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761年开始，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陆续发表了三世纪凯尔特传奇吟游诗人奥西恩（Ossian）诗歌的译作，译作的问世在欧洲引起轰动，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对推进浪漫主义运动和盖尔语复兴运动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然而，其作品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学术界质疑。当代评论家就其真实性的讨论形成了很大的分歧，但后来达成的共识是麦克弗森根据他收集到的古老民间故事的片段而编创了这些诗歌。奥希恩是被“虚构”出来的，但是麦克弗森对盖尔人（苏格兰人的祖先）神话故事的“再创造”唤醒了苏格兰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思考是真实的，且影响深远。

【关键词】麦克弗森  奥希恩  苏格兰  民族意识

一、麦克弗森笔下的奥希恩诗歌

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以下简称麦克弗森）是一位苏格兰诗人、学者和作家。1761年，麦克弗森宣称他发现了由公元三世纪的吟游诗人奥西恩用盖尔语写作的主题为芬戈尔（Fingal）的史诗，当年的12月份，他便发表了奥希恩的《芬戈尔》、《芬戈尔之子》等诗歌译作。之后，麦克弗森分别在1763年和1765年发表了《特莫拉（Temora）》和《奥希恩作品集（The Works of Ossian）》。奥西恩的原型是欧辛（Oisín），他是芬恩（Finn）或者芬恩·麦克库姆海尔（Fionn mac Cumhaill）之子，其英语化的名字是芬恩·麦库尔（Finn McCool），爱尔兰神话中的一位传奇诗人。麦克弗森笔下的奥西恩描绘了该地区最早的一些居民，也就是后来的苏格兰人。这些远古居民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表现出同样高尚的品德和强烈的荣誉感，并不是外界一直误认为的粗鲁野蛮形象。奥希恩的诗歌还改变了英格兰人对高地人长久以来的偏见，把高地人从卡洛登（Culoden）的凶猛战士变成了一个道德高尚和性情温厚的邻居。奥西恩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远古与本土的混合，融合了苏格兰人祖先的荣誉、勇气和英雄气概。人们希望，这些优秀品质的融合会被现代苏格兰人传承下去，正如希腊人从他们古代民族英雄的寓言中得到启发一样。奥希恩的诗歌以盲人的悲叹为特征，记录了一个曾经光荣伟大但现在已经消失的社会，同时也为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人敲响了警钟：回归苏格兰人祖先的美德，否则会逐渐被周围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趋势所吞没。

麦克弗森的追随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他的发现真实可信，那么古代苏格兰就有理由让后人为自其优越的民族性而自豪，因为他们的祖先创作了一部可以与《伊利亚特》相媲美的史诗，以及一位可以与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相提并论的原始而神秘的吟游诗人奥希恩。事实上，也许奥西恩的作品与荷马的史诗风格有太多内在的相似之处，而且其作品与维吉尔（Virgil）和弥尔顿（Milton）的史诗范式亦有诸多相似的痕迹。然而，奥希恩的诗歌充满了温暖的人文关怀，与流行于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式的文学风格相映成趣。奥西恩诗歌中非比寻常的韵律与强烈的情感，在整个欧洲的许多读者和听众心中产生了共鸣。这种遍及全欧洲的奥希恩风潮在最初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萌芽中被证明是有深远影响的。拿破仑对奥希恩的诗歌非常欣赏，普遍的奥希恩崇拜也为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兴民族主义提供了非古典的北方模型。

学者们还发现麦克弗森作为启蒙运动时代大量阅读经典的人，其作品中蕴含着多重主题与远古的浪漫主义语境。菲奥娜·J·斯塔福德（Fiona Stafford）在其著作中阐明了阿伯丁启蒙运动（Aberdonian Enlightenment）对麦克弗森史诗创作的影响。与此类似，约瑟夫·比斯文（Josef Bysveen）认为，麦克弗森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使用的猜想探究技巧，运用到他所发现的诗歌片段上，从而重新构建了一部猜想式的史诗。沃马克（Womack）支持“开明”的麦克弗森的观点，他认为奥西恩对英雄社会消亡的哀叹中蕴含着一种历史变迁的意识。这种效果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或反对变革;相反，是对公民社会历史的当代认识将会增强的渴望。伊恩·海伍德（Ian Haywood）认为，麦克弗森成就的基础是在文学形式和历史证据之间找到了一种新的敏感性，其他学者如玛格丽特·玛丽·鲁贝尔（Magaret Mary Rubel）和基尔斯蒂·西蒙苏里（Kirsti Simonsuuri）也注意到荷马和希伯来学术的发展对麦克弗森史诗观念的影响。

奥希恩诗歌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开始展开，并在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概念和民族文学的地位方面重新定位。克莱尔·奥哈洛伦（Clare OHalloran）从十八世纪苏格兰和爱尔兰古文物文化的激烈爱国辩论中发现，辩论对奥希恩文学的地位给出了令人振奋的解释。学者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让人们注意到，在苏格兰民兵运动时期，作为民族美德载体的奥希恩诗歌的道德和政治意义。

