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翔 烁渊

1969年，金果临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他受英语课本上简单的两句话“I Love Beijing，I Love Tiananmen”启发，有感而发写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词，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普通孩子对天安门的热爱。他的堂姐金月苓，当时是上海玻璃厂的一名女工，家对面有一所学校，经常听到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歌声，就想要写首儿歌给孩子们唱。她找到当年刊登儿歌歌词的小册子进行谱曲，其中有一首就是她的堂弟金果临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那个年代文化大饥荒，没有属于孩子们的儿歌，就像天下所有鸟儿顿时失声，世界消失了灵动的春色。在一个组稿会上，上海少年报总编、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呼吁大家都来创作表现儿童生活与情趣的诗与歌，他还兼任半月刊《童话报》主编，每一期除了编发儿诗外，还在封三刊发一首儿歌。《童话报》的诗歌编辑张福奎先生，原来是一位小学教师。

就在这个组稿会之后不久，张福奎跑到绍兴路54号，走访当时的音乐编辑汪玲，拿出一份歌稿，请她看看旋律是否有“洋腔洋调”之嫌，这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汪玲在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同学们都去了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或乐团，唯独她钟情于“小儿科”（小儿歌），终年孤守儿童音乐的创作与编辑。汪玲认为，西方古典名作还不都是“洋腔洋调”，却在五洲四洋久久回响。《我爱北京天安门》确有“洋腔洋调”的风格，但风格不应该“获罪”。东西方音乐风格的区别在于：东方重旋律、西方重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