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对生活的意义，在于如何去发现美，在生活中去寻找“美的瞬间”；重建和探询生活的美好意义，与各种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世纪末情绪”抗争，成为作家的责任和初心。“美的瞬间”常系于命运中的偶然性，生活中充满各种可能。文学的功用，即在于能够使人发现许多大言不惭的虚妄，洞察世事的玄妙，感悟生命的真谛，增长从容的智慧。

关键词： 文学的智慧；美的瞬间；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3-0004-04

一、美的存在与发现

一场大疫夺去了一些活生生的人命，使一直感觉岁月静好的人们突然意识到活着的不易。大疫过后，生活在渐渐回归从前的热闹。于是，那个老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怎么活得好一些？“天天向上”不仅是童年的上进心，其实也是毕生的追求吧。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过好每一天？在《美的存在与发现》一文中，作者川端康成以那么灵光四射的语言讲述了他某个清晨“在玻璃杯这种无价值的一般的东西上发现日辉、天光、海色和绿林”的美好体验，读后印象深刻，至今不忘。因此笔者也学会了留意从普通事物中发现美的光彩。中国作家张承志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那篇很有诗意和隽永哲理意味的小说《绿夜》，作品的主题就是发现“美丽瞬间”。即使是在黑夜中，一盏灯也能照亮苦闷者的心境，使黑夜变成诗意盎然的绿夜。“抓住生活中的那瞬间的美”这一句，一下子使人过目不忘。不知道张承志写《绿夜》前是否读过川端康成的《美的存在与发现》，但两位作家在发现“美丽瞬间”方面的息息相通一目了然。后来，张承志还写过一个短篇《美丽瞬间》，里面也闪烁过同样令人神往的文字：“人生能有这样的一瞬是不容易的……人也许不但应该记着生活中的艰难，更应该记着体验过的美好。”这样的体验与川端康成发现玻璃杯的精美可谓心心相印：努力在人生的道路上去发现那些不为人知的美丽瞬间。也许，人生大部分的时光都平淡无奇，甚至常常充满了各种烦恼，然而即便是这样，也不时会有一些美丽瞬间不期而至吧——从好朋友之间的生日聚会到心中萌生出初恋的甜蜜，从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得到一笔喜出望外的奖学金，从如愿以偿收到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直至一不小心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网红……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生活中那些不时闪现的“美丽瞬间”已经赋予了世界以喜庆的意义。

自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以后，各种虚无主义思潮汇成为令人沮丧的末世情绪，如瘟疫般久久盘旋。于是，如何与末世情绪抗争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当代中国作家中，汪曾祺的怀旧温情，王蒙的幽默睿智，张承志的浪迹天涯，史铁生的宗教情怀，王安忆、阿城、池莉的平民活法，韩少功的田园梦想，迟子建的情系故乡……都以各自的风采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虚无主义流行的年代，如何探询、重建生活的美好意义？人不可能长久沉浸在灰暗的情绪中。就连一直在“绝望中抗战”的鲁迅不是也写出了温馨可人的《朝花夕拾》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美能拯救世界。”另一位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为人类而艺术》中就引用过这句话。中国教育家蔡元培也曾经倡导过“以美育代宗教”。这些耐人寻味的深刻思想，在当代文坛上也产生了此起彼伏的回声，令人感动。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在解决了温饱以后，稍有闲暇就沉浸于发现美、收藏美、创造美、宣传美的各种活动中，那一种活得有滋有味的“正能量”，值得记录，值得弘扬。而作家在与创作的灵感邂逅时的那份欣喜，也是一种常在的美的体验吧！

二、“美丽瞬间”的产生常常系于偶然

“美丽瞬间”的产生常常系于偶然。当代人常用“惊喜”一词形容那些不期而至的“美丽瞬间”，就昭示了“美丽瞬间”的偶然与突如其来。这与从前的人们习惯于经历了长期的劳作后收获欣喜、经过了长途跋涉后抵达目的地的欢呼很不一样。是的，当代生活的光怪陆离使得大家常常期待那些“美丽瞬间”的突然降临——从买彩票中大奖那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到无意间与有缘人一见钟情。

巴尔扎克的创作诀窍如是说：“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1]这句名言与中国文学传统中“无巧不成书”的说法不谋而合，是文学创作的经验之谈。民间广为流传的那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的也是偶然的不可思议。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那部引人入胜的哲理小说《地下室手记》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历史是不合理性的。因为很多哲人常常会在生命结束时背叛自己。这样的思考不同于历史充满必然的说法，足以唤起人们去注意层出不穷的偶然事件，感悟历史与生活的高深莫测、变化无穷。

联系到对许多中国作家影响巨大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名言：“我们管千百个变化不定的原因的无限运作叫做命运。”的确，尤其是当代，快节奏的生活充满太多的偶然，特别是太多充满悲剧意味的偶然，使人们越来越对世界心存疑惧。当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宅”，读书、看电影也越来越带上浓郁的“奇幻”色彩，从“武侠热”“穿越热” “科幻热”到“恐怖片”， 显然与此有关。

