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荣 蓉 王亚亚 章蔓菁 吴梦晗

不少外贸企业感受到了疫情加速行业洗牌的压力，主动突围、逆势求生。但企业普遍认为，疫情难改我国完整产业链优势，并对我国外贸中长期发展保持乐观。

海关总署5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07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下降4.9%。好消息是，1—4月进出口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个百分点。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外贸企业从3月前的“有单没人”，到4—5月的“有人没单”，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外汇》选取疫情下的风暴眼湖北、外贸小微企业活跃的浙江以及创新经济富有活力的深圳三地进行调研。在深入数十家、不同行业外贸企业之后，我们看到了外贸企业艰难过冬的身影，但也感受到他们奋勇自救的坚持，以及企业在危机中孕育的对数字化经济、新基建行业的热情拥抱。与此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与实体经济血脉相连，挺立在抗疫纾困第一线：从建立绿色通道、便利跨境交易，到及时“输血”缓解资金紧张，再到为外贸新业态探路新的监管环境，金融监管部门持续为外贸企业“雪中送炭”。

01 保存体能 蓄力过冬

“短短几天的功夫，订单就急转直下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某上市纺织企业负责人的一句话，道出了不少纺织从业者的感受。就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企业逐步开始复工复产赶订单，形势开始好转之际，不少纺企却发现局面已悄然转变，企业开始从“复工难”变成了“订单荒”。欧美疫情的蔓延导致大量服装品牌门店关闭，国外各大品牌纷纷延迟甚至取消服装加工厂的订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逐步向产业链上游传导，棉纺、化纤以及印染等上游企业陆续遭遇在手订单延迟、新增订单大幅减少的困境。Wind数据显示，一季度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金额同比下滑14.6%，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同比下滑20.6%，服装出口降幅更大（见图1）。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成绩单，在不少纺企看来，也已好于先前的预期。业内普遍担心的问题是，二季度的数据可能会更加不好看。“欧美国家从三月中下旬开始停摆，对出口数据的影响会在之后几个月逐步浮现。”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华珊表示。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浙江义乌也深受疫情影响。“目前为止，70%的订单被延迟，原本拟4、5月出口的订单，货都备好了，但客户现在一直往后拖，只能堆在仓库。”义乌某工艺品制造企业的财务主管徐明（化名）告诉记者。该企业主要经营各类相框，85%的出口面向美国，主要为美国各大超市供货。往年4月，该企业平均每天出港30个货柜；今年4月，受疫情影响，公司每天只能出港十来个货柜，新增订单几乎为零。而在义乌，面临压力的不仅是这类生产型外贸出口企业，还有义乌国际商贸城中的广大商户。这些商户很多并不从事生产，而是从全国各地购入货物。疫情冲击下，市场需求下滑、外商采购减少，而商户们遭遇的市场冷却，也会进一步传导至上游生产企业。

“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使得支撑全球经济的两大核心引擎——服务业和私人消费双双熄火，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全球贸易在2020年前三季度将步入谷底。”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王海峰对记者表示，“预计二季度世界经济开始衰退，外贸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更加复杂。”

面对上述形势，保持产能低速运行，做好蓄力过冬准备，以待国外疫情好转和订单逐步恢复，成为许多企业的现实选择。在徐明看来，他们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不高，主要靠数量取胜，能做的就是坚持到订单恢复。为争取喘息时间，企业已将工人每天上班时间压缩至六小时，尽可能节约开支，最大限度地压缩原材料购入。“往年三、四季度是我们的销售高峰，如果美国疫情能在二季度得到控制，客户便有望在9月底正常下单，这样，10月底之前我们就能发货，全年的营收还是可以回来一些。”徐明表示。

图1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和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累计同比

<<< 欧美疫情的蔓延导致大量服装品牌门店关闭，国外各大品牌纷纷延迟甚至取消服装加工厂的订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逐步向产业链上游传导，棉纺、化纤以及印染等上游企业陆续遭遇在手订单延迟、新增订单大幅减少的困境。

