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亚楠

弁言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幕府政权将朱子学说定位于官方意识形态，并采用“文治主义”奖励儒学，如此稳固的政权、安定的社会，另加之宽松的文教政策，使得书法具备了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此外，江户初期也恰逢中国明清易代、华夏易主的动荡时期，大量明朝遗民东渡日本，他们有的是为躲避战乱，有的是洁身自好不愿降清，亦有不泯复明之志求助于异邦者，而其中又以僧侣与文士为主，且大多兼通诗文，能书擅画，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书法东传的主要力量。另外江户时代的日本开通长崎为唯一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通商港口，在与中国的往来中，古籍善本、墨迹法帖交易又占据着很大一部分比重，而这批“持渡书”成为了书法东传日本的重要载体。由此，与日本“和样”书法相抗衡的“唐样”书法也迎来了日本书史上又一个最为繁盛的时期，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曾评论此时“唐样”书法的风靡程度说：“从学者文人到普通庶民，莫不影至风从。”

日本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化都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仰慕传统，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养成了快速接纳与吸收的“良好习惯”，其中对于书法艺术的学习也莫不如是。而江户时代“中国书法有了再一次进入日本的机会，这一时期中国典型的文人书法在日本有了广泛而崇高的声誉，并涌现了一批本土文士书家”，[2]他们对“唐样”书风在日本的全面流行，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书家细井广泽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