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士军 豆豆

编者按：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我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涵盖了一个公民生老病死的全部生活，从启动编纂到审议通过，历时5年。其间，经多次修改、完善。相较于以往的单行民事法律，《民法典》在很多方面作了新规定，其中关于性骚扰的有关规定尤为引人关注：不但扩大了性骚扰的认定范围，纳入了“文字、图像”两种性骚扰“新方式”，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还强调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等。那么，《民法典》实施后，性骚扰受害人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得到哪些更有力的法律支持呢？

绝大多数性骚扰受害人权衡利弊后会选择沉默、隐忍，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不但人际关系受到影响，甚至人生走向都会被改变

已是博士后的小美至今不敢回母校，不参加同学聚会，只因不愿勾起对一个人的记忆。这个人是她大学时的班主任。

8年前，小美还是一名大四学生，打算出国留学。为了安静学习，她在校外租了一套小房子，寒假都没有回家，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备考托福、准备留学资料。其间，班主任成了她的常客。一开始，班主任指导她修改毕业论文，陪她练英语口语，帮她整理留学申请资料，让她感动不已。但感动的同时她惴惴不安，因为班主任对她的好已经明显超出了老师对学生的正常关心。她怕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果然，小美很快发现班主任喜欢凑近她，有时突然贴过来，头离她很近很近;常有意无意地碰她的手、肩膀，甚至胸部……小美确认班主任这是在对她性骚扰，她明确提出“不要这样”，态度坚决，但班主任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毕业论文给个高分”“推荐评语写好点”之类的大权在握的样子，让她的“坚决”顿时打个折扣。为了学业，她不得不选择隐忍，直到大学毕业。

同样选择隐忍的还有家装设计师小吉。23岁那年，学室内设计的小吉大学毕业，在一家很有实力的家装公司找到一份做设计师的工作。部门经理何某40多岁，在业内颇有名气。何经理对小吉很好，主动收她为徒，带她跑市场，教她做设计方案，甚至把自己的客户让给她。很快，小吉就在公司崭露头角。

但小吉还没有来得及回报知遇之恩，何经理便明确提出让小吉做他的“小三”。小吉不答应，何经理不管不顾地多次在没人时强行抱她、亲她，并说这是“师傅的小特权”。一开始，碍于情面，小吉没有声张，但何经理变本加厉。忍无可忍的小吉愤怒了：“我要告你性骚扰！”何经理却冷笑道：“好啊，你告去！一个巴掌拍不响，看人家指点的是谁？还有，你现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你瞬间失去，看你以后怎么在这个圈子里混！”

何经理的要挟让小吉选择了退缩，以离职作罢。但因为这段经历，小吉对男性失去了信任，如今已经35岁依然单身……

性骚扰问题近年来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但因性骚扰多发生在熟人之间，证据不易保留，加上其他各种原因，绝大多数受害者权衡利弊后会选择沉默、隐忍。而这种隐忍会给受害者造成沉重精神负担，影响其人际关系，甚至改变其人生走向。

性骚扰还没有上升到性犯罪层面，过去，因取证较难，相关法律不完善，给受害人维权带来极大不便

那么，为何绝大多数性骚扰受害人会选择沉默、隐忍呢？除涉及隐私投鼠忌器外，更多的可能跟一直以来没有一部法律明确界定性骚扰有关。性骚扰没有上升到性犯罪层面，取证较难，当事人维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浙江女孩小吴曾因无法忍受上司长期性骚扰而选择维权，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小吴大学毕业后来到温州一家公司打工。两个月后，公司调她到办公室当董事长秘书。自从坐上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后，小吴便开始遭遇董事长的性骚扰。一开始，小吴没有反抗，她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不久，董事长得寸进尺，由性骚扰发展到性侵。在亲友劝说下，小吴报了警。警方调查后却未予立案，理由是小吴的长期隐忍让人匪夷所思，是否为性骚扰很难界定，证据不足。

一直以来，尽管我国有不少法律法规都对性骚扰有过相关规定，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明确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都没有具体规定应如何处理，也没有明确责任主体，以至于责任方往往选择避重就轻，导致受害者维权艰难。

几年前，一则“某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副总经理利用职权逼迫女职员开房”的网帖引发热议。当事女子称，在职期间她受到副总经理关某长达两年的性骚扰，导致她害怕上班。离职前，她向单位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过情况，但受到领导和相关部门打压。最终结果是，她无奈离职;银行方面虽认定情况属实，但对关某的处罚轻描淡写：个人做深刻检查，暂时停职并停发季度奖金。

