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迎飞，朱勤东

[1.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002；2.福州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福建 福州 350002]

近岸海域是海洋和陆地生态交汇区，生物数量种类丰富，生态环境多样，也是人类社会活动聚集地。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渐趋频繁，对海洋生态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需要合理的生态质量评价方法为海洋生态监督、管理与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底栖生物由于运动能力较弱、生存活动范围较小、能敏感地对环境状态进行响应，因此被生态学者用作为客观反映人为干扰造成的环境质量变化的指示生物[1]。欧盟颁布的“水框架指令”(WFD)要求各成员国的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必须建立在生物评价的基础上，而且必须包含底栖生物[2]。底栖生物指数在海洋环境监测中已被广泛应用，根据指数特征主要可分以下几类：1)基于生物数量特征的指数，包含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H′、ABC曲线、MPI指数等；2)基于底栖生物生态学敏感度分类原理的指数，如海洋生物指数BI、AMBI指数(AZTI’s Marine Biotic Index)、Bentix指数[3]等；3)综合多种生物特征指标的指数，包括M-AMBI指数(Multivariate AMBI)、底栖生物完整性指数B-IBI[4]。

AMBI和M-AMBI指数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欧洲和美洲等海域评价底栖生态环境扰动情况[5-6]，国内学者也将其应用于厦门湾、长江口等近岸海域[7-9]。目前，对于兴化湾底栖生物评价的研究中[10-12]多从生物数量特征指数切入，关于其浅海底栖生物敏感度指数研究未有先例。另外，国内的生态敏感度指数应用研究多是对单时段站点数据的数值分析，对生态敏感度指数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