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宇飞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1 研究的理论基础阐释

1.1 共生理论内涵：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在理论上成立

提到共生理论，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因为那时他首次提出“共生”一词，以此表明生物之间的一种互利共生关系，即“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由此，掀开了人们研讨共生的话题。1987年日本著名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黑川纪章出版了《共生哲学》一书，在文中他强调兼容并蓄的共生理念，将共生哲学的含义扩展到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

由于“共生理论”不仅承认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强调互惠互利以促进群体共同生长。该理论为处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2]所以，共生理论缘起于生物学界，现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1.2 共生理论要素：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在要素构成上契合

依据德贝里以及之后研究者所提出的共生理论，事物的共生发展应基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要素，而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共生发展恰恰在要素构成上与之契合。

共生单元是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能量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单位，构成共生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原属于同一界面的两种事务，各自都拥有自身的共生单元，在自己的领域里进行能量生产和交换；过去虽有交叉、互助存在共生的现象，但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的那么明显。这是因为，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实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持续地进行着物质、功能和信息的沟通与交换，在同一时空界面下形成了一个共同共生单元。

共生模式又称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方式以及相互结合的形式。共生模式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同属于一个大共生单元，同时它们又是两个既区别又联系的子共生单元，这两个单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共生模式。共生模式反映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作用的方式和作用的强度，表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不仅进行着物质功能的交换，还进行着信息的交流。当前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已由各自独立关系、偏利共生关系发展到互惠共生关系，并且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步伐的加快，这种互惠共生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关系即共生模式存在发展的外生条件。作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共生环境是指除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以外的所有因素，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当地的法律、法规、条文等，构成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共生环境。

2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发展中演绎着共生的轨迹

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阶段对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要求也不一样。例如，建国初期为了早日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我国体育事业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局面；1979年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后，出现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局面；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的颁布，我国体育事业出现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局面，但重点仍在竞技体育领域；2000年以后，我国进一步提出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应协调发展。此时，继续促进《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以体育的社会化与产业化为改革方向，深入推进项目“管办分离”改革，同时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计划，加强、促进与提高群众体育持续健康发展，使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逐渐走向共生发展的道路。见图1。

图1 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模型

2.1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内涵上演绎着同一共生单元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为存在着对立，所以两者就存在着协调发展的必要；因为有统一，所以两者就存在着协调发展的基础。共生理论在我国体育事业中本质意义即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总体发展。在总体发展中要有重点、有中心的发展，不能搞“齐步走”。由于我国实行的政府型体育管理体制，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上既有全局的重点又有战略的重点。各省、市、县体育管理部门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所处的层次不同，他们对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职责和任务也不同，有的处于直接管理的位置上，有的处于间接管理的位置上。因此，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应该考虑既要有重点的总体发展，又要有层次分阶段的总体发展，这样才能做到正确理解和把握共生发展，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相互促进，推动总体的发展。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共生发展。它们在战略高度上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由于两者所在体育部门自身利益的不同，它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又不相同。诸如，竞技体育基本上是相关部门内的体育，对于体育资源的配置更倾向于内部优先；而群众体育恰恰相反，它是跨部门、跨系统的社会大体育，它更关注社会大众的健康水平和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因此，应在战略高度上统一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目标，拓宽竞技体育的发展领域，使它们得到有机的结合，进而实现共生发展。

2.2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关系形态上演绎着同一共生模式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两大组成部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演绎着共生。

首先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竞技体育是从群众体育发展演变中产生的。在古代体育与人类的生产、军事、宗教等活动联系在一起，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体育渐渐从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而此时的体育一般带有较强的实用色彩，即以增强体质为目的，例如，军国民体育，这显然是全民锻炼身体的范畴。但是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体育实用色彩的弱化，而体育观赏价值不断增强。由此，竞技体育便逐渐发展壮大。二是，群众体育为竞技体育提供优秀选手。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讲得很有道理，群众体育活动是各项体育的基础，没有雄厚基础，就选不出好的选手。在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恰恰体现了这个道理，我国竞技体育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因为我们有雄厚的群众体育活动基础，是因为我们有“金字塔”型的训练体系，这为竞技体育输送了大批的体育后备人才。三是，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保证。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全民的身心健康，国民的优良体质。因此，只有群众体育发展上去了，才能使竞技体育上一个台阶，才能保证竞技体育再攀竞技新高峰。

其次竞技体育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引领。竞技体育作为国家的精英体育，对群众体育起着巨大引领催化作用，它推动着群众体育更好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竞技体育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自1984年我国正式参加奥运会取得金牌以来，极大地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各个项目的参与者与日俱增。诸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排球热”“乒乓球热”“羽毛球热”等都是在竞技体育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尤其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掀起了全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高潮。二是，竞技体育规范了群众体育的活动内容。虽然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是两种不同类别的体育活动，但是它们在运动内容、运动形式、运动规则等诸方面还存在着共通性，因此，竞技体育无论从技术动作的规范性、锻炼方法的科学性、锻炼内容的系统性等方面，都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减少了群众体育的盲目性，从而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样板。

2.3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价值选择上演绎着同一共生环境

我国对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孰重孰轻、谁先谁后问题的认识与处理上，充分诠释了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价值追求与价值选择。

1952年，毛主席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群众体育积极服务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彰显民族自尊和国家利益，此时的体育凸显其政治价值。在国家要求下，体育依照“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不断缩小我国运动竞技水平与国际先进竞技水平之间的差距，但这些却没有以政策方针等形式长期确定下来。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间我国群众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人们健康水平也迅速提高，而竞技体育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为了全方位加快发展，在体育领域确立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体育发展的重点放在了高水平竞技体育上。至此，我国在国际体坛迅速崛起，在历届体育大赛中所取得的成绩也越来越好，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48枚金牌的佳绩。当然在此期间，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忽视了对群众体育的投入与管理，致使群众体育工作出现了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

