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凡

摘 要： 凌廷堪《论曲绝句》认为《鸣凤记》过于拘泥于历史真实，有悖于戏曲本真。通过将《鸣凤记》中所涉史实与史书进行对比，可以發现无论是在单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具体情节的安排还是全戏时间脉络的设置上，都与正史有着较大差异，可以看出《鸣凤记》的作者并非一味求真。在对《鸣凤记》的史传笔法进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该剧作者不但没有事必求真，拘于史实，还在有限的空间内对历史进行了大量地加工。结合凌廷堪戏曲理论著作中流露出的崇元曲、贱传奇的复古倾向，参考他对其他戏曲的评价，认为凌廷堪对于《鸣凤记》的苛责是有失公允的。

关键词：《 鸣凤记》；凌廷堪；《论曲绝句》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2-0018-04

清人凌廷堪在《论曲绝句》中对于如何处理戏曲历史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有所涉及，所谓“若使硁硁征史传，元人格律逐飞蓬”。

他认为对待戏曲首先要“明其为戏”，不必征之于史书，他明确指出创作者不应将戏曲与史实的“无隙可指”作为单一的评判标准。

如章学诚《丙辰札记》所说：“全实则死，全虚则诞。”历代小说、戏曲中最具生命力的往往是能够实现艺术与现实完美融合的作品。

纵观凌廷堪三十二首论曲绝句可知，其曲学观点较为开放，确有可取之处。他在“明其为戏”的基础上，对元明清三代戏曲作品广泛品评，不乏精当之语，却也有片面之处。

其中第十七首：“弇州碧管传《鸣凤》，少白乌丝述《浣纱》。事必求真文必丽，误将剪彩当春花。”认为《鸣凤记》拘泥历史真实，有悖戏曲本真。

通过将《鸣凤记》中所涉史实与史书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单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具体情节的安排还是全戏时间脉络的设置上，都与正史有着很大差异，可以看出《鸣凤记》的作者并非一味求真。

探究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对于更好地理解《鸣凤记》的创作思路，正确看待凌廷堪《论曲绝句》及其曲学观念大有裨益。

一、《鸣凤记》之史实考辨

郭英德认为《鸣凤记》：“以千钧笔力塑造了一批前仆后继与严氏集团进行殊死斗争的忠臣义士。”揭示了全剧的故事主线与主要人物。与严党的斗争贯穿了嘉靖朝后期近二十年，所涉人物驳杂，《鸣凤记》中的主要人物就有“双忠八义”、严氏父子及其犬牙十数人等。受篇幅所限，难以对其人物、史实一一梳理。下文将从剧中关键人物与其历史原型的比较，戏剧情节与史传记载的差异以及时间脉络上的虚构嫁接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夏言作为《鸣凤记》中“双忠”之一，自《夏公命将》出场以来便是一副心忧国事，一心只为收复河套失地的贤相做派，第六出《二相争朝》上场时更是将“志存报国，力恢河套”的唱词挂在嘴上，在与严嵩争辩的过程中始终表现得刚正不阿，可谓全忠全节的治世能臣，与严嵩一味迎合君王的奸相嘴脸形成鲜明对比。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南宫奏稿”条载可知：

（言）后以主复河套，为严嵩所构，坐与曾铣交关，弃市。隆庆初，追复原官，谥文愍。事迹具《明史》本传。言初以才器受知世宗，而柄用之后，志骄气溢，傲愎自专，卒以致败，其事业殊无可称。

夏言因主张收复河套一事为严嵩所构陷，其人恃宠而骄，刚愎自用，治国更是“殊无可称”。其处世方式与宦官“一旦擢高官，恃君恩独掌朝权，况他性存刚愎把汝被土视尘看”的背后攻讦一致，《明史》不仅记载夏言“久贵用事，家富厚，服用豪奢”，还认为夏言力主收复河套有着“思建立不世之功”的政治目的。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对于《鸣凤记》中夏言的形象有较为深刻的判断：