绍兴柯桥木林森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勇告诉记者，企业四月份的生产几乎全部暂停，员工虽然也还来上班，但主要是做内部培训，五月以来，随着国外一些国家取消封国封港，公司订单和产能有所恢复，但要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前述某上市纺织企业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核心的员工要保住，同时现金流也不能断。如果没有订单，宁可停掉生产线，也不能增加库存。先保存自己的实力，等到行情一好，公司就可以立即恢复生产。”

Wind数据显示，一季度纺织业和化纤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7.2%和74.4%，较上年同期分别降低10.5和8.8个百分点（见图2）。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行业投资规模明显缩减。一季度纺织业、化纤业和服装业投资额同比分别减少37.1%、19.2%和45.8%（见图3）。

为最大程度地保存“体能”，度过这场寒冬，不少外贸企业开始寻求通过“多条腿走路”来打开局面。王海峰建议，“面对市场需求萎缩，企业一方面要加强与主要客户沟通，提升自身的市场分析研判能力，及时调整生产和用工计划；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供应链上下游客户的协调，既要避免其他企业破产对自身的影响，又要尽可能维持良好的现金流，避免陷入债务纠纷”。记者在调研中看到，有的企业瞄准市场需求，快速转产到卫生和防疫用品行列，以对冲收入下滑的压力；有的企业则尝试转线上、转内销，以此消化库存、减轻资金压力；更有企业老板亲自下场做直播带货。然而应急之策是否能够成为长久之计，一些企业仍心存疑虑。

对于转战电商，黄勇认为，跨境电商更多是提供渠道，但疫情对企业带来的最主要挑战是订单，订单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渠道的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不少靠订单走量的企业也表示，对于大规模的采购，电商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毕竟是几百万的货，客户不敢只在网上看一眼就下单。”徐明说，“我们的客户都会来现场实地考察和看样，成品做好后还会要求做摔箱测试，并请第三方机构对产品做检测，单靠电商平台，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而对于出口转内销，王海峰分析，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内需市场，中国的中等收入家庭对商品服务品质和多样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是大势所趋”。但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难处。有的纺织企业担心，虽然国内疫情已得到控制，但内需回暖也需要时日。面对竞争也很激烈的内销市场，匆忙转场可能吃力不讨好；再说，外贸和内销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赛道，“做生不如做熟”。此类担心使不少企业对出口转内销仍保持观望态度。“不少纺织企业过去一直都在谋求往内销市场转型，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华珊表示。她认为，出口转内销能否对纺织企业奏效，一方面取决于内销市场的容量有多大，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规划。“外销订单多为‘大批量、标准化’，内需订单多为‘小批量、多品种’，如何做好生产的适应性调整？管理人员、销售人员都已适应外销模式，如何快速切换到内销模式？国际市场恢复以后，是继续做内销还是再转回外贸？这些都是企业要实际面对的问题”。

在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长邢毓静看来，要让“出口转内销”从愿景成为现实，需要宏、微观层面共同发力。她认为，“外贸企业出于品牌、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不想转、不敢转、不愿转的情况在一定程度存在。这就要求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场机制方面，都应该以更加优质的政府服务和市场引导，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在税制衔接方面，就需要财税、海关、商务等部门共同研究破题，使外贸企业能在国内市场轻装上阵。此外，出口转内销也需要平台支撑，地方政府可以考虑以城市为平台，以获取更好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图2 纺织业、化纤业产能利用率

图3 纺织业、化纤业和服装业投资额累计同比

除了短期内找出路，此次疫情也促使那些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企业对未来的中长期发展有了更多思考。从全球产业链格局来看，企业普遍认为，疫情难改我国完整产业链的优势，对我国外贸中长期发展均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不少企业也感受到了疫情加速行业洗牌的压力。徐明所在的企业过去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在此次疫情中遭受了客户取消订单的切肤之痛，因此打算在疫情过后，有步骤地开发欧洲等国的市场。一些习惯做纺织制造的企业计划通过加强设计、打造品牌等方式，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迈进。而一些早年已在东南亚设厂的纺织企业，则打算继续优化国内外产能布局，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和国外的生产要素优势，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

