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纪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时提出要传播“闽东之光”，增强文化自信，以进一步发展闽东，振兴闽东。党的十九大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闽东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这是闽东人民文化自信之源。闽东区域文化具有极强的乡土性，闽东区域文化下闽东人的乡土情结较为浓厚。但是，在实践中，闽东区域文化自信存在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从乡土依恋的视角，探讨增强闽东区域文化自信，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闽东之光;区域文化;文化自信;乡土情结

中图分类号： G12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3003707

所谓文化自信，则是指人们对某种文化能够持续传承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并且能够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始终保持自身的比较优势所持有的坚信不移的态度。习近平同志在闽东工作期间提出传播 “闽东之光”来增强文化自信的想法，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闽东的信心。”可以说，“闽东之光”是我们的自信之源，通过多年的发展，闽东人在耕山牧海中建立起文化自信根基的“闽东样本”。多年来，宁德市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实施文化强市战略，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深入挖掘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弘扬闽东之光，打响宁德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自信，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不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相结合。文化资源利用和文化企业发展的地域界限由此被打破。闽东文化在各种外来文化的融入与融合中，一些优秀的区域特色文化将面临被边缘、衰落甚至消亡的危险。所以，近年来闽东重视区域文化的呼声不断高涨，有关区域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它不再是以前作家笔下的落后、愚昧的文化，而成为了闽东文化中最富活力的部分。党的十九大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于闽东来说，闽东的文化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如果没有了区域文化，闽东的文化自信将无从说起。

一、闽东区域文化的乡土性与闽东人的乡土依恋情结“闽东之光”，是习近平同志对闽东锦绣河山和灿烂文化的形象概括和生动比喻。他说，“什么是闽东之光呢？我想，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1]“闽东之光”是闽东人民自信之源，“闽东之光”是闽东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闽东独特的区域文化，这是闽东人民文化自信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所谓文化自信，则是指人们对某种文化能够持续传承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并且能够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始终保持自身的比较优势所持有的坚信不移的态度。要增强文化自信，就要在传播“闽东之光”中传播闽东独特的区域文化，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一）闽东区域文化的乡土性

区域文化是指一个特定区域的文化状况及其特性，区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区域内外各种文化因子交流融合与传承演化而逐渐形成的。每个区域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中有很多优秀精华的部分，是可以通过现代化创造，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区域文化是受特定的传统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影响。研究区域文化，对于实现文化自觉，加强文化建设，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与现实的矛盾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区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地域性，区域文化主要是在特定地域内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与当地的行政划分、物产、资源、经济、历史、气候情况等有一定的关系。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一方百姓创造一方文化”，而水土因素、自然环境状况对区域文化的影响更具决定性。

闽东是相对于闽西、闽北、闽南的地理概念。广义闽东包括福州市和宁德市两个地区，后来福州作为闽都独立出来之后，现今的闽东特指宁德市下辖的县（市）区。闽东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千百年来，闽东人在风的磨砺、雨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以“滴水穿石”为核心的闽东精神，古往今来，他们开山辟路，披荆斩棘，在耕山牧海的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浓郁特色的区域文化，如陈靖姑信俗文化、畲族文化、海洋文化、滩涂文化、养生文化、茶文化、商业文化等;有柘荣剪纸文化、霍童线狮文化、木拱廊桥文化、水密隔舱文化、戏曲文化等，这些都是闽东独特的区域文化。

不过，闽东的区域文化较难提炼。因为历史上，闽东的中心地由原来的霞浦、福安，再到现在的宁德（蕉城区）的转移，历经福宁州、福宁府、福安专区、宁德地区等，到2000年撤地建市，才形成现今的区划版图。加上闽东地理环境特点是三面靠山，较封闭，交通不便，流通较少，造成本区内的语言、文化、风俗、族群都具有差异性，所以，闽东区域文化其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但是，闽东区域文化也具有兼容性，闽东不仅有中原的移民文化，还有原来的土著文化，不仅有汉族文化，还有畲族文化以及客家文化。还有一些受浙南文化、闽北文化、福州文化浸染的文化。能够与其他区域文化区别开来的闽东文化是什么样呢？这里很难提炼出深度的共同性，但是，作为闽东区域文化，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乡土性。

首先，中国社会本身是具有乡土性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是以农耕自然经济为主，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其次，闽东地域性特别决定它的乡土性强。区域具有一定的等级体系，可以是几个国家，一个国家，或几个经济带，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乡镇。闽东作为地级市，属于接近基层乡土社會的层次，这也决定了闽东区域的乡土性强。

