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每當遇到類似2003年沙斯或者今天冠狀病毒這樣的大規模疫情，都會出現嚴峻的社會治理問題。儘管人們盼望理性，但理性在疫情發生時往往變得非常難得，甚至不可能，因為疫情導致大規模的心理恐慌。這個時候，政府部門必然會採取一些特殊或者額外的舉措，而這些舉措往往會被人從不同角度指責。

但如果政府部門不採取特殊舉措，驚恐的人們就會自發地採取這些舉措，甚至採取更為極端的措施。這些非尋常或極端的舉措是否有效，已經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在很多人看來，有比沒有好，至少滿足一種心理的需要。

如果說一旦出現疫情，這種極端行為不可避免，那麼在日常和一般的制度設計中，就必須考慮到類似特殊情形的出現，以減少甚至避免極端舉措的使用。人類的制度實踐已經使得一種科學的制度設計成為可能。就中國來說，這涉及諸多方面的制度設計問題。

首先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在中國的單一制體制下，理論上說，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上級政府的“授權”;從法理看，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而非獨立於中央的機構。但在權力操作層面，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很難根據理論和法律的規定來行為，因為如果完全根據理論和法律來行為，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導致治理危機。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理論上表現為委託者和代理者之間的關係，但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授權關係，因為代理者（地方政府）對事物有自己的考量，其行為會出現和中央（委託者）不一致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