02 纵横发力 逆势求突围

“上游原材料的供货和下游订单需求都受到了影响，我们预计一季度的海外营收同比下降约30%，二季度降幅预计与一季度持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佳”）资金结算中心总经理郭琴告诉记者。在消费电子产品端，康佳主要从事彩电、白电、手机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外疫情蔓延后，康佳明显感受到了产业链上的压力：一方面，受境外疫情扩散的影响，境外彩电芯片供应商的产出量下降，芯片价格上涨，由此影响康佳的生产进度和下游客户的订单交付；另一方面，受海外疫情影响，康佳消费电子产品的海外市场订单量下滑。与此同时，海外新拓业务受阻，重返美国市场的计划因疫情被打乱，埃及、欧洲、印度等地的业务拓展也不得不放缓。

在海外订单压力方面，康佳所面临的挑战并非个例。在国外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不少家电企业的出口都迎来考验（见图4）。华泰证券在研报中分析指出，一季度疫情对家电行业的影响更集中于内销，二季度外销占比较高的企业或将受海外疫情扩散的影响而面临出口出货压力。如何统筹布局，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的冲击，成为康佳等同时布局内外销市场的家电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图4 洗衣机、空调、冰箱出口金额累计同比

“疫情使我们出货速度下降，库存资金占压增加。为尽可能地降低流动性压力，严控各项费用、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以及再融资，将是康佳今年的工作重点。” 郭琴介绍道，“同时我们也会做好境外交易的风险把控，包括确保海外的回款、提前预判原材料的价格，对原材料进行适当的备货，以及拓宽原材料供应商资源等。”然而，仅靠“节流”并不足以隔绝疫情的风险。如何逆势突围？康佳的思路是发掘更多增长点，一方面借助自身的电子产业根基，积极拓展新业务，开展电子耳温枪等防疫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优化销售渠道，将销售向线上渠道、向国内市场倾斜。

“国内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传统的线下销售渠道都受到了影响。相应地，我们对线下渠道做了一些优化，精简了一些门店，同时加大了对线上渠道的建设力度，加大线上的促销推广力度，同时还将一些高毛利的产品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推出来。”郭琴介绍道。不仅是康佳，加大线上渠道投入已成为众多家电企业的共识。而从数据看，这一举措成效明显。华创证券在其研报中指出，在前期受疫情抑制的需求逐步释放以及家电产品消费升级趋势有望延续等因素的作用下，4月家电板块整体线上表现改善明显，小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产品在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均同比显著增长。

除此之外，康佳持续进行的集团战略转型，也支撑着其当下的发展。作为曾经的国内彩电行业龙头，康佳一度因彩电行业激烈的“价格战”竞争而陷入业绩持续亏损的困境。2018年开始，康佳完成对新飞电器的收购，借此进一步做大做强白电业务；同年开始战略转型，制定了“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战略，布局环保、半导体等多条赛道。在郭琴看来，在此次疫情冲击中，园区投资、环保业务等受疫情影响较小的项目，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稳定了营收；但更重要的是，中长期来看，依托于持续实施的转型战略，康佳有望不断积累竞争优势，为最终实现转型升级打下基础。“我们并不把自身定位于纯粹的消费电子类企业，而更倾向于是一个科技平台公司。”郭琴表示，“比如，对于家电产品所需要的芯片，我们也在进行相应的研发投入，但资金投入量会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更多的政策和提供资金支持，为像我们一样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企业注入更多底气。”