再加上闽东地理环境独特，闽东东面临海，三面环山，山地面积占全区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考古发掘表明，早在一至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闽东境内就有先民生息活动，百越族先民临溪、海而居，他们习惯于水上生活，捕捞水产食物，过着自给自足的农林牧渔的农耕生活。但是，闽东闭塞、封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交通不便，使得闽东人更多的是固守一方，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加上，闽东山高峻岭不易用兵，历史上受外来战争的影响小，社会相对安定，人们生活也较固定，较少外出迁徙。而闽东山多地少的地理特征，也决定了闽东先民要求得生存，必须大量开垦耕地。背海的农民则需要大量围海造田，虽然不富裕，但只要肯勤劳，还是可以生计的，因此，在这耕山牧海当中，慢慢地形成了闽东独特的区域文化，包括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民间传说、历史遗迹、宗教信仰等，大多是在乡土生活中形成的。这使得闽东的区域文化具有明显的乡土性。

如闽东的古建筑，无论是古民居、祖厅祠堂、道观寺庙，还是学堂书院，这些传统建筑，都是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当中，将日常生活的理念与建筑技术融合起来，造就风格各异、天人合一、宜居宜业的生存空间，具有浓厚的闽东地域特色，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二）闽东区域文化下闽东人的恋土情结

闽东区域文化具有乡土性，历史上闽东人的恋土情结特别浓厚。对故土的依恋，对家乡的怀恋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农业社会时期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成了“五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并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特性。但是，对于闽东人民来说，乡土，它不仅仅是人们生活依赖的土地，也不仅仅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那么简单，它是闽东人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归宿、感情的依托。这乡土的情结还是一种家乡故土的情结，本文所指的乡土情结更多的就是广义上的乡土情。

闽东人的恋土情结也与闽东的区域特点有关，闽东三面靠山，这三面山就如三道巨大的屏障，而闽东的海，一直到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设立温麻船屯后，闽东人才开始真正向海洋探索，他们或出海劳作，或围海造田，高山带来了封闭，他们就向海洋寻找出口，但无论如何日常生活劳作离不开乡土。明代方志学家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对闽东的民风民俗这样记载：“附山者事农桑，濒海者业渔盐。”[3]1自给自足乡土生活使得闽东的人民安于现状，朴实、专注，与世无争。宋代以后，福建沿海一带倭寇为患，为抗御倭寇的侵扰，对外通商受到影响，曾经的开放又走向了封闭，到了清代又奉行禁海政策，闽东便四面都封闭了。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本身是安土重迁，特别是在闽东这样的地理环境下，闽东人更加依赖那份土地，恋土情绪尤为浓厚。在闽东人的眼里，土地、乡土是他们的生命之源，是他们的依托与归宿。所以，他们更加害怕远行，正如明万历四十年编的《福宁州志》所记述的：“濒海者谋生于网罟，居山者作计于竹木，人情惮于离家，亦不善经商。”[3]2在闽东历史人物诗文中，也留下了大量闽东山水描写的诗句，其中流露出浓浓的乡土情。福安市溪潭乡廉村的薛令之，是福建省第一位进士，是第一个到朝庭做官的闽人，但是他却怀念家乡人的敦厚善良，怀念家乡的灵谷草堂，他怀着浓浓的乡愁写下了《草堂呤》的诗句。古田元末明初文学家张以宁，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乡愁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他的诗歌创作始终流露出浓浓的乡土情。他曾留滞江淮十年，思乡情切的他写下著名的《闽关水吟》：“安得湘弦写呜咽，弹作相思寄明月。”一直到20世纪初，门户开放之后，闽东人迫于生计出洋做工，但是他们那份乡土依恋情绪依然挥之不去，福海关年报中这样记述：“很少听到邻近地方有人移居外国，唯有一次组织的劳工出口发生于1906年，当时福宁和福安有几百人（270人）应雇去墨西哥的圣·露西利亚铜矿做工，不到一年人们又纷纷逃了回来。”[3]3

改革開放之初，闽东人的乡土情结依然浓厚，而现如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人们对乡土的依恋之情依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去古村落旅游，去寻找曾经生活在故土的感觉，追寻那份故土之情。课题组到屏南际头的农耕博物馆调查时，发现去参观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少游客络绎不绝，乡土之恋使得传统农耕文化魅力再次彰显光彩。现如今的乡土依恋不仅是农民对乡土的一种精神依赖，它还是离土的诗人和文学家情有独钟的浪漫情思，也是现代人对故土的依恋，对乡村自然生态的赞美，对乡土世界的人性追寻和眷恋。

