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过岁月、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则是大姐人生路上最不可缺少的拐杖。教书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块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而病从她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浸染过的浑流。

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大姐在病床上疼痛时不绝于耳的哭声。大姐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疼痛。大姐躺在光线昏暗的屋里，一家人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发愁，大姐穿透墙壁的每一声尖叫都深深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苍白。大姐所患何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在乡村是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已是三番五次。

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从未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我们家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熬过的红枣吃，大姐便抓了几颗红枣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再给他。”大姐便把那红枣擎在空中不动。我最终也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至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了家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