与康佳“多点开花”不同，面对疫情冲击，嘉兴市锋捷贸易有限公司（下称“锋捷贸易”）的策略是继续深耕主营业务。该公司主要生产螺丝、螺栓和垫片等各类标准紧固件，100%对外出口，欧美市场占比约80%。在复工复产初期，企业几乎每天都会被客户催着发货，但很快，情况便急转直下。“欧美客户因为当地的隔离政策，很难开展销售活动，一些在手订单被延迟，企业应收账款的账期也有所延长。” 锋捷贸易总经理俞丰明表示。

“船小好调头，船大好顶浪”。对于不少中小外贸企业而言，“审时度势”地转换业务领域，似乎是生存之道。但在俞丰明看来，要真正培养出抗风险的能力，靠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深耕细分领域。“目前在我们这个行业，国内大概有上万家企业，但是真正上规模的企业并不多。”俞丰明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抵抗不确定性的最好方法，是做精做强自身的专业领域，不断巩固和扩大优势，这样即便遇到特殊时期，也能靠着自身的积累扛过去。”

疫情暴发以来，与一些企业焦灼于海外疫情防控形势不同，锋捷贸易尽量排除短期形势的扰动，继续强化自身在专业领域的优势，为疫情后的业务拓展开辟更大空间。“我们做了次逆向突围的尝试。”俞丰明说。公司并没有简单地做减法，而是梳理和分析了企业成立二十年来的生产、销售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今年产品的需求做了预判，提前备出部分库存，一旦客户有急单需求，便能在最快时间内交货，从而提升客户的粘性。“做出这个决策，前提是要熟悉行业、熟悉企业。”俞丰明分析道，“我们企业的产品主要是标准类紧固件。这类产品通用性比较强，市场需求量大，从过往多年的数据看，即便这个客户不要，那个客户也许就会要，平均下来就能算出一个大致的需求。”与此同时，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和投资计划也未因疫情而放缓，均在有条不紊地执行。“目前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客户能在五月底之前复工来进行的。虽然资金链会有些紧，但是靠着这么多年来的自有资金积累，还是可以减轻一部分压力的。但如果欧美疫情持续到六月底，可能就会需要产业链上的所有经营者来共担风险，也可能需要银行对我们提供贷款展期等支持。”俞丰明谈到。

下一步，锋捷贸易的想法是将生产从现有标准类紧固件逐步拓展至具有更高附加值的非标准类紧固件。“目前国内紧固件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但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高附加值的非标准类紧固件生产仍掌握在欧美国家和日本手中，行业由‘量’向‘质’的转变势在必行。”俞丰明表示，“而要完成这个转变，不仅需要企业的投入，也需要国家提供坚实后盾，大力支持国产装备制造的升级；同时要培育一批高端产业工人，让我们这些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

03 拥抱数字化跨境电商“小阳春”

2020春天，网络热搜有个关键词就是直播带货。“从优化线下销售渠道到转战线上销售、直播卖货，康佳顺应了疫情下的这股热潮。”郭琴说道，“线上销售进展让我们看到希望”。疫情期间，康佳旗下高端产品在网上销售表现出不错的潜质。除了康佳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众多中小微外贸企业也抓牢线上交易机会。“目前，我们车间工人已经由高峰期的100人裁减到十余人，不过电商事业板块我们却增加了人数，从之前的8个人调整为20人。”深圳某实景监控设备外贸公司负责人李平对记者说。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该公司力推电商模式，目前电商模式的销售额已占据公司80%的营收。

“过去十年，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电子商务和大数据蓬勃发展，以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显示出更强的适应性。”王海峰说道。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五年时间，跨境电商业务蓬勃发展、高速成长（见图5）。2020年一季度，相对我国进出口同比大幅下降，跨境电商平台的进出口却增长了34.7%。