二、构建闽东区域文化自信过程中的“四大焦虑”2017年，宁德市委、市政府提出“开发三都澳、建设新宁德”的目标任务，在这过程中，我们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展我们闽东区域文化，展现闽东的文化自信。但是，在实践中，闽东区域文化自信存在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首先就是它所的面临的“四大焦虑”。

（一）批判与逃离：区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断层

闽东的传统社会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在传统的礼治基础之上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具有乡土性的区域文化。近代以来，在文人的笔下，区域文化往往扮演起“愚昧”“落后”的角色，比如一些传统的习俗，一些民间信仰仪式，曾经人们对这些文化进行批判的时候，有着强烈的逃离这种文化的渴望。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文化，而这近二三十年来的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传承的年长者的逐渐逝去，知晓的人越来越少，这些区域文化在时代的潮流中，逐渐边缘化并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一些文化进化论者眼中认为，由于文化是一个内容相当庞大的集合体，所以当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不能适应整个文化对人需求方向产生的影响时，这类文化就很有可能被边缘化，也就是说，该类文化不再满足人的需求，并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从这个角度分析，具体文化的进化依赖于整个文化环境。闽东区域文化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中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区域文化的特性渐渐地衰弱，出现断层现象，如民间俗活动，像一些原生态传统活动，如地方戏、灯会、庙会等也日渐式微，一些传统的技术因为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没有当适合发展的整个文化环境，因此慢慢地衰弱。

在现代化冲击下区域文化的整体生态己经破碎，对于这种状况，进化论者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被历史淘汰似乎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新的、光明未来的开始，己经衰落的文化形态复活似乎是不现实的，也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冲突的。

（二）依恋与回归：区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反魅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记忆已越走越远，比如每年正月的迎神活动、踩高跷、地方戏曲等，地域文化的边缘化，造成了人们精神方面的空虚，闽东的地域文化是贴近我们生活的一种文化，但是，这种地域文化的消失，人们生活中的精神寄托似乎如漂浮的盐浮草，找不到牵连的土地，区域文化在记忆中已越走越远。由此，人们对于现代性生活与生活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人们在极力逃离这种文化，另一方面，人们在外漂泊之后回头，又眷恋故乡的文化，似乎缺少那份乡土情结，人在精神上找不到家园。

这几年，闽东通过对区域文化的传播，一些即将消失的文化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引起许多人的文化记忆。如，海风出版社出版的“宁德文明之光丛书”，宁德电视台与宁德全景传媒公司合作开设《闽东文化大观园》栏目，播出闽东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系列文化纪录片，《闽东日报》开设“乡土人文”版面，宁德市文广新局编纂“闽东之光——宁德历史文化丛书”等。一些已近消逝的区域文化，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眼前，闽东区域文化似乎看到了复兴之火在慢慢燃烧起来。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复兴都并非简单的复活，而是在复兴的过程中，这种文化空间获得新的生命活力，闽东区域文化的复兴包括这种文化生态的建设性恢复，包括传统记忆、群体认同和文化空间的重建。无论是闽东文化的传播能引起人们多少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无论这种文化能够让多少外出游子找回那种乡土情结，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地回到那个曾经的那个故乡，也不可能会回去了。因为现代性是不可逆转的，是无法回头的。人们仍然发现过去的故乡已不可有完整的存地。回归，也只是精神上的回归。这是我们闽东区域文化在现代性焦虑的另一种表现，这种焦虑比启蒙现代性的焦虑更为危险。

（三）解构与重构：区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与异化

闽东区域文化在重构过程中，也需要变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优秀文化，更不能进行简单的复原，而是需要性的发展，重构成现代化背景下的新文化。为了区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上日程，特别是闽东一些独特的区域文化全国绝无仅有。这几年，宁德非遗申请硕果累累，每年都会新增一批，非遗项目当中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的色彩及浓厚的乡土性，如古田临水宫请接香接火仪俗、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宁德畲族三月三节俗、民间山歌等。

总体上，现在各级政府都意识到闽东区域文化复兴的价值所在，但在复兴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固态的修复。如这几年，宁德花巨资通过传统村落的保护，美丽乡村的建设，投放资金进行对破损官道、城墙、码头、古民居、祠堂等建筑进行修缮。但是，这种地方政府对区域文化的复兴，更多是搞旅游开发，并没有真正解决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而是将它商业化，更不是真正地进行重构与发展。这种重点放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活态的保护关注不够，或许大部分地方政府对此类活动的真正动机，是以文化遗产的名义，做响文化品牌，争取中央财政支持，打造旅游产品，增加地方收入。人们仍然无法实现精神上的回归，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回归终究不是现代性社会的终极目标和归宿，这本质是我们相关人事对文化自觉的认识不够，激发文化自信方面就会显得无力。

