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勤

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这对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来说是一次危机，是一次大考。中西方国家面对疫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防疫态度、路径和方法，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采取全民抗疫，联防联控，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冠疫情蔓延的势头基本遏止。而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却在新冠疫情蔓延关头或者指挥办事不力，或者不作为，甚至有些国家政府直接采取“群体免疫”等荒谬做法，完全背离民主、自由之真谛，弃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中，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

70多年探索实践，70多年的完善发展，70多年的砥砺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信念支撑，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已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脉之所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已成为人民权利和利益的制度“守护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安排已成为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坚强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设计已成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和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重要支撑;基层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创新使得人民民主延伸到最广泛的基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坚守人民至上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并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发展理念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抗疫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优势。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病毒侵袭面前抗疫不力，究其根源，乃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造成的。唯利是图是西方资本的固有本质，这一特性就决定了西方国家政府绝对不会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出发尽一切可能切断病毒传染的途径，以最大限度降低人民群众的感染机会;而从资本逐利的本性出发，西方资本家将会不顾疫情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强令工人复工复产。西方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制度的固有弊端又为抗击新冠疫情制造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竭其所能以最低的工资雇佣最少的工人来完成最多的工作量，雇佣劳动制度缺乏必要的工作保障和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使广大劳动者身心交瘁，难以分心抗疫。劳动保护制度的欠缺又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打通了渠道，尤其是西方雇主几乎不为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劳保和福利待遇，使得很多雇员不得不带病坚守岗位，这就为新冠肺炎的大肆传播打开了通道。

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中，彰显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 在中国最核心的治国理念中，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最核心的政治优势。这一理念的坚持和加强，关乎党和国家的根本和命脉，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巩固和发展，关乎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幸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集中统一领导的巨大政治优势，立即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迅速做出武汉“封城”的重要决定。从全局谋划疫情防控大政方针政策，到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和应对疫情变化的具体举措;从向湖北和武汉派出疫情防控中央指导组，到各地区成立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从各级主要党政领导干部亲自坐镇指挥，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挺身而出、冲锋陷阵，党的集中统一領导在疫情防控的政治优势得以充分展现，确保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要战略成果。

在政党制度上，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两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和多党轮流或联合执政的“多党制”。激烈的党争和扭曲的竞选文化必然带来民众心理认同的撕裂，导致政府的政令很难畅通，全国也很难形成一股合力。美国就是典型实行两党制的联邦制国家，其联邦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分层管理，其中各州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各自的政府机构和法律体系等。面对新冠肺炎在美国迅速扩散的局面，这种相对松散、各自为政的政治体制对于抗击疫情起到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之间的激烈党争，更加剧了疫情防控的指令不一，延缓并阻碍疫情防控的效率。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比较中，彰显了全国一盘棋的合力优势

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展现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优势。党中央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各地区各部门提高站位看问题，配合大局作谋划;湖北和武汉人民不畏艰险、顽强拼搏，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广大社区充分发挥防疫阵地功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广大医务工作者大爱无疆、救死扶伤，成为最美的天使和真正的英雄;广大科技工作者尽锐出战，产学研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药物研发、抗体制备、疫苗研究、病毒溯源工作;全国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通过捐款、捐物资、无偿献血，发起志愿服务的总动员……，中华大地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奋战画卷;同时，党中央站在法治的高度，力图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通过依法依规做好防疫工作、坚持法治思维开展工作，确保提高全面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确保了整个疫情期间社会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安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疫情笼罩时显得无能为力和低效率。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议会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当前，共和党把持着白宫和参议院，而民主党则控制着众议院。疫情在美国爆发后，两党不得不展开合作，并协同出台了防疫法案和纾困措施。但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在疫情防控面前矛盾重重、相互扯皮，三者所作出的任何表态或行动都可能受到两党竞争格局的捆绑，而自私自利的所谓政客们却利用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制度漏洞来满足各自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而丝毫不顾广大普通群众的合理诉求，从而导致疫情的进一步蔓延而看不到任何拐点的迹象。

四、主体力量的差异化比较中，彰显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显著优势

中国人民能够取得疫情防控的重要战略成果并顺利实现全国范围的复工复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疫情防控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群众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只能不断加强，绝对不能削弱。在此次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出过程中，人民群众成为最大的信心和力量。疫情发生后，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上下一心，协同抗疫，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胜利，全国逐渐实现复工复产。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夜以继日进行生产和工作，为实现决战决胜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战“疫”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显著优势。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由于独特的“民主”、“自由”理念，由于激烈的党争和扭曲的竞选文化，甚至由于某些国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维，导致社会群体和民众心理的隔阂和割裂，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出现游行示威的活动此起彼伏，出现相互抢夺医疗物资的案例屡见不鲜，出现罢工的现象声浪如潮。这些不和谐甚至混乱的现象必然导致疫情的反弹和恶化。

五、中西方军队性质的比较中，彰显了党对军队领导的突出优势

新冠疫情发生后，英雄的人民军队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使命，充分发扬英勇顽强、敢打敢拼、勇挑重担的光荣传统，投入到疫情防控的伟大洪流中，不但接管火神山医院、圆满完成医疗救助任务，而且确保了“打胜仗、零感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军队的担当和使命，充分体现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国家的军队是建筑在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基础之上，没有中国人民军队这样的担当和使命，缺乏必要的政治信仰。在疫情期间，部分西方国家的军队就因为疫情处置不当而出现战斗力下降和群体性抗命行为。如美国海军就出现因各自的防疫分歧而引发内讧，引起重大的舆论风波。

六、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的不同态度比较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优势

当前，西方国家已经成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灾区，防止疫情蔓延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课题。“讓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这是中国领导人面对全球疫情蔓延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与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会谈会见、连续开展“电话外交”、向多个国家致慰问电，提出重要举措。开展联防联控，完善全球卫生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抵御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战疫”方案;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防疫合作，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这是中国面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加强信息和经验交流共享，加强科研攻关合作，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完善全球卫生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稳市场，保增长，保民生，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这是中国向世界“防疫”开出的药方。在“战疫”的艰难时刻，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向世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目前，中国已向意大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非洲等地派遣了医疗专家组，并带去了医疗物资，同时还同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享了抗疫经验，这是负责人大国所展现的大国担当，这是中国人民向世人展现的大爱无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西方国家的虚伪性和狭隘性暴露无遗。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枉顾国际道义和责任，不仅没有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反而拼命“甩锅中国”，抛出所谓“中国病毒论”“中国赔偿论”“中国隐瞒论”“口罩外交论”等极端错误的论调，美国甚至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破坏整个国际合作抗疫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