图5 2015至2019年中国海关验放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

“疫情给跨境电商同样带来订单下滑、包裹运输滞留、货物交付困难等负面影响，但是，疫情对外贸行业带来的最本质的影响是，原先买张机票，坐下来洽谈的传统外贸工作方式戛然而止；而数字化则正在外贸领域加速渗透。这是疫情给跨境电商带来的核心正向变化”。在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一达通”）总经理兼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张阔看来，疫情只是短期影响了跨境电商的发展，长远看，疫情则给跨境电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阿里巴巴国际端的数据显示，随着国外疫情的蔓延，一季度国外需求短暂下滑之后，在疫情及相关类需求的推动下，需求反而回升，整体活跃买家维持在53%的高增速，其中疫情类的活跃买家3月同比增速为942%。进入4月份，随着国内商家逐步复工、物流体系逐步恢复，跨境交易履约状况不断好转，当月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交易总额同比增长86.3%。

正是基于对大势的判断，4月7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重启“春雷计划”，阿里巴巴国际站推出了针对20万中小外贸企业持续5个月的扶持措施。与2008年金融危机启动的春雷计划不同，此时跨境电商平台能够为广大中小外贸企业提供的帮扶，不仅是会员费率的下调，而且可借助电商平台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长足进步全面助力外贸企业在线上交易。“作为跨境交易平台，我们会利用技术对线上交易进一步做好分层、分场景匹配，让不同需求的买家和不同特质货品的供应商能够门当户对地匹配；其次，进一步打通和优化线上履约环节，包括货源、报关、物流、支付、退税等一系列交易环节的完善。”张阔说道。

作为外贸新业态，近几年跨境电商配套规制建设不断发展；但面对蓬勃兴盛的市场势头，不少电商平台仍会感到相关政策的掣肘。“当前我国海关、税务、外管等政策主要是围绕传统外贸方式而开展工作；而现实是，外贸的新业态在出口退税、海外仓认定、授信体系建立等方面，跟传统外贸有着明显的差异。”世佰跑（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世佰跑”）相关负责人江海（化名）说道。世佰跑是一家主营汽车零部件的跨境电商平台，在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多地自建海外仓，2019年公司总部由广东迁至武汉。

<<< 过去十年，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电子商务和大数据蓬勃发展，以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显示出更强的适应性。

“之所以来到武汉，是为了进一步下沉市场，靠近货源地，加强分销平台建设。”江海谈到。但处于武汉的地理位置，为了控制货品出关成本，中间会有一定周转。世佰跑面临的报关程序复杂、流程冗长，出口退税工作成本较高。此外，在银行授信方面，针对跨境电商的融资授信体系不够成熟。“相对我们业务的高速发展，信用体系建设则不够完善，针对传统外贸方式的贸易融资产品不太适用我们公司，而发展初期的我们又急需融资支持。”江海谈及。

对此，张阔也表示，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确实需要政策创新支持。一直以来，一达通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平台与外管、海关、税务等政府部门的合作，目前已经在数据共享层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纸质单据电子化工作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但仍局限在小范围内”。张阔表示，未来深圳发展为自由贸易港，作为外贸电商平台希望借助技术发展、监管的创新突破，能够为广大中小外贸企业提供更加便捷、实时的在线服务。就外汇管理而言，张阔认为，“跨境电商平台在为广大中小买家提供担保交易时，希望原来外汇管理中的‘谁出口谁收汇'有可以调整的空间”。他指出，在实际的跨境贸易中，尤其是广大的中小买卖双方，在跨境交易中是需要线上担保来支持双方交易的；而目前“谁出口谁收汇”的要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中小买家跨境交易的达成。

对于江海来说，完成对海外仓自建的认定工作，是公司的当务之急。“疫情发生之后，由于身处武汉，公司几近瘫痪，我的头发都白了一半。为了存储汽车零部件，我们自建有海外仓。按照政府规定，自建海外仓是有补贴的，而如何认定海外仓是自建的，则有待明确。”江海表示，在目前的形势下，相关政策补贴若能及时落地，不啻于“雪中送炭”。

“一方面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需要监管侧拥抱外贸发展的新形势，勇于政策创新；另一方面，就普惠外贸中小企业而言，电商平台得益于技术优势与技术透明度，可以将国家的普惠政策通过平台无差别地滴灌到中小外贸企业中。”张阔说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跨境电商方式购买中国产品。跨境电商有助于推动我国外贸向纵深发展，更直接地对接终端消费者，促进中国产品影响力的提升。

