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南

“新店”考证

新店镇位于湖北省赤壁市（原蒲圻县）西南部边缘，与湖南省临湘市坦渡乡仅一河之隔，与古茶镇羊楼洞相距约30里。新店已知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南宋淳熙年间。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五月十六日，有臣僚向宋孝宗进言：“鄂州蒲圻县四十里有市曰新店，民户夹溪而居，南岸数百家则属蒲圻，北岸百余家则属岳州。临湘县去县甚远，北有莼湖，广数百里，皆盗贼出没之地。”宋孝宗下诏：“鄂州蒲圻县主簿改作西尉，仍兼鄂岳州蒲圻临湘新店市镇莼湖盗贼烟火公事。”后又同意臣僚的建议：“以蒲圻县主簿分领捕贼，而移主簿于新店，为蒲圻县西尉，兼领两县、新店及莼湖盗贼烟火公事，凡杖七十以下皆听裁决。且于本县弓手额内差拨一十名，别增二十五名，充西尉司弓手，令两州县应副钱粮。”可见，在南宋淳熙年间，新店不仅已经居住有数百家民户，而且也有蒲圻县西尉和西尉司弓手等官方权力进驻以维护地方治安，这说明当时的新店已经得到初步发展。

正史中的“新店”，当地族谱更多地称为“新市”“新镇”“新店市”。至于何谓“新”，傅宗文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指出：随着草市镇“户口增加，市场扩大，街区狭小以及周近居民点、运输线、商业网的变化，使得若干草市镇愈益不能维持原状。压力产生应力。于是草市镇不能不发生质的裂变——分蘖出新草市或镇市。因之有母草市、镇市和子草市、镇市”。也许新店正是周边某个市镇的“子草市”。何谓“店”？晋人崔豹《古今注》记载：“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肆，陈也;店，置也。”可见，“店”在晋朝时就指放置货物进行买卖的地方。进入唐朝后，“邸店”兴起，“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宋朝时，《范石湖集》记载：“北人谓道上聚落为店头。”因此，宋朝的“店”指的是交通相对便利的可以进行买卖活动的场所。结合新店之“新”的含义，笔者认为水运交通便利的新店也许正是周边市镇所“分蘖出”的新的交易场所。

水运条件与市镇格局

道光《蒲圻县志》曾形容新店所在的鄂南为“六水三山却少田”。确实，新店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脉西北麓，北面是蒲首山，东面是寺山，西面和南面都临河。当地《葛氏族谱》形容新店为“蒲首东南山水之总会也”，可见新店地理位置的独特性。

紧邻新店的河流古称“大蟠水”，又被称为“蟠河”。三国吴嘉禾三年（234年），吕岱曾“领潘璋士众屯六口，徙蒲圻”，潘璋在蒲圻率领士兵疏通过此河，所以此河又被称为“潘河”。在清代文献中，又见其名“新店河”和“新溪河”。《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新店河在县西四十里，一名新溪河，发源于临湘县界，入县境经新店市入嘉鱼之黄盖湖，至石头口注大江。”康熙《蒲圻县志》记载：“新溪河属新店，在县治西南四十里，发源港口望湘桥及龙桥诸泉，折而西入马蹄湖，由黄盖湖出石头口入于江。”据1923年《蒲圻乡土志》记载，新溪河和新店河所指河段并不完全相同。新溪河“为临蒲界限，凡临蒲之水皆归焉。其远源则出临湘药姑山十字坳，近源则出本县大小港，历羊楼司，出望湘桥”，“望湘桥附近有赵李桥、羊楼洞，南山北山水由此入河抵皇华桥，伴旗山各水亦由此入河，更西流出黄土、三板桥，而屈家堰水合焉，越碧潭寺、太平城、崩，而季婆塘、洪塘、大塘之水合焉，过此为学士湾，而雷公桥、花亭桥、青石桥、阳城桥诸水毕会于夜珠桥”。正是从夜珠桥处开始才“始名新店河”，然后“自夜珠桥折而南汇临湘、万峰诸溪洞水于滩头，又大姑桥、小姑桥、新桥之水亦自下游来会，西流入马蹄湖，鹿轴桥、余家桥之水复会于东港湖，经黄盖湖出岛口入江”。可见，此时的新溪河指整条河段，而新店河则是始于新店镇的夜珠桥处。针对此河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名称和河段等的差异，为了便于叙述，本文便按现在普遍的称法，将整条河流称为新溪河。