（四）失知与失觉：重构文化自信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

文化自信首先得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文化自觉应该是大众的，这一概念首先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取向。”[4]闽东人的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应具备了解闽东文化，对闽东文化的本质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闽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闽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力量。只有闽东人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的意識，才有建立文化自信的动力，尤其是闽东的区域文化，能够真正认知闽东独特区域文化的人，才能真正树立闽东的文化自信。

但是，在现代化的环境下，人们对自身文化失觉的现象却十分严重，人们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或许了解些，但对自身的闽东区域特色的文化未必了解。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相当部分甚至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闽东本地人，对我们区域的文化一知半解，传承更是谈不上了。特别是闽东区域独特文化中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民俗、习俗、习惯、信仰逐渐消失。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对自身的文化反而感觉不明显，而对于自身的文化失觉，就认识不到自身的文化之美。

三、乡土依恋视角下闽东区域文化自信的构建不管闽东区域文化如何变化，它还是受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并逐渐形成稳固的文化形貌。我们在日常语言、民俗、习惯以及生产生活中多多少少都有区域文化的存在，只是人们没有去认真感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对自己所在的区域文化还是有着强烈的情感，历史长河滔滔不绝，会带走一些旧的，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但是，带不走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那份浓浓的乡土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外出移民，即使在当地落地生根，但还在坚守着自己原来的文化。从宁德到上海，到西安等地的一些乡人，还会自觉地保持着闽东某些文化习俗，这种区域文化的延伸状态显示了闽东区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已证明，现代化的发展，安土重迁的观念被打破，但是，人们的情感归属还在那片乡土，这是他们文化自信的源泉，这也说明以乡土依恋为视角，加强区域文化自信的可行性。

（一）立足乡土依恋，增加文化认同，强化区域文化自信

要增强闽东的文化自信，首先要人们知道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源于何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虽然经济上贫困，人们精神上是很强大的，文化的认同其实是一种心理需求，就是寻求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归属感”，“这种新型归属感不是基于共同体内人们族裔世系的一致性，而是通过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理建构，营造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5] 之区域文化，是特定区域的大众共同的文化，极易产生文化认同，引起共鸣，同时给人以乡情归属感。即使是那些在外漂泊的游子，就如沈从文当年到北京，一直无法融入北京的文化圈子，使他产生了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情感偏向，他故乡的湘西文化反成了他精神上的寄托。

如今，闽东区域文化成了许多游子魂归梦里的精神寄托。如闽东的地方传说、民间艺术、风物名产、民俗风情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文化记忆，通过一些活动的开展就把这种历史情感给激发出来，强化人们的文化认同，如各地举办的恳亲会就是基于血缘基础上区域文化的认同;再如各地的民俗活动、祭祖活动、祭祀活动等，可以反映出区域文化还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可以反映出人们对故土文化有强大的情感依恋。每一次乡土依恋情结在大型文化活动中就会爆发出来，那种文化认同就会加强，就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人们在那时，对自己的文化表现出了非常自信的一面，如陈靖姑金身巡游台湾、陈靖姑文化节、三月三畲族文化节、闽东茶文化节等。我们需要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加强闽东人的文化认同，强化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

（二）立足乡土依恋，鼓励 “返乡”潮，激活区域文化自信

现代化以来，人们对故乡的感情，经历了逃离、依恋与返乡的过程，在经历的逃离之后，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士先开始了“文化自觉”，他们都经历了去外地寻求发展之后，开始返乡，做一些与家乡文化与关的项目。当然，这种“文化自觉”的意识还是小小的萌芽，但这是点燃区域文化重生的星星之火。

在闽东旅游产业中，区域文化比较浓厚的地方往往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回乡经营文化旅游的就有一类人是因为对乡土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这本身就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发现这个自己从小熟悉、依恋的地方，带着深厚地域文化气息的地方现在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还成为城市人所向往的心灵归属地，这种感觉会强化人们的自我认同意识，他们自觉参加了闽东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行为。屏南的“文创”活动，不仅有本地的年轻画家，还有众多的外地艺术家、画家，他们的到来，为油画艺术实践者们增添了新鲜的血液。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艺术家，还有美术高校的老师、学生，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艺术理念、艺术思想，还有新的经营理念与生活方式，他们为屏南的文化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这些返乡人士都是对区域文化的先知先觉，他们的行为对当地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激活十分重要。文化自觉是“对各自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传统、特色，并且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6]。通过这些返乡人士的努力，激活区域文化，让原住民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自豪感，引发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强化文化自信。由此，应对区域文化从业者给予尊重与荣誉，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氛围。对这类“返乡”的艺术家或是实践者给予尊重最重要，让他们具有发自内心的“荣誉感”是闽东区域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立足乡土依恋，引导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闽东区域文化可以复兴，但是也没必要全部复兴。因为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而言，闽东区域文化中有不适应我们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部分，在现代化生活方式下，我们没有必要再度强化那份“乡土性”，在现代化语境下，闽东区域文化不可以封闭自我，要么随之现代转型，要在现代化中支离破碎。