桂洲居相位时，亦复贪婪倨傲，原非贤佐。不过为分宜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悯之。今《鸣凤记》演《河套》剧，居然黄发老臣，可与葛氏、姚、宋并列者，亦未免过褒也。

可见与凌廷堪同时的昭梿已经意识到《鸣凤记》的创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并非还原历史，而是根据需要对人物进行了艺术加工，使人物更具典型性。如果说剧中的夏言比史书上的更加光彩照人是因为传奇创作者受个人认知所限，无意为之。那么《鸣凤记》中另一重要角色郭希颜的形象与史实出入之大，就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创造。

郭希颜是剧中关键角色邹应龙、林润之师，是二人的精神向导。他不仅学识出众，“经学忝魁江右”，还不顾自身仕途搭救被陷害的易洪器，上疏弹劾严嵩，最终死于严党之手。史书中的郭希颜却远不如角色光彩。《明史》并无郭希颜本传，他被记入史书与两件事有关：一是嘉靖二十三年四月上疏请立四亲庙，一是嘉靖三十九年上《安储疏》触怒嘉靖。二者都是嘉靖朝重大的政治风波，史书俱载，兹不赘述。《曲海总目提要》对郭希颜上疏请立四亲庙一事有载：

九庙灾，廷臣议庙制，请复同堂异室之旧。希颜见张璁、夏言辈以议礼骤贵，心揣帝意，欲崇私亲而薄孝、武二帝，乃独请建四庙祀高、曾、祖、考，斥孝、武二宗别祀。疏出，举朝大骇。礼部尚书张璧等斥希颜悖戾，议终不用。希颜由是得罪清议。

“议礼”初期张璁、夏言因支持嘉靖，深得皇帝信任，得以晋升。郭希颜上疏的目的也是希望凭借恭迎上意获得升迁。这一投机行为虽换来嘉靖短暂的青睐，却也得罪了言官群体以致罢官，《鸣凤记》中郭希颜则是因弹劾严嵩而罢官。至于其死因更是无中生有，嘉靖三十九年，闲居在家的郭希颜上《安储疏》，希望嘉靖妥善处理储君事宜。此举并非忠臣直谏，而是又一次投机。《曲海总目提要》评论此事：“无故上书，用自取死。非由嵩作，传奇中未免恶皆归焉。”即便隆庆皇帝即位后为郭希颜平反，后人对他评价也并未转变。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恤赠谏官之谬”条评价郭希颜：“隆庆登极恩诏，恤录故臣，以建言被僇为第一等，以故中允郭希颜遂与员外杨继盛并列。既而郭赠翰林光学，以词林故事也，而赞善罗洪先、修撰杨慎止得光禄少卿。希颜何如人，乃出罗杨上耶？”

可见真实的郭希颜是一个为人所不耻的投机者。《鸣凤记》的作者大抵是因为隆庆即位后的平反将郭希颜与杨继盛并列，由此认为郭希颜是因谏言获罪的忠臣。创作于万历初年的《鸣凤记》，在处理郭希颜这一人物时不仅没有“事必求真”，反而与史实相去甚远。

除人物与历史原型差异较大外，《鸣凤记》在具体情节的设置上也并未处处与史实相合。从第三十六出邹应龙上疏弹劾严嵩前的自白：

下官监察御史邹应龙是也。巡视边卫，复命还朝，可耐严嵩父子浊乱朝政，杀戮忠良，且闻他私自票本，口传圣旨，为此谏官多受其害。今日下官将他罪恶，一一条陈。必要痛哭君前，感动天听。倘有不虞，何惜一死。

可知邹应龙上疏之时，严党气焰滔天，他是抱着必死之心的。而据《明史》记载，邹应龙上疏之时严嵩圣眷已弱：“严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辄得祸，相戒莫敢言。而应龙知帝眷已潜移，其子世蕃益贪纵，可攻而去也。”