新店就位于新溪河主干与其支流益阳港的结点处。新溪河全段近60公里，属于季节性河流，有四个主要支流：柳林港、松峰港、伴旗河和益阳港。其中，益阳港发源于大屋山北麓，河流全长约20公里，在新店镇东南部注入新溪河干流。新店位于新溪河中游，由于新店东南面益阳港河水的注入，从新店起至新溪河下游区域水量便充足，水道也较深，一年四季都可通船。新溪河下游经黄盖湖与长江相连，这是新店与汉口等市场往来的重要航道。

作为湘鄂两省之间的“边际型”市镇，新店镇建在新溪河凹岸的湖北界内，其选址有多重原因：首先，由于新店镇建址于新溪河凹岸，此处河水冲刷力强，不易堆积泥沙，河床较深，利于建造港口。其次，新店镇有一内湖可起到避风港的作用，船舶停在其中，避免港口的拥挤。最后，从经济因素来看，新店镇被称为羊楼洞茶叶运输的专业市镇，同属湖北省的羊楼洞的茶叶需要经搬运工人用独轮车推运至此后装船。

如前所述，新店在南宋淳熙年间已有数百家居民“夹溪而居”，之后不断有人口迁移至此，新店镇的市镇规模随之扩展。鲁西奇认为明清时期市镇形态的演变受到两种引力的影响：一是向传统礼制的复归，即引导市镇形态向符合礼制的、规整而呆板的形态方向演变;二是适应人口增长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即促使市鎮的形态突破礼制的规定，相对自由地扩展。新店市镇形态的演变属于后者，整体上是为了配合商品流通和港口运输的需要而扩展。

从整体上看，新店的主体街区大致呈“丁”形：上街、正街和下街大致指现在的民主街和建设街，即从洋铁巷至太平桥段。传统的新街口街大致为现在的胜利街，即从古井口至万安桥段。新店建有沟通四方的众多桥梁和码头。新店的主要街道都与桥相连，是因为新店临河的地理环境，桥对于新店来说至关重要。新店最早建造的桥是夜珠桥，又称应珠桥，跨益阳港出口处，是宋人周子才于嘉七年（1062年）所建。明朝万历年间，刘余氏又曾集资重修。万历年间，新店连接新溪河对岸坦渡乡的万安桥和坦渡桥为万历年间所建。太平桥和朱家桥建造的具体时间不可考，但道光十六年（1836年）《蒲圻县志》所存新店镇的地图中已有太平桥和朱家桥。水运对于新店的重要性，促使着新溪河岸边石阶码头的修建。新店镇沿新溪河岸现存有六座石码头，自上游往下游分别为上码头、桥码头、洋码头、大码头、下码头和渔码头。夜珠桥临近上街街口;万安桥正对着新街口街（胜利街），旁边便是桥码头;大码头、下码头、渔码头和太平桥则位于下街街口附近，这些街道设计十分便于货物的运输。这些桥打破了新店与周围地区在自然地理上的阻隔，方便了人员和商品的流动。总之，新店的市镇形态更多的是为了便于商品的运销而建立的。

新店拥有“依水而兴”的地缘优势，作为一个流域型市镇，它的兴盛离不开新溪河，离不开优越的建立港口的条件，这是引导新店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过载茶商与市场互动

《赤壁茶业志》称：“自明代以来，蒲圻的六大镇，便有五大镇是水运中心。其中百舸争流，聚散辐辏，尤莫过于新店。”新店《余氏族谱》记载：“新店有水运之便，有羊楼洞砖茶赖以转运之物，鄂之蒲、崇、通，湘之平江，赣之修水之土产与外江来货，均以此为聚散地。”依赖便利水运，新店不仅在湘鄂赣交界这一小区域发挥商品集散作用，还通过与汉口的经济联系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清中叶以后，鄂南羊楼洞茶叶贸易逐渐兴盛起来，新店凭借其便利的水运优势承担着转运茶叶北运的作用。

