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达明

任伯年（1840-1895）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他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1823-1896）、蒲华（1832-1911）乃至吴昌硕（1844-1927）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渭长，1823-1857）、任薰（阜长，1835-1893）、任颐（伯年）、任预（立凡，1854-1901），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

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这个看法，我自然是赞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任伯年人物画的时候，实际上又不能把他的人物画与他的花鸟画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在他的人物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花鸟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这两者可以说是一条道上的“双轨”，是同时并进的;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他进入成熟期后的花鸟画对其同时从未中断的人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甚至也牵涉对任伯年总体绘画成就的估量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