邹应龙是在看清政治形势之后，谨慎挑选了严世蕃作为其弹劾的对象。且邹应龙在嘉靖帝下手札“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之后深感自危，并不如《鸣凤记》中这般一往无前。《鸣凤记》中的邹应龙上疏的经过明显经过了作者的加工，用以刻画其不畏强权的忠臣形象。

学界对《鸣凤记》作者及其创作年代未有定论，故而难以判断《鸣凤记》的时间线索是否是作者有意为之。然而剧中存在若干细节之处在时间上与歷史不符却是不能忽略的。如第四十一出最末特意交代了“皇明圣治称嘉靖，遇明良喜起同声，始信朝阳有凤鸣”，点明是嘉靖帝颁布了为忠臣平反的诏书。

然而诏书中“故相夏言追赠紫金光禄大夫，仍赐遗腹子袭荫。曾铣、郭希颜并赠荣禄大夫。杨继盛谥忠愍太中大夫，妻刘氏赠节义淑人”却发生在隆庆年间。郭希颜、杨继盛其事见前文所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恤赠谏官之谬”条。至于夏言与曾铣《明史》均有详述。《明史·夏言传》载：“隆庆初，其家上书白冤状，诏复其官，赐祭葬，谥文愍。”

《明史·曾铣传》载：“隆庆初，给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问讼铣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识与不识，痛悼至今。诏赠兵部尚书，谥襄愍。万历中，从御史周磐请，建祠陕西。”

作者将发生在隆庆、万历朝的事情移植到嘉靖朝，既顾全了嘉靖帝的形象，也符合《鸣凤记》惩恶扬善的道德导向，可见作者的创作并非以史为准，而是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加工，使人物与史实为剧作的感染力服务。

二、《鸣凤记》之史传笔法

凌廷堪认为《鸣凤记》是“事必求真”之作，与剧作本身的题材及其运用的史传笔法也有一定的关系。郑振铎说：“传奇写惯了的是儿女英雄，悲欢离合，至于用来写国家大事、政治消息，则《鸣凤》首为嚆矢。”

作为时事剧发轫的《鸣凤记》相较于其他传奇故事，更加注重所述事件本身的传播，独特的创作目的使得作者必须尊重基本史实。相较于凌廷堪《论曲绝句》第十二、十五首提及的于史无凭的元杂剧《王粲登楼》《梅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鸣凤记》本身就带有更强的真实性，所谓的“事必求真”是其题材决定的。

除此之外，《鸣凤记》借鉴史传文学的笔法，使得作品的观感与史书相近。其中较常出现的是从《史记》中借鉴而来的互见法以及对于《左传》叙事艺术的学习。

《鸣凤记》展现的是嘉靖朝忠臣志士反抗严党的全过程，所涉人物众多，情节线索复杂，难以单独呈现。因此在交代很多角色的处境时，往往采用互见法，例如作者对于郭希颜事迹的处理，并没有单独篇幅的呈现，而是将郭希颜融入到描写其他人物的场景中去，第二出《邹林游学》、第二十三出《拜谒忠灵》、第三十二出《易生避难》主要描写的对象是邹应龙、林润、易弘器，郭希颜起到的只是连接三人行迹的作用。在交代郭希颜全剧最重要活动“上本诤谏”的时，也只是在对话中一语带过。整出戏主要还是讲如何搭救易弘器，然而郭希颜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他其后命运走向都在三言两语之中交代清楚。

钱钟书曾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末蘧过也。”《左传》在叙事写人上往往使用详尽、生动的细节，为事件增加大量的情节，即小说化的属辞比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君一事，《春秋》只有“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一句，《左传》则增加了大量的情节，将弑君之事刻画得极其生动。《鸣凤记》也借鉴了这种手法。第五出杨继盛拜见赵文华时，有一段关于茶的对话尤为精彩：

