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兵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瑞环同志在自己的文集里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省神农架地区有很多野猪横行，赶也赶不走。有人想了个办法，把狮子、老虎等猛兽的声音录下来，然后支起杆子用大喇叭放出来。一开始，野猪还真害怕，立刻就被吓跑了。而过了一段时间，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恐怖声音，没有现实危险。后来，野猪甚至把支撑喇叭的杆子都给拱倒了。由此，村民们感慨：“玩虚的不行啊！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

“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是关键。”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同时，针对当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对于普通党员干部来讲，空谈已为害不浅；而对于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来说，空谈则更误国害民。

魏晋时期，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西晋大臣王衍因为才华横溢、容貌俊雅，聪明敏锐如神人，因此声誉极大。王衍别无所长，唯好清谈。他的谈论精辟透彻，神态从容潇洒，又精通玄理，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事。倘若他发现所说的道理或有不妥，就立即予以更改，且能自圆其说。虽然王衍经常“信口雌黄”，但还是为世人所倾慕。尤其是那些想要为官从政的青年士子，纷纷仰慕并仿效他的行为。清谈逐渐蔓延为当时世间的一种风气。

然而，西晋末年，眼看天下将要大乱，王衍位高权重，却“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这也难怪王衍去世几十年以后，东晋臣子桓温北伐时仍在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简言之，桓温这番话就是在批评王衍等人没有什么功绩，遇事逃避责任，只知道清谈和自保，对于“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书圣”王羲之亦评价王衍：“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对于此类清谈，鲁迅先生也说：“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

放眼古今，两军对垒，空谈贻误战机；治国理政，空谈劳民伤财……倘空谈成风，害莫大焉。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越发注重求真务实，并卓有成效。然而，有些地方或部门却痼疾难除，依旧将方针政策停留在口号上、文件里，反倒是对党和国家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事情，我行我素、屡禁不止……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实干。无论面对急难险重的艰巨任务还是面对意外突发的棘手难题，只有直面挑战、主动作为，才可能寻根溯源、妥善处理。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期、攻坚期，党员干部务必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唯有如此，才能动真碰硬、攻坚克难，不负韶华、不负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