far？” December，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12/democratic-party-moves-left/573946/;Brittney Copper， “Its About Time Democrats Moved Left，” November，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magazine/2019/11/12/democrats-are-moving-left-will-america-follow-perspectives-partys-dramatic-turn/？arc404=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