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出相关举措：首先是推动传统企业触网上线，指导综试区建设跨境电商线下园区，实现产业集聚、主体集群、功能集成；其次，发挥国际性平台的作用，继续支持各类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与国际性电商平台的合作，实现共同的发展。

“疫情让人们加速认识到未来20年甚至50年社会将向数字化、互联网化发展演变。疫情让互联网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设施，而非目前的可选设施。企业必须要进行数字化升级，才能拥抱数字化经济时代。”张阔对于数字化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04 防疫、新基建特殊行业迎来风口

疫情并非给所有行业都带来了显著冲击，个别行业甚至获得了难得的机遇，快速上升。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两大原料药生产基地，是全球医药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疫情得到控制，迅速恢复生产供应的同时，印度却因封国的影响，生产厂家普遍停产和减产，造成原来印度药厂的客户，尤其是欧盟和南美地区国家的客户，出于保证供应链稳定的考虑，也开始采购我们的产品。”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海药业”）财务总监张美向记者透露。

华海药业的原料药出口，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精神科和抗病毒等慢性病领域，并不是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非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的出口情况。受物流运输困难等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非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实际出口量较2019年有所下滑；但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复工达产的推进，非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也迎来了出口利好，海外竞争厂商受疫情波及给国内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

而疫情对治疗新冠肺炎相关原料药的出口拉动作用更加明显。“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原料药生产国，2020年一季度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出口量实现了逆势增长。”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在4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2020年一季度原料药的出口情况。根据工信部的公开资料，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中，如维生素C，我国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90%以上，其2020年一季度产量与2019年基本持平，出口同比增长了10%左右；又如解热镇痛药扑热息痛，国内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2020年一季度产量同比增加20%，出口量增长30%。

而防护用品的生产和出口，则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预计2020年二季度与全年的出口较2019年同期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虽然目前海外的医疗系统对公司小部分零售类产品与小部分外科类产品需求会有小幅下降，但对感染防护类、医院用基础耗材类产品的需求则大幅上升，尤其口罩等防护产品供不应求。”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奥美医疗”）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在国内疫情形势严峻时期，奥美医疗作为湖北省重点保供企业，通过取消休假、改进生产方案等方式来保障供应。因此在全球疫情进入下半场，我国疫情得以控制而海外疫情蔓延时，企业可以迅速调节，将国内防护用品的供应能力输出到海外市场。

除了医疗用品公司，疫情期间，也有不少企业做起了生产疫情防护用品的副业。得益于在出口汽车零部件时附赠口罩和手套，世佰跑疫情之前就具备防护口罩出口资格。疫情发生后，江海和合伙人果断拉起一条防护口罩生产线，在攻克原料、设备、招工等难题后，搭上了生产防护用品的快车。“幸好有这条口罩生产线，它支撑着世佰跑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江海说道。

从短期来看，疫情利好医疗行业出口。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撰文指出，中国和海外各国的疫情之间存在至少1—2个月的时间差，给已经获批出口的国内医疗行业企业带来了很好的市场机遇。现阶段，中国医疗行业出口的产品主要为上文谈及的原料药、医疗器械产品等。

除了医疗领域，AI、云计算等高新技术行业也在此次全球抗疫中展露技术优势，带动了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从长期来看，5G、AI或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支点。

“小智”是疫情期间进驻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新“员工”，负责进行院内测温巡检。为应对疫情，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优必选”）研发了多种类型的防疫机器人。因这种机器人具有替代人工、避免交叉感染等效果，在国内抗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出口至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多个国家。

“实际上，这次新冠疫情对全世界做了一次人工智能机器行业的普及教育，为行业推广产品、拓宽市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非常看好”。据优必选首席财务官兼高级副总裁张钜的介绍，疫情虽然推迟了公司国际业务的拓展，但仅仅是递延，并不会影响到公司全年的表现。