有趣的是，中国作家中不乏在带有喜剧意味的偶然故事中点化命运玄机的佳作。例如马原，他就在“新潮文学热”中说过：“我喜欢纯粹意义上的偶然性，生活的不可逆料就属于这种偶然。”[2]他的小说《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中就揭示了“事情是极偶然发生”的命运玄机。他的“西藏故事”写在西藏的寻幽探奇，揭示偶然的诡异、命运的神秘，给人以一种洒脱感，而不似博尔赫斯的小说充满烟云般的虚无感，當然与他的个性有关，也与他对于偶然改变一切的人生感悟有关。既然生活充满偶然，当然就意味着“什么都是可能的”。因此就没有必要绝望吧！人尽可以期待困境的转化、命运的改变。正所谓：逢凶化吉，否极泰来。

还有乔良的长征题材小说《灵旗》，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特别引人注目。小说通过对于长征路上“湘江之战”的描写，揭示了历史的偶然：“一切都是偶然。谁能说红军注定有一小半人要从那铁桶般的钳制下脱身？一切又都是必然。既然事实如此，那不等于说，红军注定会逃过这场劫难而最后获得成功？”历史是混沌的。在过来人的眼中，常常既充满偶然，又显示出必然，在两者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天意从来高难问”，是人们谈论历史时常常各执一辞、留下许多不解之谜的深长感慨。

无独有偶。徐贵祥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写历史的阴差阳错，也凸显了命运变化系于偶然的哲理意义。

再看余华的“仿武侠小说”《鲜血梅花》。一个看似无能的弱者也会在变化无常的命运迷宫中几经波折，鬼使神差地达到了匪夷所思的人生目标，可见偶然足以带给人好运气。因此，《鲜血梅花》不仅成功“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而且将一个看似绝望的主题写出了喜剧的亮色：“迷宫”“偶然”“神秘”有时也通向“希望”和“成功”。余华的作品，总体的格调是阴暗、低沉的，但《鲜血梅花》是少见的例外。

而知青出身的史铁生不是也在他的《务虚笔记》中写到了命运之门吗？“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结果就会大不一样。”“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这两个世界甚至永远不会相交……”命运这般无常，人生如此奇妙。佛家讲“佛魔一念间”。多少人为善作恶常常就在一念之间。那一念便系于偶然。而作家则用了“门”这个意象去感慨偶然的难以捉摸又命中注定——推理小说之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封笔之作不就题为《命运之门》吗？而《务虚笔记》也揭示了那一代人坎坷而多变的命运。生活充满各种可能。选择常常看似偶然却引出一系列的必然。多少人能问心无愧地说出“青春无悔”？事过境迁以后，为什么常常会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假如生活重新开始”“如果一切从头再来”的叹息与悔恨？只是，史铁生善于将经历的苦难化作浩大的哲思。在他看来，所有的经历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没什么可抱怨的。至此，当代作家已经将偶然之思提升到绵绵无尽的人生哲学的高度。只是每一代人都是要到中年过后才恍然有所悟，而且一切都木已成舟——偶然已成必然。有诗为证：“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哲学热”（从“萨特热”“康德热”“卢梭热”“尼采热”到“新儒家热”）中，众说纷纭的热烈讨论带来了多元化的清新空气也带来了新的困惑。因此才有了“跟着感觉走”的新风气。当今的人们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更倾向于“浮躁”“任性”“狂欢”，就足以表明这一转向势不可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思考”显然已经被“感觉”悄悄代替。然而，哲学、哲理并不曾离我们远去。在发现“美丽瞬间”的感悟中，我们就体会到了文学的智慧——

《红楼梦》中“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主题，是多少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的真切写照！可尽管如此，仍然有多少人在自强不息、天天向上，开拓着自己的奋斗道路。在人们习惯了负重前行，总觉得生命中有太多不可承受之重时，米兰·昆德拉却写下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发人深思。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太放纵的轻松其实与无限悔恨猝然相联！《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提示，闪烁着命运无常的智慧，因此就永远也不要绝望，同时也需要警惕轻狂。这样的洞见与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笑谈，与曾国藩“不信书，信运气”的遗言都息息相通。其中有常青的人生智慧。所以说，文学有什么用？能够使人发现许多大言不惭的虚妄，洞察世事的玄妙，感悟生命的真谛，增长从容的智慧，可谓受益无穷。

就像王安石那两句诗写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参考文献：

[1]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许振强，马原.关于《冈底斯的诱惑》的对话[J].当代作家评论，1985， （5）.

名家简介

樊星，男，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爾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武汉市文联副主席。

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曾于1998年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于2001年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于2003年获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于200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武汉大学“十佳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