有学者曾对27名性骚扰受害者做了访谈式调研，发现其中16名受害者向单位报告了情况，但结果不理想：有的单位推卸责任、掩盖事实，有的单位甚至反而责备受害者。

还有一种性骚扰的维权更难，因为受害者是男性。男性经历性骚扰所承受的痛苦并不亚于女性。“中国白领私生活大调查”的数据显示，在百万年轻人中，有49%的男性承认遭遇过职场性骚扰。这个群体少有发声，即便发声也常遭调侃或忽视。因为以世俗的偏见，男性是强者，即便被骚扰也“不会吃亏”，他们甚至连同情都得不到，更别提维权了！

《民法典》界定了性骚扰概念，规定了用人单位的义务与责任，明确了男性也是受害对象，将成为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利器

《民法典》独立设立了人格权编，将性骚扰规定列入其中：“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體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第一千零一十条）该规定至少有三个突破：

一是界定了概念。劳动法专家刘福平解读，《民法典》中讲到的“言语”，是指以下流语言挑逗对方，向对方讲述个人的性经历、黄色笑话或色情文艺内容等;“肢体行为”包括故意触摸、碰撞、亲吻对方性敏感部位。另外，在工作场所等布置淫秽图片、广告等，使对方感到难堪也被认定为性骚扰。这就解决了过去难以界定“性骚扰”的问题。

2019年，刚大学毕业的丽丽到一家新媒体平台当记者。入职后带她的老师恰好是她的师兄，师兄对她非常热情，带她出去采访，不遗余力地指导她。但有一点让她很不舒服，就是师兄喜欢给她讲黄段子。开始是通过微信发黄色笑话、图片、小视频，丽丽假装没看见。后来师兄又当面给她讲，丽丽态度明确地予以制止，但师兄很坦然：“我又没做什么，不过是调节一下气氛嘛，你太敏感了。”的确，他除了讲黄段子，并没有实质性举动，丽丽很困惑：难道真是自己太敏感吗？

但根據《民法典》规定，讲黄段子“调节气氛”就是性骚扰，它首先“违背了他人的意愿”，其次是“以言语、文字、图像等方式”实施。根据新规定，丽丽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师兄问责，甚至可以依法要求单位介入处理。

二是规定了用人单位的义务与责任。《民法典》不但明确了企业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责任，而且将机关、学校列入职责范围，承担职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刘福平认为，该规定可以解释为，如果单位不采取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将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2020年6月，媒体报道广州某地女环卫工起诉环卫站站长性骚扰的案例，就很好地彰显了《民法典》的威力。4年前，受害人小黄和丈夫从老家来到广州打工，一起在某环卫站做环卫工。入职不久，小黄就开始被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发微信、打电话，甚至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等方式进行性骚扰。小黄很反感，但因怕自己和丈夫失去工作而不敢反抗，只是用心留下证据。4年后，忍无可忍的小黄将站长连同环卫单位一起告上了法庭。其所在单位迅速做出回应。目前，环卫站所在的街道已暂停当事人周某的职务，表示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长沙市律师协会监事长赵海洋表示，单位的义务应该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合理预防义务。通过建立适当、安全的工作环境，比如采用透明的玻璃墙，设置必要的摄像头，完善企业的规章制度，对性骚扰行为进行界定并列明典型行为，以及设置合理的调查投诉制度等。二是保护义务。企业一旦接到员工遭遇性骚扰的投诉，应第一时间开启调查机制，对加害人做出相应处罚，不能为了企业形象而无视员工求助。

三是明确男性也是受害对象。《民法典》对性骚扰受害者的表述是“他人”而非“妇女”，将原本单一的女性受害者扩大到“他人”，将男性也纳入了保护范围。

在一家公司做业务员的小陈，就曾长期被一名女客户“性骚扰”。女客户40多岁，长得很漂亮，而且很有钱。同事们对小陈有这样的“艳遇”都很羡慕，认为他傍上了金主。但小陈却对所谓的“金主”很害怕，怕她单独约他，更怕她请他喝酒。因为每次请他喝酒，对方都会借机“非礼”他。小陈曾向部门领导反映，请求换一名业务员为这个客户服务，可领导得知原因后笑得前仰后合：“人家有钱又有貌，你有这个艳福咋还不领情呢？哈哈哈……”领导揶揄的笑声让小陈感到屈辱。他想辞职，又舍不得这份工作，更咽不下这口气。他决定告对方性骚扰，可法官却对他说：“性骚扰一般都是针对妇女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说得清楚，弄不好人家反咬一口，说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呢！”小陈想不通：我明明是受害者，咋就没处讨公道呢？

但《民法典》实施后，小陈就可依据相关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无疑，《民法典》给了公众向性骚扰说“不”的底气。赵海洋提醒，要注意自我保护，如果碰到性骚扰要勇于发声;同时应注意自己的言行，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以防无意中对他人造成性骚扰。

〔编辑：冯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