对高新技术产业持乐观态度的还有湖北某光纤光缆制造企业。该光纤光缆企业负责人刘颖（化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5G产业的潜力以及未来全球对5G产品的需求充满信心：“4G时代带来的变革主要是对个人用户，5G时代的变革则会发生在行业。技术的应用场景会发生很大变化，对整个通信行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如果牢牢抓住了国内5G的发展机会，国内5G应用落地也会推升日后海外市场对5G产品的需求。”

疫情之下，该光纤光缆企业也面临着海外订单萎缩的挑战。对此，企业除了通过人员派遣、丰富产品结构来保持海外渠道、尽可能争取海外订单外，还加强了国内业务，重点是把握5G的发展机会，以便在日后国际市场对5G相关产品和服务产生大量需求时，可以运用国内业务的经验抢占先机。“目前，中国的光纤到户走在了世界前面。在中国光纤到户进入建设尾声时，欧洲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才陆续释放出需求。一个新的产品先在中国应用得当，有了海量的用户体验做积累，那么日后我们在海外推广的产品方案会更加成熟，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中就会具有极大的优势。”刘颖对公司今后的发展信心满满。

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企业也表达了对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在推动以5G、AI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时，企业希望政府可以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在有良好产业发展基础的区域内，引导重点企业开展标杆示范项目建设，推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同时，企业也希望在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之外，政府能加强对新技术产品应用端的支持。“如果政府采购向新业态产品倾斜，可以帮助企业进一步完善产品的设计、丰富产品的应用场景，真正起到为企业‘带货’的效果。”张钜说道。

05 多措并举金融支持助力企业突围

如何共渡难关，不仅需要企业自身摸索，也有赖于政策的有力支持。内外共同发力，方能找到应对危机的最优解。对此，浙江、湖北和深圳当地的人民银行、外汇局结合区域经济特征和企业实际诉求，从缓解企业流动性压力和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流动性压力一度是外贸企业在疫情下面临的突出问题。无论是疫情上半场的“复工复产难”，还是疫情下半场的“无工可复难”，及时获得资金输血一直是企业的迫切诉求。

浙江是民营经济和制造业大省，小微企业众多，受疫情影响和冲击较大。“为充分发挥央行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的作用，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全覆盖、拉网式摸排企业融资需求，对重点企业应贷尽贷、应贷快贷。”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殷兴山表示。他告诉记者，为提升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推动建立并督促全省金融机构加快制定并公示“三张清单”——授权清单、授信清单和尽职免责清单，以打通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百地千名行长助企业复工复产专项行动”和“首贷户拓展专项行动”，全省各级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行长带队，实地走访企业，送政策、送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扩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在外汇金融服务方面，为及时保障众多民营和中小微企业的涉外资金需求，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加强与省商务厅跨部门合作，创新开展了外贸进出口“订单+清单”专项金融服务对接，根据企业外贸订单情况精准开展金融“三服务”，已走访民营和小微外贸企业2.2万家，发放贷款1750亿元，累计开展各类外汇及跨境人民币政策培训1173场，惠及企业1.45万家次。

湖北省是此次疫情的风暴眼。3月复工复产后，当地企业迫切需要通过流动性支持来保运转、降成本。“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专班推进银企对接，开展了‘千名行长下万企’的专项活动，督促各家银行与企业百分之百开展对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副行长李斌介绍说。而为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一方面稳步推进LPR定价改革，引导利率下行，另一方面实行财政货币联动，全面实行财政贴息，并争取到多家全国性银行总行对湖北实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减点优惠。为了缓解小微企业的困境，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还引导当地金融机构对15万笔、6871亿元贷款做了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并适时调整了企业征信。