不同于生产、加工和销售茶叶的茶商，新店的茶商主要指的是“过载茶商”。所谓“过载”即转运。新店过载茶商的兴起与当地特殊的区位优势有关。从地理位置看，新店临近“鄂南古茶镇”羊楼洞，这是新店茶商转运茶叶的主要来源地。乾隆八年（1743年），羊楼洞雷氏家族的雷兴传开始与晋商合作业茶，羊楼洞开始以茶叶作为主要经营商品。《雷氏宗谱·清庵公传》记载：“晋人岁挟巨金来此采办，相高大之宅，托为居停主人焉。及秋，则计其收茶之值，以纳租金。”雷清庵“与家人谋曰：无屋则无（茶）客，无客则无财。为今计，不如重修堂构之为愈，虽所费不赀，典质弗恤也。”雷氏建立行屋与晋商合作业茶的模式得以确立，并逐渐被镇民效仿。

然而，羊楼洞虽然茶叶资源丰富，但该镇“四面环山，形如釜底”，地形状如“仰盂”，水陆交通颇为不便，属于山区型市镇。与羊楼洞相比，距其30里外的新店拥有便利的水运，因此晋商需要将羊楼洞茶叶运至新店，再走水路至长江、汉水，然后转运至蒙古。《蒲圻乡土志》记载，新店“向本以便水运为茶箱运汉所必由，故舟车云集”。如果称羊楼洞是茶贸的初级市场，新店便是周转中级市场。

据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氏宗谱·老序》记载，新店黄氏宗族的始祖是“子曙公”，“明洪武初年避陈友谅之乱”，“由南昌府丰城县雪家渡抱山谷遗像及谱牒而来，止于蒲南新店，及殁葬于新店”。据《黄公桐坡老先生暨德配雷扈老孺人合传》记载，黄桐坡“世居新溪”，讳封，字仪臣。最早在新店开设过载茶行的是黄桐坡先祖“仰山公”。仰山公是乾隆年间人，“其为人也多材，大负一乡之望，遂于新市创立过载茶行焉”，“新市之有过载茶行也，实自公之先祖（仰山公）始”。如前所述，乾隆八年（1743年），晋商开始大规模地在羊楼洞业茶并运至蒙古等地销售，新店是其运销茶叶的水运起点，黄桐坡先祖“仰山公”应是在此契机下开创过载茶行。

新店和羊楼洞所在的鄂南地区，在雨季与非雨季时的降水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位于新溪河上游地区的羊楼洞至位于中游的新店的运茶路亦因此存在盛水期与枯水期之别。盛水期依靠水陆联运：位于新店与羊楼洞之间的张家嘴可以供小船行驶，羊楼洞的运茶工人可以用鸡公车将茶箱运至张家嘴，转船运至新店。《新溪景物志》曾描述羊楼洞茶叶经新店出江情景，称“夏汛来时，则外江舟楫，鱼贯而入，沿阜舷艄相錯，桅樯林立，夏口、岳州货轮亦鼓浪来港，吞吐食货。埠头牙行、茶肆，商贾云集，装卸吆喝，甚嚣尘上，企踵桥头，俨然一幅《清明上河图》映于眼底也。”

枯水期主要依靠陆路运输，船只已不能上溯至张家嘴，羊楼洞的运茶工人需用独轮车将茶箱经七里冲和枫树岭，一直运至新店。“茶箱陆运用车，故洞有车行。水运始张家嘴，至新店过载，故该二处有船行。”关于运茶工作，羊楼洞饶氏老人曾言，“基本由羊楼洞本地人把控”，他们“出力流汗，但收入高，带垄断性，属工人中的上层”。但是，“所谓五月挖金，六月银”，茶贸的利益巨大，必然吸引其他乡民参与其中。作为洞茶转运码头的新店，“镇四周的农家几乎家家有鸡公车，属半个搬运工。运茶旺季，家家推车上石板路，运茶来运货去，往返在羊楼洞至新店之间，连几岁的孩子都要去背纤拉车”。也有女性参与运茶，羊楼洞的茶马古道歌中就描述了夫妻一起运茶的情景：“百花开来又一年，鸡公车儿走新店。情哥推车妹牵引，装满黑茶赚银钱。”“正月里是新年，郎运黑茶走新店。鸡公车儿吱吱响，妹拉车儿走前边。”