二、關于奥希恩诗歌真实性的争论

围绕着麦克弗森的奥希恩诗歌真伪的争论——从1761年《芬格尔（Fingal）》的出版开始到今天，对麦克弗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所谓的盖尔诗歌的真实性和作者动机上的争论，但是其真正的性质——诗歌的真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休·布莱尔（Hugh Blair）在他的《关于奥西恩诗歌真实性（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oems of Ossian）》的论文中证明了奥西恩诗歌存在的真实性。其他一些学者，尤其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以及大卫？休谟（David Hume），都提出了有力的论据，质疑其真实性。无论如何，目前所关心的问题焦点与奥希恩诗歌的真实性问题几乎没有关系。麦克弗森的“翻译”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伪造，仍然可以成为整个苏格兰民族的寓言，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团结的苏格兰民族共同体。正如亚当·弗格森（Ferguson）对希腊神话的评价，它的价值不在于确实记录事实的权威，而在于它捕捉一个民族精神的能力。奥希恩的诗歌作为民族精神的刺激物，其价值不在于真实性，而在于价值的可信性。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它是否能激起苏格兰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并不包括“民族对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发明了不存在的民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采用了这一前提，试图解释围绕着“民族的产生”和民族主义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悖论。安德森认为诞生于18世纪的现代民族与可信的虚构联系要比历史事实更加紧密。从他对民族的定义上来看，民族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它的社会和历史是无法客观核实的，因为民族不属于物质、有形和客观的范畴。民族是足够真实的，但它的现实脱胎于社会，正如休谟所言，民族是由习俗、习惯和想象产生的。

麦克弗森给苏格兰人，包括高地人和低地人，提供了一个本民族自我感觉良好的机会。他把当时人们所歧视的苏格兰的落后和野蛮浪漫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把这种野蛮行为重新塑造成尚武的英勇，把落后的状态当作一种高尚的斯多葛主义。正如休·布莱尔（Hugh Blair）在他的论文中所解释的关于奥西恩诗歌中芬戈尔之子的古老性。奥西恩笔下的英雄，和平时贤德，战争时勇猛，行动时高尚，精神时宽厚，体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精神。麦克弗森在《特莫拉（Temora）》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反对奥希恩诗歌中所描绘的古代苏格兰人的野蛮行径。“他们很早就从希腊和罗马作家那里吸收了他们所推崇的高尚风度的思想”麦克弗森认为“几乎从来没有胆量允许任何一个古代民族享有人格的尊严。”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错误百出。麦克弗森认为，高贵和美德并不独属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这些品质同时也属于许多被人们认为的野蛮民族。麦克弗森认为：“在我们称之为野蛮的时代，心智的高尚从来不会迸发出比这更自由、更无拘无束的激情。这种无规律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些野蛮人所称的男子汉气概的追求，对一种在文明时代还不为人知的精神力量是极为有利的。”此外，18世纪关于公民社会进步的概念证实了麦克弗森的说法。在社会的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是亲属关系和家庭关系，这导致奥西恩的英雄人物所表现出的无私和高尚的品质。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中间阶段，介于第一阶段的家族秩序和第三阶段的更文明的社会秩序之间，而第三阶段才是真正“完全野蛮和无知的区域”。

对奥赛斯派诗歌真实性的怀疑，麦克弗森认为是无知或偏见的产物。由于高地崎岖不平的地形，除了意志最坚定的旅行者外，几乎没有人了解高地文化的真正本质，而麦克弗森认为，这种文化与奥西恩诗歌中所描述的仍有相似之处。另一些人，仅仅是出于对不列颠最北端居民的某种非自然的厌恶，决心只相信最坏的情况。

三、“虚构”的奥希恩与被唤醒的苏格兰意识

当然，早在十八世纪以前，苏格兰人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到了18世纪50年代，由于针对联合王国的詹姆士党人起义及苏格兰其他军事行动的失败，这种民族意识受到了严重的攻击。联合王国对苏格兰的宗教和社会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这让任何一个停下来思考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地位的苏格兰人都感到不安。然而，这并不是苏格兰人在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后时代寻找某种形式定义的唯一困难。当考虑到苏格兰在18世纪的欧洲地位时，英格兰人以及国际上对联合之后的苏格兰的态度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对苏格兰落后和野蛮的偏见充斥着十八世纪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话语。这一点在受过教育、富有洞察力的苏格兰人（如休谟和罗伯逊）的著作中，与在其他英格兰批评家的著作中一样明显。克雷格贝弗里奇（Craig Beveridge）和罗纳德·特恩布尔（Ronald Turnbull）在他们的《苏格兰文化的衰落：下位主义和知识分子（The Eclipse of Scottish Culture： Inferiorism and Intellectuals）》一书中，虽然主要关注20世纪对苏格兰历史的分析，但他们发现了不可否认的、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苏格蘭下位主义话语的证据。他们指出这破坏了苏格兰民族的信心和独立，苏格兰在反对英格兰的过程中一直被描绘成负面的，通过一套相反的形容词系统来说明英格兰的强大和苏格兰的孱弱。“黑暗的”、“落后的”、“狂热的”、“野蛮的”等词一直被用来描述苏格兰的情况，而“开明的”、“先进的”、“合理的”和“文明的”则被用来描述英格兰人。