作为全球外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深圳的经济发展亦面临疫情的挑战。如何帮助企业缓解现金流的“大幅失血”？在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长邢毓静看来，关键之一在于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她向记者介绍，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依次出台三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并指导辖内地方法人银行按照“保市场主体”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要求，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中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支持，并引导辖内金融机构加快LPR在贷款定价中的应用，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随着疫情进入“下半场”，为帮助企业应对“出口转内销”过程中的难点、痛点，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也进行了相应的政策探索，“未来将进一步用好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对通过电商等平台寻找内销市场的外贸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暂遇困难但产品有销路前景的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帮助企业缓解因订单取消、库存积压导致的资金链难题，为相关外贸企业拓宽内销渠道提供资金支持”。

<<< 如何共渡难关，不仅需要企业自身摸索，也有赖于政策的有力支持。内外共同发力，方能找到应对危机的最优解。

而在疫情下，要实现“稳外资”“稳外贸”的目标，不仅需要短期的流动性支持和特殊时期的“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也需要不断提升跨境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在浙江，受国外疫情蔓延的影响，不少中小微企业的在手订单遭遇延迟或取消，导致资金链紧张。为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外汇局浙江省分局持续优化外汇金融服务。“一方面，优化外汇业务流程，实现快速付汇；另一方面，对因疫情导致出口订单受到影响、出口收汇延迟的企业，在外汇管理上给予一定的容忍度和宽限期。”殷兴山表示。与此同时，外汇局浙江省分局还深入开展“优化外汇金融服务，助推浙江外贸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号召全省金融机构减费让利，在结售汇点差、收付汇及信用证业务手续费等方面给予企业费用减免，并持续拓展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运用，推动解决中小外贸企业跨境融资难的问题。截至4月末，浙江省全省共有803家银行分支机构加入了该平台，累计已为1293家企业办理出口贸易融资11753笔、26.57亿美元，大大提高了企业贸易融资的效率。

在湖北，围绕外汇局4月推出的8条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措施，外汇局湖北省分局逐条予以落地。“截至4月25日，辖内累计办理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11笔，金额2.07亿美元。”李斌向记者介绍。同时，外汇局湖北省分局还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湖北自贸区开展外债便利化额度和一次性外债登记试点，以便利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跨境融资，并快速推动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在湖北省上线运行，目前已组织对辖内16家全国性试点银行开展培训，并为12家银行开通了该平台的试点业务。

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中承担着重要角色。2月，经外汇局批准，外汇局深圳市分局推出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灵活调整借债模式等6项跨境投融资创新和便利化外汇管理措施。4月，深圳获批开展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受净资产规模限制，在一定金额范围内借入外债。“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方面，截至目前，外汇局深圳市分局已完成企业外债管理全链条的优化和创新，企业跨境融资更加灵活和便利；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外汇局深圳市分局在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的基础上，拟将试点范围扩大至辖内服务贸易相关项目，以进一步提升企业跨境资金结算效率。”邢毓静介绍。而针对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政策诉求，邢毓静认为，此次疫情充分展现了跨境电商对生产、消费和服务方式的重塑能力，体现了跨境电商在“稳外贸”方面的重要作用，监管机构也一直在探索推进兼顾合规与促进发展的管理方式。她表示，“我们将在账户开立、收付汇、资金划转、跨境融资、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退税等环节，进一步支持跨境电商的壮大发展。”

在邢毓静看来，作为外汇管理改革的试验田，深圳在未来既要做好存量改革政策的推广落实，也要探索推进增量政策试点。“未来，我们会围绕湾区内‘金融融合与发展'‘规则联通与对接'，在符合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的情况下，支持辖内企业通过最优政策组合实现最佳整体效果”。

疫情使我国的外贸企业不得不面对危机的考验，如何化“危”为“机”，需要广大外贸企业深刻地理解所在行业的发展，精心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与核心价值，而拥抱数字经济、连接未来的风口产业，也是当前企业逆势求生的重要技能。从来没有爬过山的江海告诉记者，五一劳动节期间，他花了三个小时攀登上人生中的第一座山，“第一次登山，就跟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一样，如果不咬牙爬上去就会掉下来。但我相信，疫情终会过去，我们也一定能爬上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