【喫茶介、丑】杨先生，这茶是严东楼见惠的，何如？【生】茶便好，只是不香。【丑】香便不香，到有滋味。【生】恐怕这滋味不久远。

《曲海总目提要》评价吃茶片段：“此剧所演多系实迹，继盛晤、赵文华借吃茶讽切，乃是增饰未尝有此事。”虽无此事发生，但从杨、赵二人因吃茶这一小事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二人对于严党态度的差异，忠奸自然相形。

同样的手法在第十四出中也有运用，杨继盛在上疏前遇到祖先显灵，这一情节明显是作者编造附会而成，且不说这一情节所蕴含的迷信色彩，果有其事，也并非发生在杨继盛身上。《明史·蒋钦传》载：“方钦属草时，灯下微闻鬼声。钦念疏上且掇奇祸，此殆先人之灵欲吾寝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何厉声以告。言未已，声出壁间，益悽怆。钦叹曰：‘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复坐，奋笔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声遂止。”显然，作者是将蒋钦之事嫁接到杨继盛身上，以凸显杨继盛的义无反顾，剧作的感染力更强。

三、凌廷堪之复古主张

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认为：“剧戏之道，出之贵实，用之贵虚。”强调创作既要忠于史实，也要充分发挥艺术创作。正如王骥德所提倡的，《鸣凤记》在创作中并非以史为纲，而是“有意驾虚”，对历史人物进行调整，并借助史传笔法丰富剧作细节，使观众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然凌廷堪仍认为《鸣凤记》是“事必求真”，对其提出批评。综合其作《论词绝句》三十二首及《与程时斋论曲书》所流露出的“宗元”倾向，不难看出凌廷堪戏曲史观中的复古意识。

凌廷堪在《论曲绝句》中多次赞扬元杂剧和北曲，而对明朝传奇作品评价不高。绝句第二十六首：“前腔原不比幺篇，南北谁教一样传。若把笙簧较弦索，东嘉词好竟徒然。”认为《琵琶记》也无法与北曲中的末流相比。这种倾向在《与程时斋论曲书》中体现地更加明显：

自明以来，家操楚调，户擅吴歈，南曲浸盛，而北曲微矣。虽然，北曲以微而存，南曲以盛而亡……若夫南曲之多，不可胜计，握管者类皆文辞之士……

于是悍然下笔，漫然成篇，或诩秾艳，或矜考据，谓之为诗也可，谓之为词亦可，即谓之为文亦无不可，独谓之为曲则不可。前明一代，仅存饩羊者，周宪王、陈秋碧及吾家初成数公耳。他将元曲是为戏曲的典范，南戏、传奇这些戏曲体式体格代降，认为元曲虽面临着式微的现状却足以生存，而南戏、传奇的兴盛却会走向消亡。同时他还认为同代的戏曲创作已经“不可救药”，并为其提供了取法元人的解决办法。

凌廷堪的戏曲批评指向现實创作。他想要纠正戏曲创作的风气，在品评中难免会矫枉过正。凌廷堪推崇元曲，加之对传奇抱有成见，在品评作品时自然就有失公允。他甚至认为《牡丹亭》远不如汤显祖为数不多的北曲。因此《论曲绝句》中对《鸣凤记》的品评失当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语

诗分唐宋，世人独尊唐诗，而少识宋诗之妙。凌廷堪《论曲绝句》苛责《鸣凤记》背离戏曲文体，正是因其崇元曲，贬传奇的观念太过强烈。作为时事剧发轫的《鸣凤记》在结构和具体情节的设置上确有缺陷，并非一流作品。但整体来看，作者有意凸显史实本身，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并非考据史料所成。

凌廷堪不满当时戏曲创作中矜于考据的风气，未能认识到《鸣凤记》一剧对戏曲题材的开拓，批评其“事必求真”是有失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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