采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次等化”概念——法农描述了发达国家试图在第三世界获得外部控制的过程——贝弗里奇和特恩布尔试图用它来更好地理解他们认为的苏格兰的“自卑情结”。法农认为，与殖民者相比，“每一次努力都是为了被殖民者承认其文化的低劣”。通过不断贬低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方式、道德和礼仪来实现殖民者的优越感。殖民者创造的各式各样的知识在迫使殖民地承认自卑感和依赖性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殖民地国家通过操纵殖民地人民的自卑感和依赖性来维持对殖民地的长久有效的控制。贝弗里奇和特恩布尔总结道：“当被殖民者内化殖民者所传播的当地文化的价值，承认大都市方式的优越性时，这种次级化（inferiorization）战略是完全成功的。”贝弗里奇和特恩布尔用法农研究非洲问题的方式，提出了一个解释苏格兰的独特视角。根据他们的解释，苏格兰人自联合王国成立之前，就一直受到对其历史、习俗和习俗的负面看法的侵扰，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开始内化这些歧视的观点。贝弗里奇和特恩布尔认为，他们所认为的18世纪苏格兰知识分子的“同化主义”观点与20世纪自卑的态度“有相似之处”。特恩布尔和贝弗里奇将联合前知识分子把苏格兰描述为野蛮、落后和狂热的等贬义词汇单独列出来，构成了“下位”词汇中的关键概念。尽管贝弗里奇和特恩布尔并不认为十八世纪的苏格兰知识分子“给苏格兰社会和文化带来了严重的信心打击”，他们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强大的苏格兰民族身份认同所面临的生存问题。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格兰人如此狂热地接受麦克弗森“创造”出来的奥西恩。

但是，在奥希恩的语境下，这样一种民族精神的重建并不需要联合王国的解体。尽管麦克弗森笔下的英雄们无疑是在模仿苏格兰高地人，但其作品的远古背景据说是在任何现代民族国家疆界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了，这使得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问题变得毫无意义。然而，这并没有削弱诗歌对苏格兰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即麦克弗森所呈现的奥希恩诗歌本质上是不列颠式的。正如利斯·戴维斯（Leith Davis）所说，奥西恩的模棱两可是取悦所有人的工具。“奥希恩的诗，”戴维斯解释道，“是一种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赝品;他们为高地人、低地人和英格兰人建立了共同的身份认同。”

奥西恩笔下的英雄人物摆脱了严格定义的局限，部分原因在于他记录了在现代民族最早形式出现之前的一个时期。这抓住了读者的想象力，也许还抓住了他们想要相信的愿望，他们有能力成为不列颠群岛所有居民的祖先，无论他们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还是威尔士人。麦克弗森的译作暗示了“不列颠各组成民族间的一种原始同质性，”并提供了一个“不列颠帝国的建立神话，它植根于不列颠本土”，而不是“欧洲大陆土壤”。麦克弗森笔下的奥希恩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苏格兰民族文化的先锋，为唤醒苏格兰民族意识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焦点。

参考文献：

[1]Clare OHalloran， Irish Recreations of the GaelicPast： the Challenge of Macpherson's Ossian[J].Past& Present， August， 1989， Issue 124， pp.70-2.

[2]Fiona J. Stafford， The Sublime Savage， A Study ofJames Macpherson and the Poems of Ossian[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8.

[3]Josef Bysveen， Epic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James Macphersons Fingal[M].Uppsala： UbsaliensisS.Academiae， 1982.

[4]Peter Womack， Improvement and Romance：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Highlands[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1989.

[5]Ian Haywood， The Making of History： AStudy of the Literary Forgeries ofJames Macpherson and Thomas Chatterton in Relation to Eighteenth-Century Ideas of History and Fiction[M].   Cranbur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87.

[6]Margaret Mary Rubel， Savage and Barbarian： Historical Attitudes in the Criticism of Homer and Ossian in Britain，    1760-1800，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1978;    Kirsti Simonsuuri， Homer's Original Genius： Eighteenth-   Century Notions of the Early Greek Epic[M]. 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9.

[7]Clare OHalloran， Golden Age and Barbarous Nations： Antiquarian Debat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Ireland[M].c.   1750-1800， Cork：Cork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3-252.

[8]Richard B.Sher， 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Moderate Literati of Edinburgh[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42-61.

[9]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 f Civil Society，  ed.Fania Oz-Salzberg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p. 76-77.

[10]Emest Gellner， as quoted in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1991， pp.6.

作者簡介：吴海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民族。