对于羊楼洞茶商而言，从自己的镇子至新店的这段陆路交通线无疑十分重要。清中叶以降，不断兴盛的茶业贸易使得这段陆路交通线时常人流如织，而运载茶箱的鸡公车更使得这段经济生命线被碾压得坎坷不平。如若遇到暴雨，道路的泥泞不堪更增加了运茶的困难。所以，为了维护羊楼洞至新店这段陆路运输线，羊楼洞的饶氏、雷氏和游氏等贩茶大族集资修建了石板路。据《饶氏宗谱》记载，饶鲁堂名希曾，经营茶业，逐渐“家以中兴”，由于“洞镇为产茶名区，出路经八里车运，崎岖泥泞，恒苦滞塞”，他就“与驻防欧阳都戎筹资巨万，创修石路，遂成坦途”。1877年，时人在《万国公报》著文《羊楼峒坦平颂》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从来生物蕃盛，固赖天时，履道平坦，尤资人力。如鄂之羊楼峒者，乃南北楚省暨中外茶商总汇处也，每当春夏之初，航海而来，梯山而往，可怜鸟道羊肠，肩负者，深虞险阻、风摇、雨滑;车载者，每苦驰驱。”所以，“邑绅雷乐斋、饶鲁堂、雷朗齐、游包六、雷汉槎、雷受山诸公，筹划费恣，秉公秉正，修理石径，任劳任怨，吁以千百人之上。成之不日，数十里之地，履之如夷”。

自羊楼洞运来的大量茶箱都需经新店当地的过载茶行来转运，过载茶商从此兴起。“茶去如流水，银来如堆山。”新店著名的规模较大的过载行有陈太和转运行、黄正大隆转运行、贺翠丰转运行、贺永香转运行、刘高柏转运行、刘盛祥转运行和但鼎泰转运行。

前述黄氏过载茶行至黄桐坡这一代，有兄弟三人，黄桐坡居长，继承了过载茶行。黄桐坡为人正直且经常疏财仗义，“客之自远方至者，莫不倚公为长城，而公悉以正直处之焉”，而且“尝有为人称贷者，人或负约不与”，黄桐坡就“代为之偿，多或千计，少亦百计焉。而切不怨及乎人，谓人之重累我也”。从黄桐坡的疏财仗义之风可以推测，在黄桐坡的经营管理下，先祖创立的过载茶行的生意应该不错。在黄桐坡时期的新店，茶行属于兴盛之业，经常“与富绅巨商相往来”。黄桐坡晚年将过载茶行交给儿子经营，自己“闭门谢客，足不及市中，惟日以课孙读为己任”。《黄氏宗谱》记载，直到“粤汉铁路武长段未建筑前，凡中外茶商之来临、蒲两县购茶于羊楼司、羊楼洞，各地运茶于长江汉口者，水陆转运皆必以临、蒲所属之滩头、新店两埠为过载之区。两埠业过载茶行者，每年所获虽不及各山行之丰，多或至万余金，少亦不下数千金”。东亚同文会1907年至1918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记载：茶叶“从羊楼洞到汉口一般先采用小船将茶运到新店，每船装三四十箱，到了新店再换成大船。每船能运四五百箱”。至于运费，“从羊楼洞至新店的运费为每百箱三四串钱，用大船运至汉口为每五百箱五十串钱，厘金税在羊楼洞缴纳，一般每五十斤缴纳三百文”。这样算来，新店转运行靠将茶箱运至汉口，每船可得五十串钱。依此可知，直至粤汉铁路武长段通车前，新店镇内的过载茶行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确实，正如《蒲圻乡土志》记载：“茶为出口大宗，蒲邑四乡皆产之，而种植较盛获利颇多者，厥惟南乡，以其近羊楼峒茶市也。”羊楼洞“附近多产名茶，故茶市以此为集中，其利赖吾蒲者即以学捐论，旺岁岁入常万余金”。