1.闽东区域文化的神圣性和世俗化

闽东区域文化的神圣性和世俗化这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这关乎在现代化中如何转化的问题。如传统文化中的傩仪由天子所命的庄严祭祀，渐变发展到民间，不断地演变发展，经历了逐疫、酬神、世俗化三个阶段，这种世俗化的转换，依然具有它作为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区域文化记忆，不是单纯复制与延续，是一个与现代化转型相伴的重构的过程。有些区域文化，在现代化中进行记忆的重构与延续，虽然与原来的有所不同，但由于对乡土的依恋之情，人们乐于接受，也未尝不可。比如，屏南寿山降龙村每年正月初五都会在祠堂举行仪式，祭祀摩尼光佛，村里还保存了一些珍贵古籍，包括摩尼光佛教义、印章、祭祀奏本等。而前几年关于明朝皇帝朱允炆落难宁德上金贝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也有不少专家进行论证过，但是，在降龙村，在村民的模糊的记忆中，降龙村被描述成朱允炆的最后落难之地，其重构了降龙村的集体记忆。虽然具有虚构的色彩，但是他们把“朱允炆”“降龙”“摩尼教”三个关键词给联系起来，增强了故事的可能性，而摩尼光佛信仰习俗又增强了它的神秘性，成为村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这种被重构的民俗活动、集体记忆，无不源于民众心灵的需要，有的还进一步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钟宗宪亦曾谈到，民众的动机与心态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真假问题，应该不存在好坏之处，所以，不必拘泥于真与假，关键是文化心理层面认同与否的问题。无论人们是批评或是赞同，一些区域文化中的民俗活动己成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情感依据。也就是说，闽东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无论是何种方式，需要作为文化真正的传承者在心里的认知、认同、接受，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对自己文化自信。

2.强化闽东区域文化自信的主体性参与

文化自信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基于主体的参与性，指鼓励主体要相信自己、要有一种主人翁的心理状态;二是基于文化自身基本內容的，既指因文化独特而自信，更指因文化强大而自信。闽东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千百年来，闽东人勤劳勇敢，锐意进取，一路垦荒殖业、构筑家园的过程中，创造无数的闽东特色文化，这是闽东的光彩。我们一方面要宣传闽东区域文化，让更多的人知晓，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当然，对闽东文化的认识，不能只停滞于表面化、功利化，而应深入挖掘，发扬光大，让人们看到闽东有如此文化，有何理由不去自信？另一方面，就要发扬闽东人的主人翁精神，闽东区域文化是历代闽东人智慧的结晶，闽东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需要闽东人的积极参与。而这方面，更需要当地政府加以引导，各种文化活动要更加接地气，要充分调动闽东人民的积极性，参与到活动中来。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会进一步增强心理认知、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在这同时，要鼓励人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人的文化需求是多方面的，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文化需求，北京市朝阳区皮村的打工者自己创办了一个打工博物馆，建设了新工人剧场，并每年举办一次“打工者艺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汇聚一堂，讨论关于打工群体的话题。现代人的诉求不仅是物质层面，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需要在精神与价值层面的自我肯定。当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得到关注的时候，他们的主体意识才容易被激发出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23.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

[3]缪品枚.宁德风情[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

[4]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5]任军峰.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3.

[6]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360.

The Local Attachment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Mindong

CHEN Shuji

（Ningd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de Fujian352199，China）

Abstract：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lustre of Mindong”and strengthened peoples cultural confidence for the local development when he was in Mindong. At the Nine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was taken as the important power of our country and nation. Mindong has an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Which is the sour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Mindongs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provides  Mindong people with a strong local complex. However，there still exists lots of problems to build Mindongs cultural confidence. Its viable to explores Mingdong reg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attachment.

Key words：  the lustre of Mindong; reg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local complex

编辑：黄航第28卷第3期2020年5月成都理工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Vol.28No.3May，2020

DOI：10.3969/j.issn.16720539.2020.03.008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张渝，等：黑格尔自由意志三个环节的内涵

收稿日期：20191015

作者简介：张渝（1990-），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王永生（1966-），男，安徽枞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