当然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已经开始着手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工作。诸如，《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由国家体育总局于2000年12月发布，同时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这些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对纠正只关注竞技体育的弊端，加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 新时代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现存问题

3.1 共生单元价值取向偏离：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各自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的体质和健康状况一般都不很好。当时的中国面临着百业待兴的境况，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从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体育要积极服务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增强全国人民体质，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根本任务。[3]所以，当时主要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群众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服务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竞技体育支撑群众体育发展，此时体育的普及与发展成为举办运动会的主要目的之一。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随着1979年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全面走向国际体育舞台开始，为国争光成为竞技体育的核心价值取向，而群众体育还是以增强人民体质为核心价值取向，尽管期间《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表明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的意愿，但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才真正发出了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呼声，由此才开始走向纠偏近40年的共生单元价值取向偏离问题。

3.2 共生模式内部结构僵化：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互动关系不足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模式本应内部结构协调，群众体育普及为竞技体育奠定基础，竞技体育提高带动群众体育更好普及，进而达到两者互动关系充足状态，以达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者虽然在体育事业的一个大单元内，但各自却在自己的子单元内，自成体系、各自独立，相互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竞技体育自成一体的三级训练网，金字塔式的人才选拔方式，完全不从群众体育中培养后备人才，致使现如今的许多竞技体育项目由于后备人才严重不足而导致青黄不接、后继乏力；国家开展校园足球、冰雪运动进校园一方面为了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就是为了打基础、培养后备人才。群众体育多年来一直在为提高人民身体健康做努力，但它更多的在普及与宣传上，而在为竞技体育输送后备竞技体育高端人才方面却贡献不足。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模式内部结构僵化，导致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两条平行线，互不交叉。

3.3 共生环境资源配置失衡：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保障不均

我国体育事业从建国初期的抓群众体育普及，然后是竞技体育服务于群众体育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直至到2008年北京奥运，群众体育无论在管理体制机制、政策制定以及地位待遇等方面都与竞技体育存在较大差距，致使在同一个共生环境下资源配置的失衡，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保障不均，进而给两者共生发展造成了较大的阻碍。

4 新时代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的路径选择

4.1 调整共生单元价值取向：整合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战略目标

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目标提出过程，印证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二者共生价值取向的转变，呈现出我国指导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思想的日臻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三基”体育思想的影响下，建国初期的体育定位在政治高度，应该为人民健康、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因此在价值取向呈现了为人民健康服务，出现了群众体育优先发展的局面。但是1979年以后由于我国重返国际体坛，为了在国际体坛取得佳绩，遂制定了以奥运备战为中心的“竞技优先”的体育政策。价值取向表现为为国争光服务，群众体育的发展工作至此逐渐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在我国逐渐成为主流体育思想，它影响着人们对体育价值取向的选择。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相继由国务院颁发，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问题再次被提上重要议程。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全面发展问题，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重视全民健身发展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2013年8月31日，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等时再次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为此，要积极促进共生单元价值取向的调整，使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朝着共同的发展战略目标迈进。

4.2 激活共生模式：理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结构关系

体育作为一个系统，它是由各要素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此，只有处理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者内部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激活它们之间的共生模式，才能使它们都得到协调、稳定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整体的最佳功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结构关系体现，见图2。

图2 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内部结构各要素之间关系

4.2.1 重视发展地位的平等性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相同的，没有孰重孰轻的问题，只是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使人们误以为竞技体育的地位高于群众体育，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体育的发展源于游戏，目的是强身健体、增强愉悦，在发展过程中因功能、作用不同，人为将之分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这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促成的。虽然它们的称呼不同、所起的功能不同，但都是体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哪一个方面都是一种缺憾。至于哪一方面优先发展，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当时的条件所致，并不是谁优先发展谁的地位就高。它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相同的，所依托的经济基础、政治影响、社会支持上是统一的，两者的共生发展才能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进步。[3]

4.2.2 强调发展的同步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体育事业当中出现了从群众体育全面发展到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再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变迁过程。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它们同步共生发展，才能实现体育事业的正常运转。这是因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它们就如一部机器的两个单元模块，缺少任何一部分，机器将会发生故障。我们已经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它们相互适应、相互补充，竞技体育弘扬了奋斗精神、展现了拼搏力量，而群众体育推动了大众参与、提升了全民健康。因此，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整合，它们必须共生发展。

4.2.3 注重动态的协调性

我们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应更加注重体育强国理念的落实，从运动内容、运动形式到运动观念、运动体制等方面不断地去协调当前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而且要持之以恒不能一蹴而就，直至达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4.3 优化共生环境资源配置：保障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均衡发展

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即竞技体育是龙头、群众体育是基础。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4]中明确提出，群众体育要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竞技体育要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想落实全民健身战略，国家在既要做好“六个身边”工程建设，又要做好全国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要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既要完善原有的举国体制又要构建科学的训练体系和竞赛体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进来。例如，当前校园足球的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的设施，都是在做普及与提高的工作。《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5]中指出，2022年我国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居民人数比例达到90.86%及以上，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92.71%及以上；同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将分别为50%及以上和60%及以上。由此，可见不论群众体育还是竞技体育它们都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挑战，所以，只有优化共生环境资源配置，加强财政支持，强化资金统筹，强化政策支撑等，才能确保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均衡发展。

概而言之，新时代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生发展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目标的达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当久久为功；一方面它们需要在一个共生单元内容达成一致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它们都充分认识到相互的优势并建立相互依赖的共生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当全社会都高度重视良好的共生环境建设，那么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共生发展之路才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