1887年7月24日《申报》报道：“羊楼洞广生荣茶庄主生员吴汉源，蒲邑新店团人，办‘福葆字二五茶箱八百件，每箱净茶四十六斤十两，合共三万七千三百斤”，“雇新店贺永香船装五百箱，刘高柏船装三百箱”。《新溪文史》称：“新店靠运茶运货发家”，“民国前期，新店最富的是茶运庄。‘刘盛祥‘但鼎泰是民国初最大的转运商，拥有船只、码头、包装厂等，是家财万贯的大户。外来货在新店上岸，批发商号便成了第二号富商。民初大批发商陈万兴一家便有良田百石”。正是由于新店在转运茶叶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新店亦被称为鄂南“第一大古茶港”。

铁路修建与新店衰落

1919年粤汉铁路武长段的通车对当地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粤汉铁路武长段在蒲圻境内共140里，设立的车站有七个：汀泗桥、官塘驿、中火铺、蒲圻县城、茶庵岭、赵李桥和羊楼司，没有新店。

粤汉铁路武长段的通车对新店最主要的影响是导致人流与物流的转移，促使在铁路近旁崛起一批新兴的市镇，而新店这样过于依赖传统水运的市镇逐渐走向边缘化。陈国灿曾指出：“商品转运市镇以流通性商业为特色，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或流通方向有变，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确实，“粤汉铁路（武长段）未通车前，羊楼洞、羊楼司一带之砖茶，均由水路运汉，需时三日即可到达。自粤汉铁路（武长段）通车后，设站于羊楼司及赵李桥，于是交通便捷，羊楼洞、羊楼司之砖茶乃改装火车运汉”，赵李桥站“距羊楼洞仅八里”，“货物多由此起卸，转运搭客亦伙”。新店一直以來承担着羊楼洞茶叶北运的重任，粤汉铁路武长段的通车使得其这一职能大为削弱。正如《蒲圻乡土志》所形容的那样，新店“本以便水运，为茶箱运汉所必由，故舟车云集，而油丝布之自外输入者，运费轻于峒市，售价较廉，商务之盛有自来矣，自铁路与百货用火车转运影响于新店者，实非浅鲜”。

黄佑璋在《黄氏宗谱》记载，自黄佑璋的先祖“仰山公”开设新店第一家过载茶行至黄佑璋这一代，“业过载行亦数世”，“及闻建筑武长铁路议起”，黄佑璋之母“即知旧业不可终恃”，“商之吾（黄佑璋）父，决计以旧业委之吾伯父父子，又以手无多资金不能大有经营，乃于旧行屋旁择一小店经营极小生意，以为他日改业谋生之地”。可见，当时新店的商人已有预感粤汉铁路武长段的通车将给新店经济带来的影响，并有所计划。除了另择他业，黄佑璋的父母商议让儿子黄佑宝、黄佑璋和孙子黄启琏三人外出求学，令黄佑宝“努力科名”，令黄佑璋“肄业学校由本县高等小学晋级省城高级工校”，后又令黄启琏“肄业省城工校”。后来，黄佑宝“改业商务，颇能自给”;黄佑璋从省城高级工校毕业，在蒲圻县裕革纱厂管理工务，后来又迁居武昌。相比来看，新店“拘守旧业者，至今半多失业”，这里的“旧业”应该指的是过载茶行，可见粤汉铁路武长段的通车对新店过载茶行的影响之大。

从新店的商业发展历程来看，便利的水运条件无疑是推动区域经济繁盛的主要原因。任放曾有评论：“长江中游地区的专业市镇凭借卓越的区位优势及水运条件，在长距离贩运贸易中以商品集散地见长，此商业机制异常发达，盖过江南市镇。”清中叶至民国中期，基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水运交通优势，新店经济整体上呈现繁荣的局面，吸引众多外来商人至此经商，经济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粤汉铁路的修建，使新店的客商和物流逐渐向沿线的市镇集聚，比如赵李桥镇。新店所依托的水运优势则相形见绌，商贸经济逐渐衰落以至走向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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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